【400万伊拉克人大逃亡】煎饼人大逃亡
发布时间:2020-03-14 来源: 幽默笑话 点击:
联合国难民署的资料显示,目前伊拉克共有近400万难民,其中逃到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伊朗等邻国的难民多达200万人,还有约19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伊拉克难民危机正在加剧。4月17日~18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主持的联合国伊拉克难民问题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就增加对伊拉克难民的援助和减轻伊拉克难民给邻国造成的负担达成共识。
在阴暗寒冷、肮脏不堪的大院里,数百名准备申请护照的伊拉克人心神不宁地排成一条长队。一个申请人带着三个孩子已经默默地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站到了办事员面前。“请您在护照上的‘职业’一栏里帮我填上‘教授’好吗?”他小心翼翼地提出小小的要求:“要知道,我是一名英语教授。”“新版护照里根本没有‘职业’这一栏。”办事员把头埋在厚厚的申请表里,冷冷地回答道。“可是,”申请人显然有点儿着急:“我要申请去澳大利亚的签证,没有‘职业’这一栏,那边儿的人凭什么相信我是个英语教授呢?”这时,从后面传来一个年轻人的声音:“你根本用不着担心,如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给伊拉克人发签证!”
这则黑色幽默在巴格达的街头巷尾至少已经流传了四年。自从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人在迟迟得不到好转的安全局势面前,艰难地做着选择。数以百万计的人收拾好包裹,卖掉带不走的东西,含泪踏上他乡之路。大多数人把叙利亚、约旦等邻国当作落脚点,有些人则把邻国当作中转站,等着获得合法签证转投欧美,少数人则索性走上偷渡的道路。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估计,在近3000万伊拉克公民中,已经有大约200万人逃到了邻国: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中东地区最大的一股难民潮。
艾哈迈德的“劳斯莱斯”
在巴格达,阿布?艾哈迈德的生意从没有像现在这么红火。这个其貌不扬的逊尼派穆斯林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一个大包裹紧紧攥在手上。他有两部移动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毫无疑问,艾哈迈德肯定是巴格达城里最忙碌的商人。
在艾哈迈德的大包裹里,装满了“护照”、“身份证件”,还有证件照片。每天巴格达市政府只针对某个街区的居民发放一百份护照申请表。假如错过时机没有领到,可能就要再等一个月。而即使幸运地领到表格,从申请到最后拿到护照,也要等漫长的六个星期。可是打一个电话给艾哈迈德,只要一个星期就可以“办妥”。
伊拉克目前有三种护照在流通:萨达姆时期发放的旧护照,这种护照一度被新政权宣布取消,后来又允许它继续存在,但目前只有叙利亚还承认。旧政权刚垮台时发的“S”版手写护照,很容易被仿造,欧盟国家和美国如今都不再承认。新政权发放的“G”版护照,做工精细,有防伪水印,号码在电脑里都有备案,因此被戏称为护照里的“劳斯莱斯”。
不过,艾哈迈德对自己包裹里的“劳斯莱斯”也非常有信心:“我干这一行15年了,我保证你拿上这里的护照,走遍天下都没人拦。”正因为货色过硬,和艾哈迈德做生意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且他只肯照顾逊尼派穆斯林:“别人那里是600美元,我这里只要你550美元。兄弟,看在真主的份上,我只帮自己人!”
透过艾哈迈德红火的生意,折射出一个严酷的现实:伊拉克的中产阶级正试图以各种方式离开祖国。商人、工程师、科学家……走的全是精英,他们带着半辈子积蓄来到叙利亚、约旦、土耳其甚至伊朗,有能耐的可以走得更远,到欧洲或者登陆美国。
邻国涌现“小巴格达”
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走进位于郊区的某些居民点,恍如漫步在巴格达的某条大街,阿布?哈代和他的家人暂时住在某居民点里。离开巴格达以前,属于什叶派的哈代一家住在逊尼派聚居的街区,三天两头受到极端分子的威胁:“于是,我们一家决定带着所有积蓄逃命。”哈代选择了叙利亚:“我们在大马士革租了一间房子,用积蓄开了一家伊拉克口味的餐馆,至今已经一年半了。”
数以万计的像阿布?哈代一样的伊拉克中产阶级涌进叙利亚。他们带来的财富影响着叙利亚的经济生活。大马士革一家房地产公司负责人说,伊拉克人的到来,在刺激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同时,也给叙利亚人带来一些就业机会和收入。在哈代开的餐馆里,就有好几个叙利亚老乡跑堂。哈代说,他们在自己手下干了好几个月,“什么矛盾都没发生过”。
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叙利亚政府对接连涌入的伊拉克难民采取了宽容的政策。政府公开表示,只要伊拉克难民不做触犯法律的事,叙利亚绝不会把他们赶走。伊拉克难民的孩子可以像本国人一样注册上学而无需缴纳附加费用;伊拉克人到医院就诊,可以享受打折的优待。过去,难民在叙伊边境申请签证,期限只有两个星期,现在延长了一倍,到期以后还能再续三个月。过去,签证到期以后如果还想续签,难民必须离境一个月,现在缩短到几天。
于是,大批伊拉克人安心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走进大马士革郊区的伊拉克居民点,就像在自己的国家一样。难民把它们称作“小费卢杰”、“小摩苏尔”、“小纳杰夫”、“小巴比伦”,还有“小巴格达”。在居民点的大街两侧,伊拉克人开的餐馆、食品店、杂货铺一家挨着一家,甚至还有旅行社的身影。和家乡比起来,“小巴格达”不但安全,生活成本也低,哈代为此还算过一笔账:“100美元我们在这儿可以过一个多月,而在巴格达只是半个月的生活费。”这里的安逸生活让很多年轻人有了“此间乐,不思蜀”的想法。每个星期四,“小巴格达”和其他伊拉克居民点的主要大街上,都会有迎亲的车队。叙伊人家联姻成了这里的常事。通过这种婚姻,许多伊拉克年轻人获得在叙利亚的长期居住权。谁能想到,就在十年前,叙利亚和伊拉克还处在断交的紧张状态(1980年~1997年,叙伊断交长达17年)!
同样是邻国,约旦的态度和叙利亚则不一样。这个只有590万人口的小国对突然涌进的几十万难民确实为难。约旦政府担心,假如对伊拉克难民不加限制,自己国家将再次面临被异化的危险。数次中东战争已经让约旦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60%以上的约旦公民就是巴勒斯坦人当年难民的后代。
为防止难民赖在这里不走,约旦抬高签证的门槛。按照规定,只有老人和有病的难民才能获得入境签证。一个身体健康、年轻力壮的伊拉克人要申请合法入境,必须到不同部门“过五关、斩六将”。但让约旦政府无奈的是,严苛的入境政策就像千疮百孔的沙堤,境内绝大多数难民都是“非法入境者”,却又奈何不得。在伊拉克的所有邻国里,约旦接纳了75万人,逃到叙利亚的有120万人。
美国不能承认失败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有一个名叫“小西贡”的居民区,它和迈阿密的“小哈瓦那”成为伊拉克难民在美国的两大聚居区。最近两年,聚居区里日渐兴隆,是许多伊拉克人向往的乐土。
阿萨德今年刚满21岁,却是一个饱经磨难的基督徒。在教派冲突日益激烈的伊拉克,基督教信徒的日子可并不好过。2003年8月,一伙穆斯林武装闯进阿萨德家的酒铺,用枪口指着阿萨德父亲的脑袋,痛骂他是异教徒并绑架了他。几天以后,父亲回来了,遍体鳞伤,一家人决计离开这个不再安全的地方。
从伊拉克到美国,阿萨德踏上一条艰险的偷渡路。他们取道土耳其潜入希腊,从西班牙坐船来到巴西,穿过危地马拉进入墨西哥,最后混在一群拉美人里偷偷越过美墨边境。这段曲折的偷渡路,阿萨德走了一年半,白天不敢露面,夜里只敢走小路,尽量避开繁华的市井。在希腊,阿萨德的父亲被当局抓住,只能接受遣返的命运;一个堂兄则被激流卷走,至今生死不明。在美墨边境,阿萨德和其他偷渡客被美国警察逮了个正着,他抱着破釜沉舟的勇气迎了上去:“我和其他人不一样,我是伊拉克人,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在一家人道主义机构的帮助下,阿萨德被暂时安顿下来。白天,他到洗车房工作,挣些钱支付自己的食宿;晚上,他学习英语,或者到附近夜总会跳舞赚钱。星期天,他要去教堂默默地祈祷。从伊拉克到美国,阿萨德林林总总支付给各路蛇头超过一万美元的“买路钱”。他已经提出政治避难的申请,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批准。
曾几何时,美国人一年可以给申请政治避难的伊拉克人发数千份签证!自从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四年时间美国一共只对466名伊拉克人开门。签证反映的是政治问题――“独裁者”的垮台,理应给伊拉克人带来安定、和平而不是动荡。所以,承认难民,无异于承认伊拉克和平进程的失败,无异于承认反恐战争的失利。虽然迫于国会和联合国的压力,布什政府已经在今年2月宣布扩大今年接纳避难者的人数配额,着手对滞留在叙利亚、约旦、土耳其的7000名难民进行资格审核,优先考虑那些“易受攻击的人群”――比如说为美军服务的人――的入境问题。然而,假如一名伊拉克籍美军翻译官现在提出入境申请,他可能要过几年才有希望拿到签证。
美国之路不通,能不能去欧洲碰碰运气?过去三年里,向欧洲国家申请政治避难的伊拉克公民数量成倍增长,但到目前为止,只有瑞典对他们敞开大门。2006年,大约9000名申请者成功进入瑞典,这个数字占到当年向所有欧洲国家提出避难申请的总人数的40%。瑞典一名负责难民事务的官员表示,大约90%的申请都会获得批准:“即使申请人在国内没有遇到严重的人身安全问题,我们一般也不会驳回他的申请。”
但是德国的态度截然相反,它不但努力限制新的入境申请(去年只有10%的政治避难申请获得通过),还要逐渐收回上世纪90年代发出的居住许可证。这就意味着,未来三年时间中,1/3暂居德国的伊拉克人(1.8万)将会失去德国政府的政治保护。
国内街区变得越来越“纯净”
站在草草布置的“新居”里,侯赛因?阿扎伊德轻轻嘘了口气:和自己过去的住宅相比,这里简直称得上贫民窟。“新居”房间逼仄,家具破烂,房顶上还有窟窿。但是,现在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属于什叶派的侯赛因自打呱呱落地,就住在巴格达东北部一个逊尼派穆斯林聚居区。萨达姆政权倒台以后,生活发生了变化。“有一天下午,我带着儿子去市场买菜,一伙逊尼派武装冲上来,打得我们满身是血。”武装分子绑架了侯赛因的儿子,临走放出话说:“三天以后不搬出这里,一切后果自负。”2.5万美元赎回儿子,侯赛因决定赶紧搬家。这时邻居找上门来,询问他是否愿意和自己一个亲戚换房。
原来,这个邻居的亲戚属于逊尼派,居住在巴格达一个什叶派居民占优的街区。几天前,门缝下面塞进来一颗子弹,它的含意不言而喻。于是,侯赛因无奈地接受了换房的建议:“我从小在那片街区长大,那里的每条街道都能勾起我快乐的回忆。离开那儿,简直就像把一辈子的经历都埋葬掉了,想起来就叫我心痛。”
在严峻的安全形势下,迁徙的人潮在伊拉克大地上流动。中产阶级为了躲避绑架、抢劫、教派冲突、自杀式袭击……带着积蓄奔往异国他乡,他们的流失,不但让伊拉克丧失掉很大一部分物质财富,更让这个国家丧失了重建急需的宝贵人才。离开了祖国的高级知识分子终年挣扎在异国他乡,许多人为糊口卷起衣袖到餐馆干起端盘子的体力活;剩下的靠积蓄过起坐吃山空的日子。
另一股迁徙潮,来自没办法离开的居民。旧政权时不同教派混居的街区正变得越来越“纯净”。为了保护自己,避免沦为宗教极端分子手下的冤魂,大家就像侯赛因?阿扎伊德一样,纷纷搬到同派教徒聚居的街区、城市和省份。这样的迁徙,改变着伊拉克的社会结构,势必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造成某种难以估量的影响。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估计,四年里大约有190万伊拉克公民曾经奔波在国内的迁徙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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