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不纠错|美国的纠错机制

　　 　　时机显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美国大选之后、总统就职之前的１月１２日，白宫宣布：美国在伊拉克的武器核查小组已经结束使命，在美国发动伊战前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此一来，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两大理据―――萨达姆政权支持恐怖组织、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已被美国自己否定。可是让人遗憾的是，布什仍宣称他对发动伊战“不感到遗憾”。除了部分国会议员发出质疑之外，美国国内似乎也没多少人认真对待这一问题。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对布什第二任期抱有期待。
　　研究美国的学者常对美国怀有“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结。美国国内成熟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让人心生艳羡；其时常霸道粗鲁的外交政策又让人难以接受。“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道”，构成了一对张力极大的矛盾。在国内，美国人有一种不断纠错、自我改进的机制。他们逐渐纠正了对穷人、妇女、少数族裔的政治歧视；以进步主义运动纠正“镀金时代”的流弊；以保守主义纠正了６０年代“文化革命”中的道德沦丧；以新政自由主义纠正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以里根主义纠正新政自由主义……但是奇怪的是，这种纠错机制很少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出现。
　　美国内政与外交在“纠错机制”上的差异，部分地来自内政和外交问题本身的性质差异。内政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公民个人即使不具备丰富的相关知识，往往也会对一些问题持有自己的看法。如一个贫穷的黑人会支持政府的扶持政策，一个富人可能支持减税政策，一个天主教徒可能支持禁止堕胎的立法，一个同性恋者可能支持同性恋婚姻。但是，外交和国家安全问题离普通公民的距离则要远的多，也复杂得多。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不会了解有关浓缩铀的技术细节，不会了解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文明扩张的复杂心态，也不会清楚台海两岸的历史纠葛。在外交事务上决定自己的立场，常常需要丰富的资讯、必要的知识背景和相关的训练。因此，美国式民主制度的优势不在于处理外交事务，而在于内政。大约１７０年前，美国民主的伟大观察者、法国贵族托克维尔在其传世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指出，外交需要“秘密地拟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产生的结果，而这是一个个人或一个贵族所具有的素养。……从罗马人开始到今天的英国人，凡是对世界起过重大影响，拟出过、遵循过和执行过伟大计划的民族，几乎都是用贵族制度治理的”。
　　美国内政与外交在“纠错机制”上的差异，也许更大程度上来自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制度中的“多数人的暴政”问题。托克维尔不愧为先知先觉者，他在１９世纪初就已经看到，在切实的自由民主制度之下，美国其实是一个思想意识高度统一的国家。“在民主共和国里……国家的首脑已不再说，‘你得跟着我思想，否则你就别想活。’而是说，‘你是自由的，不必跟着我思想；你的生活，你的财产，你的一切，都属于你；但从今以后，你在我们当中将是一个外人。’”这一点，在美国学者阿兰?布鲁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名著《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得到了回应。在多数人集体行使统治权时，个人有空间思考，却几乎没有空间反思。美国关于内政的讨论，是在其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前提下的讨论；关于外交的讨论，是在全体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之下的讨论―――尽管这一讨论本来就由于公众相关知识的缺乏而非常有限。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背后有其深厚、科学的学理基础，相比于奠基于感情的外交讨论，关于内政的讨论当然也就更具理性意义，也更容易产生纠错功能。
　　自建国之初，美国就很幸运地拥有一批批精英之士。这些贤哲在美国社会中一直担当着“贵族”的角色，发挥一定的纠错能力。例如美国建国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出于意识形态的认同，美国民众支持法国的心情极为热烈。正是华盛顿力挽狂澜，阻止了美国人向反对法国、又是美国宿敌的英国宣战的冲动，挽救了尚在襁褓中的共和国。在２０世纪，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也是从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兴起的。然而，随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主义的重新崛起，美国多数学院派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尽管全美据说只有三名大学校长支持布什，尽管美国多数媒体表态支持克里，仍然无法阻挡以普通、保守民众为基础的布什连任。精英与民众的分裂，恐怕是阻挡当前美国外交纠错机制产生的又一个原因。
　　尽管如此，美国的基本制度中仍然有很多值得乐观之处。笔者相信美国人民的纠错能力。时候未到，钟摆还在向右摆动。我们不知它何时回摆，但希望在此之前，美国和全世界不要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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