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马兰奇与中国_我见证萨马兰奇的中国情结

　　在我国，萨马兰奇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7月13日深夜，随着“BEIJING”一词脱萨翁之口而出，无数中华儿女在同一瞬间雀跃欢呼。 　　萨翁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知名度如此之高，不仅仅因为他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奥林匹克精神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此次北京申奥成功是由国家的综合国力决定的，但就个人作用而言，有两位精英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这就是中国人何振梁和西班牙人萨马兰奇。不久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12次国际奥委会大会上，当了21年主席的萨马兰奇先生在一片褒扬声中辞职了。谁都知道，他在卸任前多年来怀有一大心愿，这就是在北京举办奥运会。虽说是一个心愿，但由于萨翁的地位和威望，其想法所能产生的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北京高票当选和萨翁心愿之间，不能没有某种不言而喻的联系。
　　
　　王幼平大使和萨马兰奇大使一见如故
　　
　　萨马兰奇对中国的友谊，在他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前就已开始形成了。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名古屋会议做出历史性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合法席位，台湾以中国台北奥委会名义参加比赛。这是我国体育界经过多年奋斗取得的光辉胜利。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艰巨复杂过程中，当时还是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萨马兰奇发挥了极为可贵的作用。他于1980年当选主席之后，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合作一帆风顺。那么，萨翁对中国20余年如一日的这份友好情怀是怎样形成的呢?
　　在萨氏心目中播下对华友谊第一粒种子的不是别人，而是我国著名将军大使、70年代末任中国驻苏联的大使王幼平。当时，萨马兰奇是西班牙驻苏大使，他们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驻莫斯科使团中最要好的一对朋友。笔者时任驻苏使馆的政务参赞，在两位外交家结交过程中，曾当过王大使的参谋，参加过他们的会见、宴请等活动。虽然事过境迁，但我对这些事情仍然记忆犹新。
　　1977年9月30日，我新任驻苏大使王幼平举行国庆招待会，西班牙驻苏大使萨马兰奇偕夫人玛丽亚应邀出席。两位大使首次见面就谈得很投机，可能是因为两人性格相近，都寡言少语，秀外慧中，诚笃待人。萨大使退席较晚，同王大使多谈了一会儿。交谈中，王大使意外获悉萨还是一位国际体育事业活动家并以担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为“副业”，于是乎萌生出一个念头：这个朋友值得深交。
　　当时，中国在世界最大、最权威的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的席位一直被台湾窃据，驱台、恢复我合法席位是国家体育工作和外交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王大使为结识了这位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而兴奋不已，并决意发展与萨的友谊，以便通过他来推动中国返奥问题的解决。王大使很快把自己的计划和建议电报国家体委和外交部。国内反应迅速，体委立即复电答复同意，并请王大使尽快开展工作。记得，在此后举行的一次全馆外交官会议上，王大使亲自部署工作，把为争取恢复我国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工作列为驻苏使馆的一项主要任务，具体说就是保持并加深与萨马兰奇的友好交往，保持与国家体委的联系，充当桥梁，起促进作用。
　　
　　萨翁的中国情结是这样形成的
　　
　　在一年半的过程中，王幼平大使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多次向萨马兰奇介绍中方关于解决台湾和中国奥委会席位问题的建议，争取萨的支持。例如，1979年国际奥委会蒙得维的亚会议前夕，王大使夫妇宴请萨大使夫妇，推心置腹地谈了中方的立场和设想。二、以拜访或宴请的形式介绍中国奥委会官员与萨进行直接接触，先后有中国奥委会副主席陈先、处长王亦州和楼大鹏等在王大使陪同下与萨进行过讨论。有一次，萨为我前往巴黎出席一次国际体育界会议的代表团写了一封介绍信，对我方在会议上开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三、邀请萨访问北京(1978年)，与中国奥委会领导层直接接触，进一步加深了他与中方的关系。四、将萨提供的国际奥委会方面的信息、动向及时报告国内，例如，在蒙得维的亚会议和名古屋会议之前，驻苏使馆均曾报回过有用的情报。五、1979年名古屋会议前夕，王大使带领国家体委官员和专家，与萨进行工作会谈，就解决我席位问题做冲刺性的努力。如前所述，正是这次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做出的历史性决议，使中国奥委会与之中断了20余年的关系得以恢复。萨马兰奇也在与中国方面的这些接触和合作中培养出了自己的“中国情结”。从此，中国体育健儿才有可能在最盛大的国际竞技场上大显身手，随后便是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奖牌数量一次比一次多、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赢得……
　　
　　交友是外交工作的要务
　　
　　在我国奥林匹克事业的初始阶段，王幼平大使和驻苏联使馆所做的贡献是显著的。然而，更重要的不是这一点，因为还有许多位大使和许多个驻外使馆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方向上程度不同地做过工作。最值得评价的是王幼平大使为国家和人民结交了一位伟大的朋友，这位朋友对中国保留着始终不渝的情怀，提供了他力所能及的宝贵支持。两位使节间友谊之深挚可从萨马兰奇对王幼平的敬重中反映出来。王老生前，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翁每次来华都要约见他的老友，他们互以“我的朋友”相称。1983年，已离休的王幼平收到萨马兰奇发来的电报：“值此在上海参加贵国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之际，我谨向您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并向您保证，我们在莫斯科的交往，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1993年5月的一天，王老收到由国家体委转来的一件礼品，这是萨翁赠送的一个精巧的英国造景泰蓝小盒，内有一些纪念章，刻着“BEIJING 2000北京”的字样。
　　交友是外交工作的要务，其中大有学问。外交官在工作上交朋友有个私交与公交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点上，王幼平与萨马兰奇的结交堪称楷模。他们是来自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各有其深厚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两个国家的优秀代表，对国际上风云变幻、大国间纵横捭阖的研究都是行家里手。他们之间建立了真诚的个人友谊，但又不是单纯的私交，而是适应公务需要的友谊。要想建立对公务有价值的友谊，如不通过以真情为基础的私交也是难以办到的。为工作需要而交友应当成为外交官进行私交的首要目标。朋友越多越好，像萨马兰奇这样的朋友更是多多益善。▲
　　(作者曾任驻民主德国、南斯拉夫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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