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 [NGO有望摆脱身份困境]

　　在中国的NGO，无论本土的，还是境外的，最近都齐齐将目光聚集在广东。 　　扎根广东的本土NGO，更是无法忽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民间组织管理的一言一行。 　　今年7月份，汪洋首次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中，提出要放宽民间组织登记注册门槛；国庆前夕，汪洋更亲自替广东本土公益组织“坤叔助学团队”撑腰，批示地方主管部门不能对公益组织搞“有罪推定”，“坤叔助学团队”因此获得注册“通行证”。
　　时间推至11月底，广东省民政厅负责人就《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下称“方案”）作了起草说明，明确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一纸方案的确定，汪洋的口头承诺正在做兑现处理，逐步付诸实践。“国内NGO正在经历最好的阶段。”谈及变化中的政策环境，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曲栋不无感慨。
　　NGO注册在工商局
　　曲栋原来是律师出身，2009年加入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简称ICS）后，就全职做公民教育和NGO发展的工作。在这个更像是小型社区图书室的办公室里，随时遇见各民间组织的倡导者是常事。
　　曾飞洋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广州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第一个劳工NGO，曾飞洋投身公益至今已有13年，称他为第一代草根NGO，丝毫不为过。他的“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下称“打工族”）成立于1998年，“文书处理服务部”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奇怪，注册在工商局名下，性质也有点“怪怪的”。
　　众所周知，珠三角地区的劳工群体庞大，劳工NGO的出现，填补了民间渠道争取劳工权益的空白，在广东省内的发展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刚开始我们会向工人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大多是工伤赔偿、欠薪的问题。”同样是律师出身的曾飞洋，一开始的构想是想成立一个法律咨询机构，但被工商局否决了，因为没有律师证。法律援助的路行不通，曾飞洋只得另辟蹊径，至今，“打工族”在工商局登记的业务范围仍然仅限于“代理文书处理”，后面带着一个括号，写着，“不含法律咨询”。
　　并不是没想过在民政局登记注册为社会组织，但民政局要求他们找一个业务主管单位。曾飞洋前后找过劳动局、司法局、工会，最后都无功而返，“他们潜意识里害怕承担风险，成为主管单位，意味着责任。”曾飞洋说。
　　更何况，在当时，帮助劳工争取权益，经常被认为多少有些对抗性质，各单位更是不敢轻易冒险。慢慢地，曾飞洋也不去想登记注册的事情了，一心专注在更具体的公益工作上。
　　性质同样为劳工NGO的映诺社区发展机构，其负责人在刚开始接受记者采访时答道，“我们是有‘身份证’的，但处境仍然很尴尬”。
　　他们打了个擦边球，挂靠在广州市科协下面，并于2010年3月份，正式登记注册成立了广州市社区卫生学会，业务范围仅限于社区卫生服务。但实际上，类似关注乙肝携带者就业歧视的社区卫生业务，仅仅是映诺社区发展机构的业务之一，他们更主要的业务，是帮助工人协商各种劳工纠纷，其开通的“工人热线”，除针对劳工纠纷提出建议之外，还同时进行心理辅导，对外来民工当中突出的留守儿童问题，也给予关注。
　　事实上，映诺社区发展机构，仍然只是以商业公司的身份，完成了工商注册，需缴纳一定的商业税。
　　目标是直接登记
　　在曲栋看来，NGO的创业者是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现实主义者，“都有点感性吧。”他说。
　　因为是学法律出身的，古畅辉懂得如何规避法规风险，在处理劳工问题时也尽量采取协商的方式。机构运作四年以后，终于争取到广州市科协的支持，成立了社区卫生学会，算是有了个“身份证”，日后有个保障。
　　“现在公益组织的生存环境确实是比以前好很多了，不管是从政府的支持力度上，还是公众的逐渐认同程度上。”曲栋说，所以说国内NGO正在经历最好的阶段，并不为过。
　　“刚开始那会和朋友说我在做公益，没有多少人理解，解释了一番以后他们仍然很迷糊，”每到这时候古畅辉就挺无奈的，“不过现在好多了，一说公益二字，大家基本都能知道大概在做些什么了。”
　　除了社区卫生协会、以及映诺社区发展机构本身，映诺还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但国内的基金会很少眷顾草根NGO，据曾飞洋自己介绍，“打工族”的资金来源也主要依靠境外的基金会支持。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此次“方案”的修改，在基金会投资总额、捐款来源比例拟定、基金会对未注册社会组织“供血”等方面的政策有所收紧。
　　在这之前，很多民间资金由于难以找到可挂靠的业务主管单位，只能采取挂靠大型基金会、成立“专项基金”的办法，譬如，李连杰的“壹基金”。由于双重管理的各种不便，在经历了数次曲折后，今年1月份，“壹基金”在广东省深圳市成立了公募基金会。
　　在谈及运作状况时，资金是草根NGO的难题之一。曲栋、曾飞洋、古畅辉三人，在提及基金会支持和公众支持时，都不约而同提到了今年的“郭美美”事件。国内大大小小的基金会自身的不完善，使其无法提供更多的帮助给草根NGO，公众对基金会失去信心，草根NGO自身也存在管理不规范不透明的问题。“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公益组织自身的提高，显得更为迫切了。”曲栋说。
　　“只能说连基金会都处于初级阶段。”这么多年坚持下来，见过不少公益组织或解散，或分分合合，曾飞洋自己都感觉不易。古畅辉也有同样的感受。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2010年，全国社会组织的增长率仅为2%-3%，其中社会团体的增长率仅为1%。2009年年底，全国的社会组织总数为43.1万个，到2010年年底仅增长到44万个。2010年全年，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净增长仅为5000个，基金会更只是净增长325个。
　　因此，此次广东省在方案中提出了具体的任务要求，至2015年，全省社会组织总量要达到5万个以上。
　　宽进，是广东此次《方案》的关键词。“本次改革的重点在于行业协会、群众生活、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异地商会、城乡基层社会组织、涉外社会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等社会组织，核心是降低登记门槛，简化登记程序，突出‘宽进’”。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刘洪如此公开表态。而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则言简意赅地直接表态，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的社会组织实现直接登记。
　　民间组织内外有别？
　　绿色和平入驻中国多年，至今却仍未获得“牌照”。在某次食品安全检测的质疑中，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曾无奈回复媒体，“非常抱歉，作为NGO，我们现在还没有登记。但是我们每年都在努力，北京也有专门的同事来负责这件事。”
　　雍容是绿色和平中国政府与公共事务总监，她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刚开始，绿色和平确实非常积极联系相关部门洽谈登记注册的事宜，但由于绿色和平涉及的公益环保事项包括气候、海洋、森林、工业污染、食品安全多个领域，国内没有一个相关部门愿意包揽起全部项目责任，登记注册一事只能搁置。
　　长期关注民间组织机构的朱健刚教授，是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秘书长，在其个人微博上表示，“涉外组织登记值得关注”。
　　显然，绿色和平负责人更担心的是，内外是否有别？“如果广东的模式能推广至全国，对我们当然是个利好消息，但我们也担心，登记注册的大门，会不会选择性开放，对像我们这样的境外组织，会不会区别对待？”雍容说道。
　　不光境外NGO有这样的担忧，古畅辉也有。
　　一直以来，官方对NGO的态度都是采取“三不原则”，即“不承认、不干预、不取缔”，有赖于此，许多名义上所谓的“非法组织”，仍然得以展开工作。然而，一旦民间组织开放登记门槛，纳入政府监管，一些出于各种原因无法登记备案的NGO，就变为真的“非法组织”了。
　　此次《方案》当中就出现了，“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的字眼。
　　“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到底是什么，并没有明确指出。古畅辉对映诺能否登记注册的信心并不是很大，“说实话，也暂时没有要着手登记注册的打算，我担心一注册，业务范围被框定死了，处理一些劳工纠纷的权限反而被限制了。”
　　而且，古畅辉还担心，就算能通过注册，应该也只能注册为市级组织，如此一来活动范围就缩小了。“除非有信心可以每个市级都注册一个，但这不太现实。”
　　曾飞洋却觉得这种担忧过虑了，“未来的趋势必然是放开市场，我们处理劳工纠纷，是社会服务类的一种，和政策精神并没有冲突。”对未知的顾虑，曾飞洋一点都不担心，“到时如果真的因为‘一些原因’不能登记注册，我想舆论也不会同意。”
　　“如今都有共识了，国内又到了社会改革的阶段，这也是政府逐步放开民间组织管理的考虑之一吧。”曲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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