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奥运时代的北京空气|后奥运时代

发布时间:2020-03-12 来源: 幽默笑话 点击:

  10月30日,星期天,北京,大雾。   那天早上8点,妞子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看着能见度很低的窗户外面,皱着眉头给朋友打了电话,推掉了当天的饭局。这一天,是妞子的生日,本来和朋友约好了逛街购物吃饭,可全因为这“该死”的大雾天气不得不取消了。
  “你说我怎么去,我在楼上,连对面的楼都看不清,这样走在路上多危险?”至今,妞子对此还耿耿于怀,“我下楼买了个早餐,就赶紧回家了。我就想我今天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吧。”妞子说,当时真觉得那大雾是有问题的,“也可能是我太敏感了,我在外面的时候,就觉得呼吸困难,眼睛也很难受。”除此之外,当天妞子没有再出门,窝在家里看了一天的电影。
  10月31日,星期一,北京,大雾。
  这一天,戴着口罩出门的妞子感冒了。“我戴着口罩,不停地咳嗽,就觉得嗓子痒得难受。”妞子用的不是iPhone,也很少上微博,所以她没有看到美国大使馆关于北京空气污染的监测结果。
  直到到了单位,当同事喊着“今天不应该来上班”的时候,妞子才知道,当天,地产商潘石屹在微博上转发了一条美国大使馆对北京空气污染的监测报告,“有毒害”三个字刺痛了每个人的心。那一天,美国大使馆监测到的北京空气质量指数为307,PM2.5细颗粒物浓度为257,远远超过了北京市环保局PM2.5细颗粒物浓度为132的数据。
  11月1日,星期二,北京,大雾。至此,北京已经连续三天发布大雾天气黄色预警了,尽管如此,环保局的监测数据依然“轻度污染”。这样的监测结果让很多人不满,毕竟大家都希望对于自己生活城市的空气质量能有更多的知情权,于是一场关于中美PM2.5的争论就此展开了。
  好坏之争
  妞子的咳嗽一个星期都没有好,不得已她只得请假去医院准备输液,到了医院她才发现,最近医院很多像她这样呼吸道感染的病人,以老人和孩子居多,虽然大夫对于病的起因给出的原因并不是特别清晰,但或多或少都透露了一个信息―都和空气污染或多或少有关系。
  “现在想想,从2009年开始,每年冬天我都会感冒咳嗽,而且很长时间不好。一直以为是习惯性的感冒,原来都是空气污染惹的祸。”妞子有些无奈,她才知道自己生活的城市,空气质量已经越来越差了。
  北京市环保局却不认同空气质量变差的结论,11月6日,北京市环保局发布了奥运会后北京空气质量调查通报,在这份通报中,明确说明了自奥运会后,北京的空气质量在持续改善,现在的污染程度也仅是“轻度污染”。
  这一结论与美国大使馆“有毒害”的结论相差甚远,显然简单的“轻度污染”并不能令人信服。但北京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对此的解释是,10月份属于秋冬转化季节,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北京极易发生大雾天气,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静风、静稳等不利气象条件,致使大气污染物不易扩散、容易积累,所以空气质量才会变差。
  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更是在微博上和地产商潘石屹展开了一场有关北京空气质量的大辩论,很多的网友纷纷加入了讨论,要求北京市环保局公布关于空气质量的真实数据。
  关于这场大辩论,中国社科院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环境专家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可以看出,此次大家关注的焦点在于我们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空气中,我们走在路上会受到什么样的刺激和危害,大家认为这个我们是有权利知情的。”
  上述专家坦承,北京的污染现在确实比较严重,所谓天气预报中的良好、污染程度很轻等并不是真实的数据,分析也不是很全面,“问题肯定是存在的”。
  “你想北京有500多万辆机动车,还有这么多的人口,每天汽车的尾气和生活垃圾等造成的污染就很严重了,加上北京自奥运以后,对于砍树的管理并不严格,固碳的作用越来越低,这些都是造成空气质量不好的主要原因。”前述专家分析称。
  尽管公众一再质疑,但北京市环保局坚称:“奥运会后,北京市空气质量保持稳定,颗粒物污染虽重,但未出现恶化的现象。”北京市环保局表示,10月北京市空气质量污染原因主要是受气象扩散条件变差所致。市环保局的监测数据真实可靠。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副主任刘伟声则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奥运过后,北京的空气质量确实在好转。“从几大块数据来看,北京的空气质量确实在好转,大雾是气象条件导致的,很多污染扩散不出去,你不能说今年气象条件不好,就说北京污染严重,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
  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盘雨宏则认为,结果不同并不代表对错,只是双方量化的指标以及采用的标准有所差异,而通过这些差异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些问题,例如环境监测的标准是否需要及时更新,相应的评价体系是否应该与时俱进,“从这些内容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国内环境领域的发展还有较大的市场空间”。
  冒烟的工厂
  实际上,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人确实觉得北京的空气质量自奥运会以后就差了很多,一直住在通州的石卡对此感受特别明显,“通州有一个化工厂,每天晚上都会有刺鼻的气味飘过来,特别是夏天,我们都不敢开窗户睡觉。”石卡说,很多人闻了那个味道,都觉得头晕恶心,“有时候味道大的时候,我第二天起床后就觉得头昏沉沉。”
  石卡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奥运会前后还好,工厂好像在停工,所以那段时间大家过得比较开心,想开窗户就开窗户,也没有什么顾虑。”不过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奥运后没多长时间,化工厂又复工了,石卡等人的生活又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让他们特别苦恼的是,似乎是要把之前停工的损失补回来,从化工厂那边飘过来的味道比之前更重了,“你现在去运河那边看,还能看到一个冒着黑烟的大烟囱”。更有网友调侃道,“以前是一座塔影认通州,现在是一个烟囱镇通州”。
  当然有此感觉的并不止是石卡及其邻居,同样居住在通州的网友露露更是写道:“每天晚上回到通州,一下公交车,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那心情糟糕透顶了。已经很多年了,被这种臭味折磨得非常痛苦,也有过半夜被刺鼻气味熏醒的经历,除了投诉、骂娘,作为小百姓,改变不了什么……真想逃离这个地方。”
  “奥运过后,不让开工的工厂重新开工确实是加重北京空气污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前述专家指出,实际上北京近年来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车辆多、人口多、工业布局不恰当。
  他说,之所以说数据不全面准确,主要是环保局对于检测空气质量的取舍点的分布似乎有点问题,他举例说:“如果这个观测点放在天坛、延庆,那测出的数据肯定要好一些,但是如果放在朝阳等车多人多的地方,那这个数据恐怕就很糟糕。”他说,这是关系到在这个城市中生活的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的重要问题,所以请治理部门和管理部门对现在的状况加大管理和监督力度。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在北京,世博会后上海也同样面临着空气污染的严峻现实,最近一年多,小林一直带着2岁多的儿子贝贝往返于上海、医院、老家三个地方,这不仅让她身体疲惫,更是已经心力交瘁。贝贝今年2岁多,就患上了过敏性鼻炎,在上海久治不愈,回到老家就好,回来再犯,来来回回,反反复复。
  “世博会的时候很多工厂停工了,上海那会儿空气很好,可是世博会结束后,上海周边工厂又重新开始开工,我记得那段时间连续一个星期阴霾,贝贝就是那个时候得了鼻炎,我带他去看医生,医生就说是空气污染诱发过敏性鼻炎。”说这些话的时候,小林的语气透露着无奈,“现在孩子只要闻到刺激性的气味就犯鼻炎,每一个医生都告诉我,空气不好是导致孩子鼻炎的主要原因。”“大都市中工业布局不合理,是致使都市空气越来越差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前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如是说。
  政府何为
  实际上,不仅是空气质量,如今各大都市的生活环境也越来越差,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10月20日,中国政府网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称,要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对生产符合下一阶段标准车用燃油的企业,在消费税政策上予以优惠。对“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研究调整进出口关税政策。
  对此,盘雨宏分析,环境税的推出对环保产业的发展带来的实质性影响远远高于目前市场的表面估量,从市场整体的发展情况观察,环境税是环保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利用得当将会为环保产业的发展带来飞跃性的发展,相反,若无法发挥其效应,环保产业的发展将深受其累,“环境税对行业的发展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此外,有消息传出,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或将在近期召开,届时会发布环保方面的《十二五规划》,对环保行业的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环保产业的发展需要政策的大力支持,无论是框架性的引导还是细分市场的行业政策,都对环保产业的发展起着引导性作用,相较于其他产业而言,环保产业的政策效应更为明显,一方面,能够吸引投资者大规模进入环保行业进行投资,另一方面,能够促进行业本身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行业的发展以及升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盘雨宏说。
  盘雨宏分析,目前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培育产业发展的土壤环境,首先,受经济发展的钳制,难以大规模地开展环保工作;其次,环境产业的发展并未深入到产业结构中,难以实现深层次的结构方式的转变,更加难以实现通过环保产业的发展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升级;再次,环保产业的涉及范围较广,目前尚缺乏非常细致的规范以及涉及其他行业的标准,整体而言,缺乏配套措施。“要解决当前的困局,要双管齐下,一是加强政策、法规等外部环境的培育,二是加强内部市场的推动以及升级。”
  对此,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认为,公众之所以不敢相信环保部门,主要是因为环保部门有几个关键的步骤没有做到。“第一个是监测,北京还好,对PM2.5有监测,有些城市连监测都没有。第二个是发布,你只监测了,却不公布。第三个是解释和警示,你老是说轻微污染、轻度污染,其实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轻微、轻度污染已经是非常严重了,但在我们这却用了这么一个说法。我想正是这一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使公众的情绪变得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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