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是一门实证的学问 史学老人的『道德学问』

　　人活着总要做些有意义的工作，浪费时间就是浪费人生。我就是想做些事情，没有别的想法。这几年我的这种感觉越来越重了。我要充分利用晚年这点时间，再做些工作，给后人留下一些值得参考的东西。
　　我的生活非常简单，六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读书、教书、写书。几十年来一直这样。除了战争时期和那个尽人皆知的动乱年代，可以说，我基本上没有浪费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安排过闲适的生活。
　　
　　82岁的一代史家安作璋先生，坐在他狭窄的书房里，用浓重的曹县方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了上面的一些话。这些话让我颇为不安，因为我的采访占用了他整整一上午的时间。
　　这位以史学名扬学术界的老人，早年就把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精神概括为“道德学问”四字，并以此作为个人终生奋斗的目标。几十年来，他午夜之前极少休息，著述2000万字，学生散布全国各地。
　　
　　◎ 道 德 ◎
　　
　　安作璋先生长相憨厚，说话诚恳。不知是否和多年的治史经历相关，他的一举一动都透露着没有任何遮掩的坦诚，且力求表达准确，这似乎就像他在多年的治学中所要求的严谨的考证。
　　安先生自幼便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个将齐鲁学风保持得非常完善的人。“近几年，我给每届研究生上课，第一堂课必定是‘传统道德与和谐社会’，我要告诉学生们首先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那么，在安先生的心目中，传统道德有哪些主要含义呢？他概括了八个字，即忠、孝、仁、义、礼、智、信、和。事实上，安先生的“德”，就是儿时在齐鲁文化的浸润下形成的。他回忆，自从他识字时起，最先留在他记忆中的就是他家大门两边的那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对联。“长辈们经常给我讲这副对联的意思，就是教导我长大以后为人要忠厚，要好好读书。没想到这竟成为我一生遵循的两个信条。”
　　安先生虽已到耄耋之年，且为一代史家，但他非常谦虚。“我时常感叹，在学问方面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的青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经常为生存而东奔西走；解放后又经历了极左思潮中的多次运动，很多时间都不能自己支配。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是这样”。
　　因此，他更加勤奋。大学时期，安先生养成了夜间读书写作的习惯，一直保持数十年。“大家都睡觉了，我开始写作，那种感觉真是文思如泉涌，一发而不可收拾。”他的邻居都说，熄灯最晚的一家就是安教授家。他的学生也说，每次到安老师家中，总是见他伏案读书或写作。
　　其实，自接触学问始，安先生就深受乾嘉学风的影响，在治学上坚持把练好基本功放在首位。他常不厌其烦地告诫学生说：“做学问没有终南捷径，就是要下‘笨’功夫，笨鸟先飞。”
　　他说，经常有青年教师和学生请他传授一些治史的秘诀。“我就说，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那就是‘业精于勤’四个字，即眼勤、脑勤、手勤。没有面壁十年的精神，是做不出真正的学问的。凡是有成就的学者，都要经过长期热桌子与冷板凳的锻炼。前辈学者所说的‘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就是这个道理。”
　　抗战期间，安先生在皖北求学，条件极其艰苦。“我们住的是临时用土坯垒起的破草房，有时吃的是发了霉的高粱米窝窝头，而绝大多数同学又与家庭失去了联系，身无分文。” 更为严重的是，多种疾病又在这一带流行，他也未能幸免，除了危及生命的猩红热以外，诸如疟疾、疥疮和关节炎都降临到他的身上，特别是关节炎，夺去了他双腿的健康。“那时候支持我继续生活和学习勇气的，就是我过去所熟悉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百折不挠的精神。”
　　安先生经常引用司马迁说过的一段话：“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来激励自己，至今仍然如此。
　　
　　◎ 学 问 ◎
　　
　　1947年，安先生进入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学习，接受著名史学家张维华等先生指导，着重攻读秦汉史。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先秦和秦汉的各种文献，前四史被他翻烂两套。“在四易寒暑的八个假期中，我有七个假期是在图书馆度过的。”他当年的同学回忆说：“那时课堂上老师提问题，安作璋能熟练地指出该问题在前四史中的哪一史哪一篇甚至哪一段落。”可见他用功之勤和读书之精。
　　1951年，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任助教，继续孜孜不倦地进行学术研究。195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汉史初探》，这正是他在大学时代日积月累而成的汉史论文集。这本书包括六篇论文，主要探讨了有关西汉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西汉皇朝对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以及租赋徭役等问题。这本书在当时的青年学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本书是幼稚的，但在当时，青年学者能出书是很不容易的，之所以弥足珍贵，就是增强了我做学问的信心。”
　　四年之后，安先生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两汉与西域关系史》问世。书中用大量的事实论证了自西汉中叶设置西域都护以后，今新疆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就归入了中国的版图。这是一部论证翔实、对中国西北史地研究有重要贡献的著作，在当时的苏联史学界曾引起很大的反响。
　　这两部专著和先后发表的学术论文，使安先生在史学界崭露头角，证明了他的实力。从此，一个史学明星就冉冉升起了。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时代，安先生对秦汉史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除了上述两部书，他还陆续出版了《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秦汉官制史稿》（与熊铁基合著）、《秦汉官吏法研究》（与陈乃华合著）等一系列对秦汉农民和官吏问题研究的著作。
　　安先生对秦汉时期的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也进行了详细研究，出版了《刘邦评传》（与孟祥才合著，后增订为《汉高帝大传》）、《秦始皇大传》（与孟祥才合著）、《汉武帝大传》（与刘德增合著）等。
　　由此，安先生被日本学者誉为“秦汉史之大家”。1989年10月，他在“日本秦汉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作了有关秦汉史研究的学术报告，精辟的见解和渊博的学识使许多日本学者为之折服，在日本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除了秦汉史研究，安先生对自己的家乡――山东地方史和齐鲁文化情有独钟，并有着深入的研究。他先后主编了多卷本《山东通史》、《齐鲁文化通史》、《济南通史》等书，撰写了《山东地方古代社会初探》、《汉代山东儒学》等一系列论述山东古代社会、思想和文化的文章。
　　在中国通史的编写和专门史研究方面，安先生也有突出的贡献，他主编的《中国史简编》、《中国古代史史料学》都被教育部列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其三卷本《中国运河文化史》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运河史研究领域内容最为全面详赡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由于这些成果（其中有五项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安先生1980年就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先后担任山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山东省史志学会副会长等职，被中共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荣誉称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近期又荣获首次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
　　
　　◎ 师 表 ◎
　　
　　如果说道德学问是安先生一生的追求，那么，这个追求的载体，除了著述，就是他的职业――为人师表。
　　从1951年执起教鞭到今天，近60个春秋。用安先生的话说：“真是弹指一挥间，半个多世纪一眨眼过去了。”和很多有成就的学者类似，安先生桃李遍天下。
　　2001年9月9日教师节前夕，山东师大为学校硕果仅存的著名史学家安作璋先生举办从教50周年纪念会，各方弟子千里而至，各界人士前来祝贺，济济一堂，喜气盈门。安先生的好友、济南名士徐北文先生送来一幅对联，上书：“良史春秋笔，名师齐鲁风。”安先生非常喜欢这幅对联。他对徐先生说：“你的对联虽多溢美之词，但寓意贴切，对仗工整，不能易一字，而且书法也非常好，堪称‘才艺双绝’。”
　　他教学非常认真，对所担任的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选、山东地方史、秦汉史等课程，都查阅分析大量资料而写成系统条理的讲稿，讲课时能做到厚积薄发，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
　　安先生不仅尽心尽力地向在校学生传授治学心得，而且对于校外的慕名来访者，不论教师、学生、社会青年等，一概热情接待，有问必答；对于各方寄来求教求荐的论文书稿，也都是一一认真阅读，提出修改意见。为此，他花费了不少宝贵时间，但他从不厌烦，表现出宽厚热忱、诲人不倦的师长风范。
　　他常说：“一个合格的教师和学术带头人，不仅要看他个人出了多少成果，更重要的是看他培养出了多少有成就的，甚至是超过自己的学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此年复一年，送走一批批合格毕业生，又迎来一批批渴望求知的青年学生。他们有的成为教学骨干，有的成为知名学者，有的官居要职。
　　“我庆幸自己选对了职业，‘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乐趣。”最后，安先生说。
　　
　　People should have something meaningful to do. Wasting time is wasting life. I just want to do something. In recent years, this feeling grew within me. I will make the most of my time and work harder for posterity.
　　I like calligraphy and often do some handwriting. Some of my friends have a good opinion of my work. The Japanese scholars like my work very much and consider them as art treasures. Nowadays, I have no time to do this.
　　My life is very simple and can be summarized as reading books, teaching, and writing books. I have done these three things for most of my life, except in war and revolution. Basically, I have not wasted my time. When I traveled for having a meeting, I could see the famous mountains and rivers. Up to now, I have not arranged my spare time.
　　An Zuozhang, a 82-year-old historian, sat in his narrow study and said the above words to me in his Heze dialect. This made me feel sorry for occupying his whole morning.
　　For decades, An Zuozhang has rarely slept before 12 o’clock. “Morality and scholarship” is the goal he is striving toward. He has written about 20 million words and has apprentices all ove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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