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代私家藏书文化与目录版本校勘学:版本目录

　　[摘要]古代私家藏书文化在目录版本校勘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私人藏书家们利用私藏图书悉心编目、写出题跋，讲求版刻、甄别异本，补阙订讹、精心校雠，对目录版本校勘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藏书家们的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特别是目录版本校勘方面的成就，推动了私家藏书文化的繁荣。古代私家藏书文化与目录版本校勘学之间呈现出互相影响、互为补益的关系。
　　[关键词]私家藏书文化　目录　版本　校勘
　　[分类号]G256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从先秦诸子倡导到清代达到鼎盛，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间涌现出许多杰出的私人藏书家、功能齐全的藏书楼、特色各异的藏书印、彪炳史册的题跋提要，形成了内蕴极其丰富的文化现象――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笔者认为，私家藏书文化与目录版本校勘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互动关系，下面试就此略述之。
　　
　　1　私家藏书文化概述
　　
　　古代私家藏书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孔子。孔子身后，弟子在其所居堂室“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秦始皇焚书，孔氏后裔将书藏之于屋壁。战国时期，诸子蜂起，为私家藏书准备了适宜的土壤。《庄子?天下篇》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的记载。汉代河间献王刘德及刘向、富参、卜圭等有相当数量的藏书，刘向利用“大中大夫卜圭书”、“臣富参书”、“臣向书”等进行校勘，以成《别录》。东汉时杜林、班固、蔡邕、华佗等皆富有藏书，蔡邕私藏几近万卷。魏晋南北朝时，藏书家人数、藏书数量均增多。唐时私家藏书在万卷以上者有近20家，如韩愈《送诸葛觉往隋州读书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称邺侯李繁、李泌家藏书多。
　　私家藏书形成比较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恐怕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代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士大夫重视藏书，形成了浓厚的积贮图书的风气。而雕版印刷术的运用、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助推了私家藏书风气的普及。有学者提出，“宋代有事迹可考，藏书达到万卷与万卷以上的藏书家人数有近四百人”。晁公武、陈振孙、郑樵等人拥有大量私藏，对藏书的理论与实践做出了贡献，推动了藏书文化的普及与发展。明清两代的藏书家多达千计，各家所藏动辄几万卷，甚至几十万卷。此时，私家藏书已发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一项重要的事业。
　　周少川先生指出，“私家藏书是一项私人对典籍进行收藏、整理、研究以及传播的文化活动，私家藏书文化即指在这一文化活动中所呈现的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内容的总合”。除了物质形态的图书外，大多数藏书家具有考订家、版本家、目录学家、校勘家、鉴赏家的气质。他们利用藏书进行著述、授业等文化活动，对于我国文化典籍的积累、保存、整理和传播，对于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开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了解这一背景，有助于从宏观上了解和把握私家藏书与学术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2　私家藏书文化对目录版本校勘学形成、发展的影响
　　
　　随着藏书家收书来源的拓宽，藏书量的增多，其藏书活动不再囿于收藏，而是有目的地对藏书加以整理研究，或认真校雠是正，或创造性整理编目，或倾心研究版本之学，这些工作对目录版本校勘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概括来讲，私人藏书家的贡献主要有：
　　
　　2.1　分类编目，提要钩玄
　　为便于寻检利用，私人藏书家大都十分重视编制家藏图书目录。他们或著录书目，或写作书籍题跋，或撰写书目提要，促进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繁荣和兴盛，也形成了私家藏书的目录体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私家藏书目录。据《梁书?任?传》称，防“家虽贫，聚书至万馀卷，率多异本。防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肪家取之”。余嘉锡先生指出：“此言勘其书目，盖谓防自藏之书目。观《七录》序言遍致宋齐以来王公缙绅之名簿，知当时私家藏书皆有目录，其见于史者莫早于防，是为后来私家藏书目之权舆”。南朝梁阮孝绪，以搜访文献为己任，著成《七录》。编目力求完备，凡是当时目录所有的都加以采辑，而不必亲见原书，此则阮氏之创例。后世如郑樵、马端临、焦?等“于所未见之书辄据他家人录，盖仿于此”。
　　隋许善心“家有旧书万馀卷”，“放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唐吴兢“家聚书颇多，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郡斋读书志》载《吴氏西斋目》一卷，“唐吴兢录其家藏书，凡一万三千四百六十八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目录类俱载有吴氏此目录一卷，后亡佚。
　　宋朝士大夫以藏书相夸尚，出现了私人藏书的高峰。最著名的私家目录有三：①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是最早的私家藏书提要目录，开解题目录之先河，被誉为私家目录之璧；②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对家藏图书编制目录，于分类、解题有新发展和新贡献。所著录之书达51180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叹说：“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③尤袤藏书“网罗斯备，藏于楼内，日增月益”，达数万卷，所撰《遂初堂书目》是宋代仅存的书名目录，开创了著录版本的先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惟此与晁公武《志》为最古，固考证家之所必稽矣”。
　　元代袁桷有《袁氏旧书目》、《袁氏新书目》，吴郡陆友则编有《陆氏藏书目录》。《藏书纪事诗》引《松江府志》云，庄肃“性嗜书，聚至八万卷。手钞经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说，靡所不具。书目以甲乙分十门”。
　　明代私家藏书空前繁荣，因个人志趣、爱好的不同，呈现出彼此互异的藏书特色。高儒重视文献目录编纂，撰有《百川书志》。叶盛的《萧竹堂书目》、陆深的《江东藏书目》、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毛晋的《汲古阁珍藏书目》、毛?的《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均在目录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清代是我国私家藏书发展到最高峰的时期，目录学知识传播很广。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谓其时私家目录可分为三类：编制目录、题跋、学者开展学术研究或读书时作出提要或札记。文人学士在阅读、钻研所阅、所藏书后，潜心撰写读书志记、藏书题跋，确系文体上一大发明。其中，明末发轫至清而盛的读书志记往往侧重于对所读所藏书籍内容进行解读，本多考经订史之作，后发展成校雠随笔或版本目录札记。如王夫之《读通鉴论》、徐乾学《读礼通考》、全祖望《读易别录》、王念孙《读书杂志》等皆是。严佐之先生总结评论到，“藏书志”是清代目录学家长期目录实践和经验积累的结果。顺、康、雍、乾、嘉五朝近200年来，书目著录版本渐趋详备规范，赏鉴书跋日受藏家宠爱，辑录序跋、叙录提要重振门楣，各种目录竞相“争艳”，硕果累累。值得指出的是，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何焯《义门读书记》、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叶德辉《郎园读书志》等，均系寓学术考据与读书心得于一体，绍承晁、陈“解题”的目录学传统而有所创新的作品，对 学术界影响甚大。至于藏书题跋，侧重于对所藏书籍的版本形式进行记述。如孙星衍《平津馆藏书记》、《廉石居书籍题跋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顾广圻《思适斋集》、《思适斋书跋》。顾、黄二人的批校题跋本被誉为“顾批黄跋”，受到学术界的珍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目录、校勘、版本等专学的发展。叶德辉的《观古堂书目》，继承了《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目录学传统，每卷之前作一叙录，标明该卷所分小类，说明分类的依据，借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这在私家藏书目中是极少见的。
　　
　　2.2　讲求版刻，甄别异本
　　姚名达先生指出：“校勘学(狭义校勘学)、版本学、刊刻学之确立，自兹(宋代)始业”。宋代是版本学的初步繁荣期，宋敏求、沈括、叶梦得、晁公武、尤袤、朱熹、洪迈、陈振孙等藏书家都是版本学家。叶梦得是研究雕版印刷的专家，他曾利用家藏把当时杭州、四川、南京、福建四个刻书业最发达地方的版本予以比勘，认为杭州刊刻质量最好，福建次之，四川最差。南京刻书质量好而用纸较次，为后代藏书家、版本学家所推崇。尤袤《遂初堂书目》，首创著录图书版本，著录有京本、杭州本、监本、川本等10余种版本，被认为是开创了后世版本目录学的先河。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提及衡阳本、扬州本、岳阳本、长沙本、南康本、温州本、泉本、蜀本、岳麓书院本、白鹿洞书院本、高丽本等20余种版本，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版本目录之一。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能够条析各书版本源流，注意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别。他十分注意对版本的著录，包括浙本、闽本、川本等地方刻本和官府刻本、某某私家刻本、某家书坊刻本及书院、寺院刻本，还有他亲自传录的手抄本。这反映出他收藏图书版本之多，也说明他精通版本，重视版本研究。这说明，宋代藏书家的图书版本意识很强，具有较深厚的版本学功底，在版本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代雕版印刷的繁荣造就了一批藏书家和版本学家，高濂、杨士奇、陆深、胡应麟、毛晋、毛?等是其代表人物。高濂阐发的“鉴书”经验，历来为藏书家所重视，对从事文献学和版本学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胡应麟对古籍版本有很高的鉴别能力，其《少室山房笔丛》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版本思想：“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这是衡量版本价值的七个标准，即胡氏的“善本观”。毛晋精通版本之学，对于版本源流非常熟悉，所刻《十三经注疏》，号称毛本，在阮本问世以前，风靡于读书人中间。
　　清代藏书家基于朴学的治学精神，重视研究书籍版本及其授受流传过程。钱曾、孙从添、纪昀、顾广圻、黄丕烈、叶昌炽、缪荃孙、叶德辉等均精通版本之学。顾广圻在版本学方面有精深的造诣，注意版本的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关注版本的刊刻时代和参考价值，冯桂芬《思适斋文集序》中称，当时“藏书家得异本，必就先生相质”。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研究私人藏书的专著，涉及抄书、刻书、宋书、明本、监本、善本、校本、副本、伪本、室名、讳字、纸张、牌记、题跋等版本问题，为版本学者所重视。叶德辉《书林清话》是清代版本学的总结性著作，侧重于比较版本优劣，讲述刻本发展源流，兼及刻书、抄书、卖书、藏书活动的诸多掌故，几乎涉及了版本学的所有问题。叶氏《观古堂藏书目》对于图书的版本，尤其是明清两代所刻图书的版本著录十分详明。
　　由于不同版本书籍收录文献多寡、校勘精劣程度各不相同，人们开始关注善本。张之洞在《?轩语?语学》中说：“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抄”。丁丙对善本也提出了四条标准：一是旧刻；二是精本；三是旧抄；四是旧校。
　　
　　2.3　补阙订讹，重视校雠
　　校雠书籍，是藏书家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内容。孙从添说，“书籍不论钞刻好歹，凡有校过之书，皆为至宝”。叶德辉也说：“书不校勘，不如不读”。藏书家勤于校勘的事例不胜枚举。
　　唐韦述“蓄书二万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谨，内秘书不逮也”。苏弁“聚书至二万卷，手自雠定，当时称与秘府埒”。韦处厚“性嗜学，家书雠正至万卷”。徐铉“尝受诏与、徐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说文字》”。宋绶藏书多于秘府，精于校勘，陆游盛称之。《金石录后序》称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以共同校勘金石为乐，每获一书，即共同校勘，整理签题。贺铸亦“家藏书万余卷，手自校雠，无一字脱误”。叶梦得所藏图书，多经亲自校勘。他常把各地刻印的同一种书互相雠对，改正了许多书中的错误。朱熹藏书甚富，亦是校勘大家，尝撰《孝经考异》、《孝经刊误》，又集诸本校《参同契》，撰《参同契考异》，又撰《韩文考异》等。宋代学者的辛勤劳作，给后世留下不少好版本。
　　清代精于校雠的私人藏书家很多，主要代表有：顾炎武撰《九经误字》、《五经同异》、《石经考》，树清代校雠学之基。惠栋有《九经古义》，钱大昕誉之“雅爱典籍，得一善本，倾囊弗惜。或借读手抄，校勘精审；于古书之真伪，了然若辨黑白”。卢文?校刊《抱经堂丛书》甚勤甚笃，严元照《书卢抱经先生札记后》称：“先生喜校书，自经传、子、史，下逮说部、诗文集，凡经披览，无不丹黄。即无别本可勘同异，必为之厘正字画然后快，嗜之至老愈笃，自笑如猩猩之见酒也。”段玉裁尝谓校书之难在定底本之是非与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立说之是非。被誉为清代第一流校勘家的顾广圻，号日思适居士，斋日思适斋，集日《思适斋集》，取义于邢子才“误书思之，更是一适”语。《思适寓斋图自记》云：“顾子之于书，犹必不校校之也”，即在校勘时，保存原文误字，不轻改字，以不校为校，确乎独树一帜。黄丕烈广收异本，勤于校勘，每获一书，日夜校雠，详细研索，认真订正。他自28岁始校书，所校不下百数十种，撰有《周礼札记》、《国语札记》、《战国策札记》、《山海经校勘记》等。其藏书更以宋元旧刻、精抄、精校而闻名于世，被称为乾嘉四大藏书家之一。阮元日：“今宋本无黄氏鉴藏印者，终若缺然可疑”。后人称他存古之功，自不可没。此外，鲍廷博、孙星衍、阮元、吴骞等，都是清代藏书家中的著名校勘学家。
　　
　　3　藏书家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对古代私家藏书的补益
　　
　　藏书家们对私藏图书的校雠精审、整理编目、版本甄别等实践活动，对于传递文化、培养人才、推演学术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对私家藏书文化的繁荣大有裨益。
　　
　　3.1　存藏刊布，传承文化遗产
　　藏书家翻刻古书、流通珍贵典籍的做法，历来被学界认为是功德无量的事业。如南宋岳珂、明代毛晋、吴勉、范钦、项笃寿兄弟，通过自己的著录、传抄、翻刻，使典籍不断再生，以生代灭，从而有效地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清代藏书家在考据、辑佚、校勘的基础上，校刻的古书既多且好。如金山钱熙祚的守山阁、歙县鲍廷 博的知不足斋、海宁吴骞的拜经楼、吴县黄丕烈士礼居等，都翻刻、新刻了不少古书。张海鹏治经之暇，以剞劂古书为己任，提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其道不更广耶”?这种藏书观体现了藏书家从一般的藏书为己有、为己用，上升到保存文化遗产、传延后代、繁衍学术的宽阔眼界和强烈使命感。
　　
　　3.2　部次条列，展示缥缃瑰宝
　　郑樵说：“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九流百家各有条理，虽亡而不亡也”。叶德辉说过：“鉴别之道，必先自通知目录始……不通目录，不知古书之存亡；不知古书之存亡，一切伪撰抄撮、张冠李戴之书，杂然滥收，淆乱耳目。此目录之学，所以必时时勤考也”。陈垣先生曾讲过：“目录书就像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这些都是藏书家的经验之谈。古代藏书家在收集整理藏书的过程中，将收藏的典籍著录于簿，书名、卷数、作者一一了然，又或叙其内容，辨其源流，考其篇目，论其得失，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文化典籍史料，成为图书学和图书馆学的宝贵财富。据汪辟疆《目录学研究》介绍，清代目录编制的数量以私藏目录为冠，现可知清代私藏目录220余家，270余种，足以从一个方面窥见清代典籍的概貌及学术文化成就。因此，藏书家们著录私藏书目，客观上使图书积聚、保存有了线索，使文化传播与发展有了载体。
　　此外，私藏目录在图书分类上勇于突破四部分类的藩篱，使得私藏书目中收录的通俗读本增多。如北宋李淑倡导八分法，明代晁琛提出33类，赵用贤用千字文排列分类，陈第则按六部分类，《读书敏求记》分46类，《述古堂书目》分78类，《也是园书目》分154类。这些革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得许多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书籍为私藏书目记载，为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同时，也推进了图书分类，符合社会文化发展需要。
　　
　　3.3　注重版本，有益于后人考辨古籍
　　版本学的专门研究，大量反映在私家藏书目录著录中，使得藏书家对于书籍“版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潢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这对于后人考辨古籍、了解古书的版本及其流传，是极为重要的资料。
　　唐代以来，渐有私人使用藏书印的习惯，宋元两代有所发展，至明清极盛。藏书必有印记，已成为书林的流风习俗。或以印主名号人印，或以印主里爵入印，或以鉴赏标志入印，或以箴言警句入印，或以杂记内容入印等，对于后世考证古籍提供了路径。同时，通过印章，可以考察藏书家的基本情况，窥识藏书家的个人修养、处世态度，了解不同时代、不同藏书家的风格特点。
　　
　　3.4　精心校勘，进一步提高藏书质量
　　卢文?曾说：“童时喜钞书，少长渐喜校书”，俾后之学者亦获得见完书。这是多数校勘家、藏书家之共识。校勘名家顾广圻校书的抱负，自称日“天下有误书，而后天下无误书”。他常为当时众多藏书家作校书工作，对学术文化贡献极大。叶德辉认为，对于一个藏书家来说，通过校勘可以达到博识见闻、增强记忆、扫除书籍尘封局闭之缺点；同时，经过校勘之书，亦可嘉惠来学，有功于后人。很多藏书家把校勘典籍看成是藏书活动的一个中间环节。他们在自己的藏书过程中，访求旧椠精抄，堪比今本俗本，校正今本、俗本的讹误和擅改之处，使之成为善本书，从而提高自己的藏书质量。张之洞在《书目问答》后附列校勘学家31人，如卢文昭精校刊刻书籍颇多，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后人誉为“清朝宋版”，孙星衍在校勘学领域独树一帜。流传至今的历代典籍，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校勘家们的心血与汗水。版本目录校勘学的发展，不仅扩大了学术活动的影响，同时也增强了藏书活动与社会经济、生产领域的各种联系，形成了藏书目的的多元化和藏书家成分的复杂性，大大地丰富了私家藏书文化的内容。
　　总之，藏书与学术实互为因果关系，私家藏书文化与目录版本校勘学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补益的。一方面，私人藏书有助于学术之演进。藏书为治学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为古典文献学的发展增添了能动力。其间，以目录、版本、校勘等专学的成就最为显著。另一方面，目录版本校勘学的逐步发展，又推动了私家藏书文化的日益繁荣。经过藏书家校勘整理后的大量书籍，更为学术界所瞩目，成为研究、整理、弘扬传统学术文化的基本资料和宝贵财产，为丰富藏书、管好藏书、用好藏书增添了新的因子，对于典籍的收藏、管理、交流、使用等，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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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韩愈，昌黎先生集／／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
　　[5]周少川，藏书与文化――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刍议，安徽大学学报，2003(2)：92―99，
　　[6]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
　　[7]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魏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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