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名达生平及其文献学成就 徐寿生平及其成就

　　[摘要]介绍中国近代目录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姚名达的生平，他系统整理我国古代目录学遗产，开展目录学前瞻性研究，在目录学定义、功用、内容以及目录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创建性的见解；其所著《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目录学年表》集中体现其目录学思想与成就。
　　[关键词]姚名达目录学文献学
　　[分类号]K825.4
　　
　　姚名达，一个应该被中国人民永远记住的名字。他是在艰苦抗日战争中惟一牺牲于沙场的教授，也是中国近代目录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对我国目录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融会中外，贯通古今，提出了目录学原理、方法等一整套理论，初步建立了近代目录学框架和学术体系，揭开了我国目录学史上新的一页。
　　
　　1　姚名达生平
　　
　　姚名达(1905-1942年)字达人，乳名侠生，自更名显微，江西兴国人。祖父姚德源，是一位以种菜、撑船为职业的劳动人民。父亲姚芳权，字舜生，通经史，工诗文，学问渊博，是一位光绪年间的兴国县学庠生，做过中小学教员和县政府秘书；母亲徐方琳，勤劳善良。家里只有几亩田地，但有几百部经、史、子、集的古籍。名达6岁时，父亲就教他识字断文，8岁入私塾，10岁就读于兴国达德学堂。1918年2月，进入江西省立赣县中学学习，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寒，遵父命辍读从医，后又考入公费的上海南洋公学国学专科。1925年2月，考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生，从师于著名史学大师梁启超的门下。1926年6月，姚名达以优等成绩完成毕业论文《邵念鲁年谱》，本可以走上工作岗位，却申请留校继续研究学问。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几年里，发表了《章实斋之史学》、《章实斋年谱》、《达人史话》等论著。
　　1929年3月，姚名达先生受聘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和特约撰述工作。正当名达醉心于学术研究之时，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将他的家付之一炬，包括藏书和十几部手稿，均荡然无存。故他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最为痛心疾首，他愤怒地说：“他们毁灭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怎样地发扬我们的文化，给他们瞧瞧，使他们知道我们是打不倒，灭不掉的”!沪战结束后，他又重新购买了数千卷藏书，补苴《刘宗周年谱》，重撰被毁的《目录学》等专著。
　　1933年夏，名达与夫人黄心勉(1903-1935年)联手打造上海女子书店，编印《女子月刊》、《女子文库》，致力于妇女平民教育，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并兼任暨南、复旦等大学历史教授。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沪战的炮火，又毁了名达女子书店的事业，他只得拖家拉口回到江西。先后流浪于江西兴国、赣州、武宁等地，直到1940年9月，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成立战时学校，他被聘为文法学院文史系教授兼导师，生活才稍稍安定。
　　1942年5月，日寇长驱犯赣，姚名达目击河山被蹂躏，同胞被屠杀，愤然投笔，慷慨陈词：“数载以来，赖无数将士浴血抗战，已深陷敌人于泥沼矣!最后胜利，则需知识界实行参战。有愿以兵役为己任者，吾其为嘀矢乎”!随即在中正大学联合爱国师生组成抗日战地服务团，并任团长，率师生数十人，奔赴前线，“宣传民众，慰劳将士”。7月7日夜，在新干县石口村，突遭日寇包围，师生赤手空拳与敌搏斗，姚名达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8岁。
　　
　　2　文献学论著
　　
　　姚名达留下的遗著遗稿颇多，成书的有30多种，其中12种正式出版印行，文献学方面的论著主要有：《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
　　《目录学》开首著作的时间是1929年11月，书稿毁于日军的炮火，战后重写，由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1月初版，全书分原理、历史、方法共3篇20章。原理篇探讨目录学的定义、目的、功用、目录的种类、目录学与各种科学的关系、目录学与图书馆、目录的派别与目录学的派别等问题；历史篇讨论目录的起源，从七略到四部、佛经目录、道藏目录、人物、西学输入与中西合流和目录学发展趋势等问题；方法篇讨论分类方法，编目规则和方法，标题方法和检字法的进步等。全书以内容全面广泛、简明扼要见长，是目录学史上全面系统地论述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最早的著作之一。
　　《中国目录学史》第一稿写成于1929年，与《目录学》同毁于日寇轰炸，1937年第二次脱稿印行。作者“博搜精考”，利用北京、杭州、上海多所图书馆的藏书，编写成多种有关的文献资料，经过两次改写而成此书。作者认为中国目录学史中，“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因此全书不以时代为纲，采用主题法撰写，共分叙论、溯源、分类、体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和结论十个主题，全面论述了中国目录学发展历史，客观评价了中国历代目录学家目录学理论、观点和方法的优劣短长以及各自的特色。此书无论从考证搜集精详创新，还是行文气势研究方法等方面看，都为姚名达的代表作和国内目录学界的代表作。
　　《中国目录学年表》出版于1940年，是作者撰写《中国目录学史》时，将目录学史事从千百种古籍中钩稽出来，以时间为序，考定排比了秦代至民国两千多年来中国图籍文化发展变迁情况，广罗目录学界大事，专成一书，以补《中国目录学史》按主题分写之不足。作者于此曾用功多年，易稿三次，所谓“无一字无来历，故每事皆注出处”。《中国目录学年表》与《中国目录学史》交光互影，合为“双美”。
　　
　　3　文献学成就与贡献
　　
　　3.1　初步建立起中国近代目录学知识框架和学术体系。
　　在《目录学》一书中，姚名达首先阐述了什么叫“目”，什么叫“录”，并确立了目录学的基本定义：“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目录学这种学术，是把许多乱七八糟的书籍，一一考察它的性质，分成许多种类，按照一定的次序，放在一定的地方，再编成一种目录，使得看书的人先查目录，可以知道书籍的所在，明白书籍的大概，决定应该看什么书，应该在什么地方找。这种目录，不但应该有名目，把书的名称、著者、册数、出版地点、出版年月、告诉读者；而且应该有叙录，把书的主要篇目，内容大概，著者生平，版本好坏等等有关系的事情，用极简明的文字告诉读者。使得读者不但知道某书在哪一类，某类有什么书，而且明白某种学术应该读什么书，某种书籍值得读不值得读。象这样，才是目录学的正轨”。从这个定义里，我们可以知道：①目录学研究的对象，那就是图书(群籍)；②目录学研究图书的著录如何利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就是说，目录应该如何通过揭示书的思想内容以及作者在学术方面的成就、派别和师授渊源，来更好地阐明学术思想的源流和发展情况；③目录学研究查寻鉴别图书。
　　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服务的对象却是读者。 它是图书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其根本的目的是如何解决日益迅猛增长的图书与人们如何方便利用图书之间的矛盾。因此目录学是实践性和操作性很强的学问。姚名达为目录学确定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定义)正是基于实际需要这一原则，因此他的这个定义，是合乎科学的。在他之前，不是没有人为其定义，但定义得如此完整和全面，确是始自姚名达。
　　目录学的功用也是目录学的基本理论之一。姚名达认为，“目录学的目的，是把繁杂的书籍编成简明的目录，使得读者据目录以寻求书籍，从书籍以研究学问。”“目录学的目的，是要把目录编得最完备，最明白，最方便，使得读者人人能用目录，以求学问”。由此可见，姚名达不是把目录学看作纯理论的学问，而是当作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直接为图书馆工作服务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过去时代某些认为目录学只是为了研究古代目录的见解，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
　　目录学与相关学科的研究，也是目录学理论主要内容。姚名达认为，区分目录学与相关学科的异同，正是使“目录学之性质及其范围约略可定，如丝之有绪，海之有涯，庶无惑焉”。更是使目录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的关键。他论述了目录学与校雠学、版本学、图书馆学、分类学、历史学、考证学等9门有关学科的关系和异同之处，从而澄清了人们的模糊认识，由此奠定了近代目录学的理论基础。
　　
　　3.2　系统整理我国古代目录学遗产，总结了古代目录学的丰富经验。
　　“在过去几十年内，关于‘中国目录学史’的专著和论文不下二三十种，不论在采辑资料方面或是编写内容方面，都应该以姚先生这部著作为最好。”这是著名目录学家王重民1957年为《中国目录学史》所作《后记》中的感叹。姚名达知难而进，为撰写著作可以说殚精竭虑，对自古以来我国目录学出现的重大事件、重要成果和著名人物，都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在我国古代目录的研究方面，有几个重大问题始终因未能为人所解决为人所注意，名达将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三者的关系及其异同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严密的推理，使这段历史比较清楚地再现在读者面前，并给了我们一个较圆满的答复。《晋中经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七志》、《七录》和《隋书经籍志》的先后出现，是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姚名达对这些目录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致的研究，作出自己的评价，其中不乏标新立异的见解。对《隋书经籍志》以后的目录，则采取按照分类体系划分为正统派、别派、修正派三类，然后分别对其进行叙述和评论的办法，来系统地研究这段历史，比较清楚地反映出我国古代目录分类法演变的基本面貌。
　　在古代目录学家的研究方面，姚名达能实事求是地评判他们的成绩与缺点，给予他们在目录学史上一定的地位。如对刘向刘歆父子、王俭、阮孝绪、晁公武、郑樵、祁承?、章学诚等人，分别从目录学思想、目录学理论观点、目录学著述、对目录学的贡献、对后世的影响等多方面进行研究，指出他们的优缺点，总结经验教训，以借鉴于后人。
　　佛教目录也是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一份宝贵遗产，姚名达注重考证，辨其真伪，对众多的佛教目录进行了介绍和述评，概略地介绍了佛教目录的发展情况，阐述了各个朝代的主要目录及其特点，划分了佛教目录发展的几个阶段，使整个佛教目录史层次清晰，脉络分明。名达全面地总结了我国佛教目录的发展史，对整理我国佛教目录遗产作出一定成绩。
　　
　　3.3　目录学史论新意迭出，立足历史，开展目录学前瞻性研究
　　名达撰目录学史，不是陈因旧说，而是多有创新。他自己也说：“一反古今成说，不惮立异之讥。”“书中论断，多出新裁。”“对于研究之结论，间有创说”。如认为汉代刘歆的《七略》实际上是六分法，而不是一般人认为的图书七分法的开始。晋代苟勖的《中经簿》，发现了甲乙丙丁四分法，似乎已成定论，但名达认为是五分法，因为《中经簿》除四部外，还另有《佛经》一部。还主张丛书必须拆散，不应合入总类；文集如不作分析目录则宜改入总类。还认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最大特色为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分类未能以学术分类为基础，不能反映图书内容的本质，所以他希望并极力提倡图书馆目录中使用主题法，在当时主题法刚传入我国，尚未推广的情况下，就看到了主题法的重要用途和强大生命力，预见了它的光明前景，时至今日，计算机管理图书目录，主题法大行其道。
　　姚名达还提出了目录学的发展方向问题，认为目录学前途在于适应时代发展需要，随着科学门类越来越多，目录学也“宜如数枝之纷披，愈分而愈细”。对当时图书分类各自为法，图书馆各自为政的现状极为不满，大声呼吁制定全国图书分类、标题、编目统一标准，认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负有改良图书馆学与目录学之职责，宜联络统一分类标题编目检字之专家，举行会议，从长讨论，折衷划一”。姚名达的这一愿望，极有远见，我国数年前已颁布和实施了全国文献著录标准。在实现了联机检索以后，目录方法统一的重要意义更显示出来。
　　姚名达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中国史学方面也颇有建树：开展了对章学诚史学的全面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撰写了系列史家传谱著作；开展了史学理论的研究。他在仅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生涯里，就完成了30多种学术专著，主要是战乱原因，只有12种公开出版，仅就这12种学术专著和众多论文，就已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钱亚新先生对姚名达的治学方法和特点也十分重视，并加以总结，认为其有6大特点：一是立志的坚定；二是读书的刻苦；三是收集的广博“求得真事实”；四是剪裁的严格；五是态度的谦虚；六是文笔的生动。
　　姚名达对我国近代目录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源流清晰，资料详备，他在目录学定义、功用，目录学研究的内容、范围，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创建性的见解，反映了当时目录学界最高水平，开创了我国近代目录学的新纪元，为初建我国近代目录学理论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人们不会忘记这位20世纪的中国文献学家和为国捐躯的文化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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