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彬：从远东军事法庭走来 远东军事法庭

　　高文彬，亲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的目前唯一仍在世的华人，今年86岁了，他装扮齐整，彬彬有礼，至今还保留着喝下午茶的洋派作风。坐在沙发上，这位经历了早年的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经历了中年的坎坷岁月、命运捉弄，仍然儒雅安详的老人，向我诉说起自己令人吁叹的人生故事。
　　
　　东京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东京涩谷，这里战时是日本陆军司令部。来自11个国家的检察官、法官和日本的律师都聚集在此，我作为检察官的秘书，办公室在法庭的三楼，二楼是各国法官办公的地方。
　　审判是按照历史进程进行的，先是“皇姑屯事件”，再到“九一八”、“八一三”，再是“一二八”，最后是“太平洋战争”。
　　军事法庭上，所有战犯都不肯认罪。因为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体系，所有战犯先被假设无罪，然后由检察官举证，法官再根据证据定罪。
　　一开始我是作为翻译前往远东军事法庭的，我并不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派遣的，而是国际检察组到上海物色懂法律、懂英文的人做翻译官时选中了我。检察官向哲浚先生对我比较满意，就留我做秘书。每天会由一个美国的下级军官送庭审笔录过来，我的工作就是登记。一般每个国家送一本，我跟他们要求每天多给我们一本，想结束后带回去给我们东吴法学院留作纪念。审判结束，我们把两套庭审记录都带回中国。一套我给了东吴法学院，一套由检察官向哲浚带给了南京国民党行政部门。遗憾的是，解放后，东吴法学院拆分了，两套记录都遗失了。
　　我的工作除了登记笔录，还有收送文件，安排检察官每天的日程等等。我主要接触的就是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先生。他是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庚子赔款留美，在耶鲁大学学法律。他作风正派，英文很好，为中国做的检控开场白非常精彩，连美国人也称赞他。
　　中国的检控主要集中在日本对东北、华北的侵略占领，成立伪满政府，南京大屠杀。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被引渡作为证人参加庭审。
　　对于南京大屠杀，向先生在去东京参加审判之前，就已经在南京地区进行调查、收集证据。正式开庭时，除了我们提供的书面证据以外，法庭还接受了两个美国牧师作为目击证人，他们当时在南京难民区工作，亲眼看到日本人屠杀中国人。其中一个就是马基，他用摄像机拍摄了一段资料，是南京大屠杀留存的唯一影像，当时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播放了。还有两个中国商人到庭作证，他们当时曾被日本兵集中起来用机关枪扫射，他们两人侥幸不死。
　　审判结果
　　
　　虽然关于南京大屠杀其实在东京审判时就有了确凿的证据，但是在日本人当中，审判当时直至今日还是有人对此怀疑。除了一部分右翼分子故意散布谣言、混淆视听，还因为日本人长期受皇军封建军国主义的教育，认为天皇是至高无上的，皇军是生命中崇拜的对象。日本普通百姓根本不知道、也不相信皇军会在中国干这样的事。日本国内舆论控制得相当严，日本军部禁止回国士兵在国内讲述他们在外面的所作所为，日本军队在外面杀人放火、做人体细菌实验等等，日本国内一点都不知道。当时肯出庭作证的只有一个日本人，叫田中隆吉。他是少将，以前是内蒙古日本派遣军的炮兵司令。他的出庭对日本人很不利，所以东条英机很恨他。
　　日本战后也是满目疮痍，东京城周围被轰炸得一塌糊涂，断垣残壁，有的工厂打得只剩下烧焦的铁箱，有的民房只剩下一两根柱子……街上经常看到日本男男女女穿着破破烂烂的军服，地铁站里面都是年轻姑娘，做些不光彩的事。
　　东京审判的结果，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荒木贞夫等16人被判终身监禁，东乡茂德等2人被判有期徒刑，最终没有追究天皇的罪行，这是首席法官澳大利亚人卫勃与麦克阿瑟私下约定好的。那时美国人已经有利用日本的计划，已有私下交易。还有一个专门在东北搞731部队细菌战的日本将领，被美国人保护起来，送到美国去了，没有能接受审判。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本来也要到东京受审的，但国民党去了个公函，说他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中国老百姓一定要他在中国受审，其实国民党是利用他来打共产党，因为他在华北长期作战，对华北情况比较了解。
　　
　　归国以后
　　
　　东京审判结束后，我们都回到中国。向先生在东吴法学院兼课，后来国民党要他一起去台湾，他拒绝了。首席顾问倪先生也没去台湾，在东吴法学院教书。法官梅汝?的秘书杨寿林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教书。我们四个人每两个礼拜聚餐一次，向先生那时50多岁，倪先生40多岁，杨寿林30多岁，我20多岁，我跟向先生、倪先生是忘年之交。
　　解放后，中央领导邀请向先生、倪先生去北京工作，向先生思想比较旧，有“不二主”的想法，没有去，还是在上海的大学里教书。倪先生后来去了北京外交部。梅汝?先生解放时在香港，也受邀去了北京，在外交部当顾问。
　　我那时在上海大厦外事处第四科工作，处长黄华对我很好。我以前有一个老师姓艾，是东吴法学院的兼职教授，教我们国际法。他是瑞士驻沪领事馆的法律顾问，办公室在原来的法租界外滩一号。我跟他关系不错，有时去他那儿请教问题。没想到，后来说他是国民党潜伏在这里的特务，有人揭发我一直为他服务，定下“为国民党特务盗窃外交部机密情报”的罪名。他们说我拿了艾先生的钱，实际上我一分钱也没拿。他们打电话给我太太说我去外地出差了，其实我就在外事处，被隔离审查了。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小，给他们一追问就怕了，今天承认收了20万，明天又说30万。这下好了，他们说我“不老实”。
　　最后，艾先生被判了7年，我倒被判了10年。没想到，那个艾先生也有意思，旧社会过来的人，还上诉，他觉得我没做这个事情，你判我一个月也是错的。那时候上诉怎么行？结果被改判了无期徒刑，后来就死在监狱里面。我在看守所呆了3天，又来一纸判决，说我表现好，减刑2年，变成8年。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又减去1年，变成7年。
　　那是1952年，就这样我开始了劳改生涯。一年后妻子离开了我，法院把大女儿判给了我，由我母亲抚养。
　　
　　江西岁月
　　
　　一开始，我被关在第三看守所，跟外国人关在一起。有一个天主教神父叫格寿平，他是红衣主教之一，是罗马教廷派驻上海的主教。那个主教了解到我也是大学毕业，去过外国，对我很信任，还动员我加入天主教。
　　这里面待遇比较好。我在这里大概呆了将近一年，被送到苏北大丰农场川东分场继续改造，在那儿劳改了一年，我又被送往江西北部珠湖农场，后来又调往新建县朱港农场。一直到70年代初，才调到赣中西部的永桥农场。在永桥农场，让我就业了，当初中三年级的英文教师，情况开始好转。那时有个说法叫“留场就业”。
　　“文革”当中，我倒没有再受到什么大的冲击，他们说我是因祸得福，在“红色保护伞”下。当时向哲浚、梅汝?等人都受到了冲击。红卫兵到梅家抄家，差点把他在东京法庭上穿的法官袍都烧了，他说这是我审判日本战犯时穿的，怎么可以烧？红卫兵怕了，才留了下来，后来他捐给了博物馆。
　　在农场，吃了太多的苦。冬天，大年三十晚上，零下2度，上身赤膊着挑担，下面穿着短的衬裤。规定要赶在4月汛期来之前挑一万亩地，如果来不及，水一淹，等于白挑。所以那时候紧张啊，80到100斤一担，每天要挑几十担近百担。尽是伤员，有的人担子挑断了，有的人肺病发作了。
　　我至今还要感激一个医生，姓赵，宁波人。那时我已经40多岁了，还在挑担，他说，“这个活农村里二十几岁的小伙子都吃不消，你怎么行？如果不想办法，你将来要倒在这里的。”他看我长得文弱，很同情我，劝我把仅有的八九十块收入全部用掉，买鱼吃，鲤鱼、青鱼、黄鳝……我买了黄鳝，没处烧，就用砖临时砌个炉子，用枯芦苇烧，一顿吃一大茶缸。不讲味道，就讲营养，这样我的身体才没有垮掉。至今我还收藏着那根扁担，上面刻着我的名字，扁担两头都有血迹，就是肩膀磨破印染上去的。
　　
　　回到上海
　　
　　1979年，我“摘帽”了，那之前我一直呆在江西。规定说65岁以上可以回上海，我那时还没满65岁，我就写信给中央、给外交部、给邓小平，信都退回到上海的安置办公室。我就去找他们，我说有的人是老牌特务，有血债的，他们过65岁了，都能回上海，我根本没做过什么，还是共产党的干部，而且劳改时还记过三等功，反而不能回来，这不合理。安置办公室的人最后说，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只要上海哪个单位要我，就能让我回来。
　　那时，海运学院的外语系主任是我当年在外事处的老同事，所以我就调进了海运学院。本来是要进外语系的，海运学院的海上法研究室主任魏教授，也是东吴法学院毕业的，了解到我是东吴念法律的，把我调到他那里了。
　　上世纪80年代，我作为交流学者去美国讲学。那时我再次结婚了，我们认识了8年，她姓孙，也是海运学院的老师。她非常同情我的遭遇，我们一直作为朋友交往，怕舆论阻力没有结合。因为我要去美国讲学了，她女儿极力撮合我们完婚。所以我们匆忙办了手续，婚后3天我就去美国了。我答应她等我在美国安顿下来，就接她过去。走的那天，车子开过她家门口，我下来，跟她告别。没想到，等我到美国不久，就传来消息，她在上海因心肌梗塞去世了。那天在她家门口成了最后的告别。
　　我从美国回来后，女儿就去美国留学。现在她入了美国籍，我外孙女也是美国籍，这点我很反感，堂堂中国人，怎么去做美国人了？美国这个国家，我对它印象不好。当时我女儿加入美国籍，还不敢跟我说，知道我不同意。后来她解释说如果没有美国身份美国籍，权益得不到保障，美国人的一般福利她都享受不到。最后我也只好默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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