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呼唤“廉价政府” 什么是廉价政府

　　对于已经熟悉了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有限政府、阳光政府、高效政府、廉洁政府等政府目标的人们来说，“廉价政府”似乎是一种新的理念。但实际上，建设“廉价政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价值目标，不过近年来被我们忽视了而已。廉价向来是高效的一个方面，正如有言论指出的那样，我们之所以需要一个政府，并不是因为政府比民间机构更具有公共性，也不是因为政府比市场更强大，而是因为唯有政府才有能力以低于市场交易成本和民间机构的管理成本的方式，去构建公共服务体系，行使公共服务职能。毋庸置疑，打造廉价政府是一条艰辛之路，任重而道远，但它的伟大意义绝对值得我们每一级政府机构，每一个公务人员，每一个社会阶层的公民，为之不懈努力。
　　
　　打造廉价政府
　　黄菲
　　
　　世界上最昂贵的公务和政府
　　每年两会，“中国行政成本居高不下”问题都会以不同的议程形式被代表议案直观地设置出来，前年是“中国行政成本全世界最高”，去年是“２６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今年是“我国行政成本２５年增长８７倍”。曾有专家撰文称，“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公务和最昂贵的政府，中国公民承担因政府运行成本过高产生的赋税在很多地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行政成本究竟有多高，由于一些隐性成本无法估计，所以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是，通过有关专家、学者和官员们透露出的若干数据，我们也可以推算估计出我们行政运行成本之高并不断上升的一些蛛丝马迹。据统计，中国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不断增长，已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平均6%以下，80年代平均8%以下，膨胀到90年代的12%。按此数据推算是30年左右翻一番。别以为这样高的支出都被应用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了。事实是有相当一部分被作为吃饭财政，发工资福利吃掉了。根据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健的说法，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我国为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目前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日本为1.38人/百万美元。因此，我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仅2005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三项加起来就高达60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全民义务教育投入的5倍。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和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
　　按照中央国家机关确立的目标，政府机关年人均能耗、水耗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至10％，但北京市的一项调查显示，48家市、区政府机构2004年人均耗能量、年人均用水量和年人均用电量分别是北京居民的4倍、3倍和7倍。其中，政府机构的人均年用电量最高值达到9402千瓦时，相当于该市居民人均488千瓦时的19倍。也就是说，有的政府公务人员1天的耗电量，够一个普通老百姓19天的生活用电。
　　这种行政管理和工资等支出其实还只不过是行政成本中的冰山一角，除了这些直接显性成本外，我国行政高成本还包括隐性和间接成本之高。据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的一项研究，初步估计，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因腐败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9875亿～12570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由于隐性成本难以精确衡量和定量计算，现在因腐败造成多少损失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是，据李金华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审计报告中，有关10户中央企业原领导人在任期内就转移挪用、贪污受贿等涉嫌经济犯罪金额16亿元，而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等造成的损失却高达145亿元的数据来看，官员腐败和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绝不是一个小数字。
　　关于昂贵政府的大手笔，这样的例子似乎时常见诸报端：郑州市惠济区政府占地500亩，建有6座崭新的办公大楼，庞大的人工湖和假山，以及一座古树园，连同各种配套的道路和设施，总共花费了6个亿，被称为“世界第一区政府”，然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惠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却备感委屈：“我们算什么世界第一？某某市政府还占地1000多亩呢，比我们大得多。”的确，建设豪华政府大楼的风气已经吹遍了大江南北，连僻居黔东南的贫困小县亦不能幸免，确实很难说“世界第一”的称号到底花落谁家；无锡滨湖区政府对长500米、宽4米的酒吧街投资160万元，铺设木质地板，称此举是为防止客人醉酒后跌伤，市民却对此表示质疑；安徽省巢湖市政府和有关部门、耗资近百万元办举为期10天的“中国巢湖第十届牡丹观赏节”，“主角”只是一枝生长在山崖上、据说“可预测旱涝”的野生牡丹，然而巢湖市气象局2005年根据多年的气象资料对银屏牡丹做了一次分析，结果表明这株牡丹每年花开的朵数与旱涝并无必然联系，“银屏牡丹能兆示旱涝丰歉”的说法只是民间传闻。巢湖市却为一枝“神花”兴师动众，劳民伤财。
　　这些还只是政府部门的消耗问题，而一个政府是否廉价，不单单是看政府花掉了多少钱，还要看政府的钱花在哪里，为百姓办了哪些好事实事，办的效果如何。一个部门一年下来，如果除了发工资奖金，搞几件应付差事的“面子工程”之外，没给百姓办过什么事，那么，这样的部门即便再“节俭”，即使把运行经费从过去的1000万元节省到几百万元，却养着一帮“闲人”，也无论如何算不上“廉价”。
　　
　　昂贵政府的由来
　　追问昂贵政府的由来，不能不提到现行的财政体制。现行的财政体制远不够完善，还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体制，存在着很多滋生腐败、导致政府成本太高的重大隐患。现行的财政体制对于预算内资金，预算编制的准确性与执行的刚性都还不够。一方面，政府所作的预算太过粗线条，不能将其所花的钱完全细化，政府有关部门和官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另一方面，人大对政府花钱所进行的监督比较疲软，财政预算监督缺乏刚性和力度，审查水平有待提高，质询、问责、罢免等手段也极少利用，以致监督只具有象征性。
　　预算内的资金花得不够明白，预算外和制度外的资金就更如脱缰之野马。按理说，所有的政府收支都应该纳入政府预算，受到严格约束与监督，但现实却是，设“小金库”非但屡禁不止，反而已成为各行政事业单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这就给监督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使用也怎一个“乱”字了得。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通常是先分配到中央各部委，然后再逐级对口下拨，但由于制度缺失，分配缺乏应有的透明度，给了握有拨款权的部门和相关官员以权力寻租的空间，导致各地增加行政支出纷纷设立专司“跑部钱进”的“驻京办”、“驻省办”。
　　把政府的运作开支归纳整理，可以看出大致分为两类：它自身的花费有多少(人员及办公问题)？它替国民花费的有多少(建设投资问题)？前者的弊端，其核心是对公共事务习惯性大包大揽的全能政府观念下的审批制度，而审批的无节制几乎是必然导致机构臃肿和贪污腐化。在基层政府中，这种弊端是导致政府运作成本高昂的主因，并使得财政收入往往只能满足人员开支，成为一种勉强维持局面的“吃饭财政”。而后者的弊端则是“我请客，你买单”的官场政绩文化。这种流行思维下的大项目、大工程，往往是丁吃卯粮，负债运行，在吞噬更多的社会财富。
　　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损失，大搞“政绩工程”劳民伤财，都是加剧行政成本膨胀的重要因素。但相对而言，这方面的问题是显性的，可以期待用制度来规范，用政策去调整，而大量且普遍存在于政府机关里影响行政成本的一些细枝末叶的问题，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首先从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上看，由于在这方面缺少相应的规定和制度约束，一些部门只要有钱，总能想方设法将钱或直接或变为实物发到公务员手里。这笔钱，羊毛出在羊身上，自然还是由政府财政来埋单。
　　我国公务员不但工资收入可观，还享有许多优越的福利待遇，名目繁多的各种津贴、补助无所不有，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通讯、报刊、住房、水电、燃气、取暖、降温乃至医疗、养老保险等等，只要有需要花钱的地方，几乎都可以从津贴、补助的形式中获得补偿。在这些用于福利的费用中，谁又能说都是合情合理的必需开支，而不是对公共财政的浪费？
　　有人会认为，只要不将公家的经费贪污进自己的腰包，就可以随便花，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实际上，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错误观念，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不仅使政府机关中的隐性福利能够大行其道，一些工作人员更是滋生了公家的东西不用白不用、不拿白不拿的想法，使得政府机构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其实用不着“引经据典”，就看看我们身边的一些机关单位，办公室的电脑，有几台是在办公事而不是被用于玩游戏干私活？办公楼里的长明灯、长流水，又有多少人会觉得不正常？开空调不关门窗，办私事用公车跑腿……凡此等等，难道不是我们早就司空见惯了的现象？如此作为，又怎么可能不额外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也正如李金华审计长所言，假如“每人手头稍微紧一紧，节约一点水、电、纸，各种费用都节约一点，全国一年恐怕就是几千亿。”这个几千亿如果被浪费掉，再加上每年用于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的几千亿，何尝又不是一个天文数字？它在政府行政成本中占有多重的分量，也就可想而知。
　　
　　打造一个“廉价的政府”
　　根据今年我国经济运行的形势来看，200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在去年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大关的基础上，铁定又有大幅增长。这似乎表明，政府的家底越来越厚实了。
　　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政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有钱。一方面，政府负债累累。截止2004年底，国债余额已达29631亿元，国债负担率超过20%，若再加上未列预算而实际发生的债务，债务负担将更为沉重。地方债务情况更是严重，粗略估算都在10000万亿元以上，大部分基层政府都在“负债经营”。另一方面，财政又欠账连连。社保基金欠账逼近20000亿元，基础教育欠账逼近10000亿元、煤矿安全欠账500亿元……综观以财政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公共服务领域，真可谓遍地欠账。“惊人”的财政增幅与同样“惊人”的债务负担“相映成趣”。显然，“赚钱”的能力增强了，但“赚钱”的速度远赶不上“花钱”的速度，以至于财政依然入不敷出，政府依然没“脱贫”――透过这个尴尬的事实，我们看到的是，打造一个“廉价的政府”，不仅是民众最热切的呼声，也是中国社会发展最迫切的需要。
　　要打造一个“廉价政府”，釜底抽薪的一步，是从制度上强化政府信息的透明度，让政府的运行见到更多的“阳光”。因为评判政府的廉价或昂贵，不在于其开支规模的多寡，而在于开支的合理程度。没有透明，我们无从知道新的方案是否会导致更大的成本，也不知道在实施这些已有问题的方案时，会有多少新的同类问题产生。没有透明，我们需要对一切的政绩存疑。
　　打造“廉价政府”，迫切需要财政和行政成本的公开化、透明化。我们看到，有的专家学者为了“参透”我国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用了许多办法来推断，才得出我国政府收入占到GDP的30%以上的结论。其实，政府究竟一年有多少收入、多少支出，收入与支出的总规模，收入与支出的结构，中国各级政府现在的债务总数、债务规模，并非需要多么高深的学问或技术手段才可以搞清楚。搞不清楚就难以监督，也就不知道政府何处不廉价。只有财政和行政成本的公开化、透明化，“数字出官”，浪费奢侈、大吃大喝、政绩工程等等才会伴随着财政、行政成本的公开透明而收敛。
　　打造“廉价政府”，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更多的以服务社会为中心，只去管那些必须由政府出头管的事，才能使政府轻装、廉价。另外，相关的制度设计一定要有科学性。正如李金华所指出的那样，专项转移支付农民资金，大概涉及十几个部门，“水渠很长，从中央部门一直流到一个村，这个水渠是要渗水的，有时候流到村里面就没有水了”。相反，很多负责管理全国重要资金的部门，最小的审批项目仅有几万元，中央部门都来审批这样小的数额，也是“长水渠”，行政成本太高。
　　打造“廉价政府”，必须把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置于纳税人的监督之下，用纳税人的权利来规范政府行为。既然“政府的成本太高，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那么要降低政府成本、避免这种浪费，当然就绕不开政府资金的真正主人――纳税人的权利。而从法治的角度看，就是用纳税人的财税权利来制约、管束政府的收钱花钱的权力。具体来说，这种纳税人权利，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在公共资金怎样收、收多少等财税立法源头，纳税人的参与、讨论权利。但毋庸讳言的是，时下纳税人这方面的权利的实现并不理想，无论是税费政策的酝酿出台，还是具体标准的制定，公众意见的充分参与并得到尊重，仍然不是普遍现象，也缺乏制度化的保障渠道。其二，在公共资金如何开支、开支得是否有效益上，纳税人的监督、审查权利。显然，这方面权利没有真正落实，正是当前政府成本太高的主要根源，因为无论“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单位几乎找不到”的有恃无恐，还是“中央转移支付有一半以上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的管理粗陋，所以长期没能有效规范，除了各种技术性原因，根本还在于，纳税人监督、审查权利的保障不到位。
　　打造廉价政府，是一个长远而具体、庞大而繁琐的工程，决非一日之功，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但我们同时坚信，在政府信息越来越透明，政府态度越来越开明的今天，廉价政府不是梦，而是可以实现的美好蓝图。
　　
　　“廉价政府”的6块它山之石
　　
　　中美市长的慷慨和吝啬
　　中央电视台有一期“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节目，主要出场人员为中美两位市长，中国是威海的崔市长，美国是来得蒙得的艾文市长，主题围绕中美两位市长通过电视相互对话，交谈各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展开，目的是让世人了解中国，让中国人了解世界。
　　前半段节目无大问题，后半段节目中暴露出几个问题，令人深感惊愕和感叹。主要问题出在中美两位市长互相邀请对方访问自己城市的环节上。双方经几次互相邀请，在美国艾文市长表现出了“吝啬”之后，中国崔市长表现出了“慷慨”。令人深感惊愕和感叹的问题，就出在这“慷慨”和“吝啬”之绝然不同上。
　　美国艾文市长在高兴地接受了中国崔市长的邀请之后，“吝啬”地表示她没有访华的费用，并解释她虽然身为一市之长，但她的办公费用来自于市民的纳税钱，每一笔开支必须要对她的市民负责，访华的费用将是一笔额外开支，不在她的办公费用之列，故，她需先向有关企业募捐，获得企业的赞助之后，才能安排访华的行程，云云，十分自然、恳切。
　　中国崔市长在高兴地接受了美国艾文市长的访美邀请之后，没有表示任何对旅行费用的顾虑。相反，在听到上述艾文市长“吝啬”的言词之后，立刻“慷慨”地表示他将支付艾文市长访华的一切费用，在节目主持人的“辅助”之下，还一一列明包括来回机票、住宿、吃喝等全部费用，另外，还主动表示要向艾文市长赠送衣服礼品，云云，也是十分自然、恳切。中国崔市长的“慷慨”，令“吝啬”的美国艾文市长眉笑眼开，表示当晚就要打包上路。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人们的惊愕和感叹从何而来。
　　
　　头等富国的寒酸市长
　　2006年4月15日美国联邦高地市的警察们到当地一家脱衣舞俱乐部检查时发现，他们逮捕的一名脱衣舞俱乐部“看门人”竟然是他们的市长。
　　现年55岁的戴尔?斯帕克斯是美国科罗拉多州联邦高地市的市长。一年前，当斯帕克斯自家开的一家餐馆生意萧条后，他就决定到该市唯一一家脱衣舞俱乐部去找一份兼职工作，充当夜班“看门人”。斯帕克斯说：“我的底线是，我只是用当门房挣来的钱支付我的医疗保险费。我一个晚上赚100美元，一周兼职3天，而我们的医疗保险，需要每月缴纳1200美元。”
　　由于一直在晚上工作，斯帕克斯给脱衣舞俱乐部当“兼职门房”的事一直没人知道。直到2006年4月15日，24名警官对这家俱乐部进行了突袭，逮捕了包括俱乐部老板、DJ和8名脱衣舞女在内的10来个人。
　　在应聘到舞厅看门之前，斯帕克斯市长曾光顾过“赤裸元素”。不过不是作为看客，而是送外卖。从2001年开始，斯帕克斯夫妇小规模地经营烤肉生意，为派对、婚礼等送餐上门。烤肉店取名“烧烤市长”。但 “市长”这面金字招牌并没让他的烤肉生意红火起来，烤肉店的订单越来越少，以至他不得不考虑关门。
　　所以，一年前，当他送餐上门时，舞厅老板问这位常常为卖不出烤肉发愁的汉子愿不愿来看门，他回家征询了一下妻子的意见，便去上班了。他承认，最初他也考虑过市民的感受。但是，“大部分市民可不知道我挣得那么少，一个月才600美元！”
　　跟周边大部分城市一样，联邦高地市的市长不是政府雇员，纳税人并不为他支付福利。他不得不自己支付昂贵的健康保险，加上燃气费、水费、电费，等等，市长家每月的账单约3500美元。而市长一年的工资仅够支付两个月的账单。“在贫困水准以下。”市长说。
　　作为市长，斯帕克斯必须向联邦高地市1．2万多名常住人口负责，不过，他可不是这块方圆4．7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统治者”。他只是主持着这座城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市政委员会。 尽管尊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一把手”，可他没法决定自己工资的高低。假如他想让自己的薪酬涨到每月1000美元，最终需要全市市民投票表决。
　　眼下，最让联邦高地市市长忧虑的是，近来该市经济低迷，失业增加。在职务忧虑之余，他也为个人问题发愁：自从辞去舞厅看门的工作，下一份工作至今还没着落。他的妻子也没工作。“找份工作可不容易啊！”他感叹。到明年11月，斯帕克斯市长的任期将满，并且不能再连任。可以想见，如果到时还找不到工作，估计只能去领失业救济了。
　　
　　韩国总统退休回乡当农民
　　有“平民总统”之称的韩国总统卢武铉，已经为自己未来的赋闲生活作出了规划。他的愿望是返回故里，到老家农村当农民。
　　起初，卢武铉本打算卸任后在首尔郊区租一套房子，安度晚年。可没想到，这个总统，竟然不具备在首尔居住的资格。韩国法律规定，没有首尔户籍的公务员一律不得在首尔租买房屋，这是韩国对公务员的一种廉洁自律规定。
　　卢武铉总统退休后要回老家当农民，而其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居然是没资格在首尔租买房屋。他卸任后，在首都将无立足之地。堂堂一国总统，为国家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用咱们一句老话说，那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退休后，国家在首都为其安排一套住宅应该不算过分，可人家没这样做，而是按照规定：你从哪里来，退休后就回哪里去，卢武铉也只有做好回老家的准备了。
　　而看看韩国的这条法律规定，也让人很是惊讶，“没有首尔户籍的公务员一律不得在首尔租买房屋”，这是出于廉政考虑。咋对公务员卡得如此之严呀？在我们国内，对公务员则是给予充分的福利保障，不仅包转户口，包给房子，即便退休了，各种待遇也少不了，“享受XX级别待遇”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因此卢武铉这样的无奈选择对于我们很多官员来说，是绝对遇不到的。
　　不仅仅是卢武铉，很多发达国家的元首在卸任后都是充分感受到了人走茶凉。美国多位总统回老家料理农场去了；英国昔日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晚景也是“凄凉”……连我们这些旁观者都看不下去了，这可都曾是国家的有功之臣，咋一退休就没人“管”了，有关方面的心肠咋这么“硬”？可在人家看来，这就是一种必须遵守的规则，你在任时是国家政要，为了工作需要，国家会为你提供住宅、专车、保镖等，而一旦卸任就和普通百姓无异，普通百姓可能为生活所困，你这昔日政要也可能如此。
　　再看看我们，“官”似乎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是意味着终身的福利保障。一旦升上去后一般就不会下来，就算人退了，那级别也不会退，日子和普通百姓比那是相当的“滋润”。而这些福利和待遇，都是国家财政在买单，是我们纳税人在买单，是政府的行政成本在买单。
　　
　　美国州政府关门与中国红绿灯断电
　　2006年7月1日，美国新泽西州政府关门了。根据新泽西州宪法，州议会必须在７月１日前通过一项平衡预算方案，否则州政府将无权使用任何财政开支。然而，议会议员并未就预算案达成一致，无奈之下，州长科尔津下达了“关门令”，州内所有非特殊领域的政府部门将停止运行：州内公路建设项目被迫叫停；州立公园、海滩和名胜古迹将被迫关闭，约4．5万名政府雇员处于“待业”状态。其实美国政府机构关门的现象在历史上时有发生。1995年11月，美国国会与总统在平衡预算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国会迟迟不批准政府预算，致使大多数政府机构由于没有经费而关门七天。当时正值圣诞节，克林顿总统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付白宫的电费，才让美国第一圣诞树的灯光没有熄灭。
　　无独有偶，当天陕西渭南也曝出一件类似的事：红绿灯被断电了――不过断电不是因为政府缺钱关门，而是因为红绿灯电费无人缴纳，累计已欠75万元，交警部门称只负责运行管理，花费应由城建部门承担，19年的马拉松推诿中无部门愿付电费，供电部门无奈中只好断了电，城市交通陷入无序。
　　“政府缺钱关门”让人看到了一种非常刚性的财政约束体制：法定预算案里没有的项目以及超出预算案所规定的数额，政府都不得支用、挪用。预算经费是政府运行成本的唯一来源，政府的每一份财政开支与每一个公共品的供给严格对应，如果超支，政府势必将因为无钱运作而不得不关闭。
　　红绿灯是一种公共设施，公众的纳税和国家的财政中是包含这个“红绿灯使用费”的，可最终怎么就没有哪个部门来承担这个费用，没人交电费以致红绿灯被断电？财政到底是如何预算的，本该用在红绿灯电费上的钱又被挪用到了哪里？
　　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巨大亏空，教师工资长期拖欠、教育经费零拨款、公路年久失修，可这并不影响政府的生存：官员到处欠款大吃大喝，政府举债建豪华办公楼，部门靠乱收费购买超标的豪华轿车等等。政府和部门利益凌驾于公益之上，再穷不能穷政府，再苦不能苦官员，学校、医院可以关门，红绿灯可以欠费断电，可就算行政运行成本再大，也不会有哪一个政府或部门会关哪怕半天门。也正因为政府永远不会有关门的风险，才导致了政府的行政成本的无限大。
　　
　　给美国市长当助理
　　山东省临沂市市长李群，2000年赴美国康狄格州纽海文大学攻读MPA（公共管理专业）。其间，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纽海文市市长助理。回国后，他写了一本名为《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的书，被称为“第一部中国官员透视美国政府运营的书”。
　　书中所展现的美国政府运营的一些情况，有的简直能叫我们跌破眼镜。根据纽海文城市宪章，城市不设副市长，不存在你琢磨我、我琢磨你的内耗，部门也没有副职。城市设各种委员会，如公共管理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既有官员参加，也有专家参加，市长也是其中一些委员会的成员。这些既保证了行政成本的低廉，也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和办事的效率。
　　在纽海文市政大楼，每天都能看到John Destefano市长自己开着私家车来上班，然后停在指定位置，上班后办理公务换用公车，下班时，他又开着私车回家。市政大楼有个停车场，市长停车都是自己交钱。John Destefano市长说：“公私分明，这是对政府官员起码的要求，否则纳税人不会答应。”
　　有一天，美国副总统戈尔到了纽海文市。但市长JohnDestefano置若罔闻，只管做自己的事。李群惊奇地问市长：“戈尔来，你为什么不出面？”不想市长更惊奇地反问他：“我为什么要出面？”后来李群当市长助理时间当长了，这才知道，在美国，下级官员根本没有恭迎上级官员到来、给上级官员安排食宿、陪同检查工作、一同观赏风景、一起参加娱乐活动一说，不说是来了副总统，就是总统来了，市长也一样地不出面。在中国，上级去某地检查或随访，对方除了倾其所有以最高规格慷慨招待，一把手也必定会出面陪同，否则就被看成是最大的不敬。
　　经过几个月时间的接触，李群和John Destefano市长结下了友谊。在他的市长助理任期将要结束前，John Destefano市长说：“按照中国的礼仪，我要请你吃顿饭。可是，在外边用公款吃饭不能超过9美元。超过9美元就等于向你行贿。到我家吃顿饭吧。”结果，在市长家里，我李群了一顿西式晚餐。
　　
　　执行理事长一张机票毁前程
　　2005年7月，新加坡最大的一个慈善机构NKF，国家肾脏基金会爆丑闻了，他们的执行理事长杜莱先生被曝光，在商务旅行的时候乘搭了头等舱，而NKF提供的津贴只允许乘搭商务舱。杜先生在法庭聆讯的时候也承认了这一事实，但他的辩解是，并没有多花公众捐款，而是以商务舱的价格改乘了比较廉价航空公司的头等舱，即以降低航空公司级别的方式升级舱位。
　　这一方式激怒了新加坡的民众，公众普遍认为，你拿着善款去享受，许多捐款人也许从未出过国门，从口头省出五块十块来奉献爱心，你这是糟蹋群众的爱心，行为不检点。
　　接着，五花八门的失检行为相继被曝出。诸如厕所里装的水龙头镀金，一个要990块，诸如NKF的大楼里一个厕所马桶要1100块等等。后来又追到理事长的薪金是否过高，帮助病人的善款有多少是用于病人身上等等，NKF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少捐款人取消捐款，甚至要将曾经的捐款追回，并在网络及公众媒体上联名要求罢免杜莱，追查NKF资金走向，要求法院公开审判。
　　新加坡这里，分得很清楚，如果你拥有私人企业，只要你在为社会创造财富，那么你哪怕包下专机，都没人指责。钱是你口袋的，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没人眼红。但你若是政府公务员，拿的是纳税人的钱，办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事儿，那么百万双眼睛就盯着你，不容你有一丝疏忽或差错。以前曾经有个分管建筑的高官，也是因为在承包方案中打擦边球，落下受贿的口实，被群众穷追猛打，辞职谢罪不算，最后跳楼自杀平了民愤。
　　
　　“廉价政府”大家谈
　　
　　不仅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还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政府的成本太高，就是再廉洁也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国家机关每人到底应该有多少办公面积，到底每位公务员手上掌握的现代办公工具配备按什么标准设置，这些都要做大量的工作来制定标准……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
　　
　　领导职数一多，享受各项待遇和福利的人就多，政府支出也就加大了。在纵向上，我们有省、市、县、乡不同层次的机构；在横向上，我们有的同一职能多个部门在管。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机构过多、领导过多的局面，由此带来的行政成本必定居高不下。
　　――上海交大教授胡伟
　　
　　政府加大公用事业投入，不能增加市民负担。公用事业亏损不能老让市民掏钱“垫背”。为什么改水表这样的基础设施要由市民“埋单”？我们纳税人交的税都用到哪里去了？
　　――广东省政协委员王则楚
　　
　　从道理上讲，政府只是纳税人的“财政管家”，政府花钱，要接受代表纳税人声音的人大的监管，接受审计的监督，但是，如果审计机关只剩下“呼吁”的份，人大只有“跑龙套”的资格，那么，谁来保证纳税人的钱不被乱花？
　　――北京市朝阳区体育局向学勤
　　
　　政府的“钱袋子”里装的是纳税人的钱，政府花钱必须对纳税人负责，更何况政府是财政“管家”，你掌管着这个“钱袋子”就应该多负一份责任，不能因为你是“管家”就可以随便支使。而花钱必须先有预算然后才能执行，没有预算的开支即为违法，而违法的财政开支必然伤及纳税人利益。
　　――中国财税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教授
　　
　　一方面，是公务人员肆无忌惮的铺张浪费，另一方面，是老百姓徒劳无力、无奈地“骂娘”、空悲叹！政府部门铺张浪费的根源，我认为除了个别政府部门不廉洁自律外，关键是外界监督过于“疲软”，一是各级人大在审批政府财政预算时漏洞太大，不够严谨，没有从源头上对政府的用钱进行制约；二是公民对政府部门的铺张浪费，只有“看”的监督权，却没有具体可操作的“管”权。因此遏制、杜绝政府部门的铺张浪费行为，关键是加强外部监督，在预算时，人大握紧“钱袋子”；政府花钱时，公民看紧“钱袋子”。
　　――湖南省湘潭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林进
　　
　　建设“廉洁政府” 和“廉价政府”虽然都已被政府列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但在具体的“力量分配”上“廉价政府”还不够显著，推出的实质性举措很少。虽说“廉洁”与“廉价”很难互相割裂，但从难易程度分析，追求“廉价”相对容易于实现“廉洁”。道理也简单，若“廉价”都难以做到，要做到“廉洁”岂不是更难。
　　――福建省工商管理局干部陈晚霞
　　
　　什么是“廉价的政府”？我认为就是“少花钱、多办事、高效率”的政府。
　　――武汉市某中学教师华新民
　　
　　建设节约型社会，最有说服力的示范是各级政府带头过紧日子，时时处处拿纳税人的钱当钱用。然而现状都是，民间的最大困惑恰恰是政府花钱不受节制，花钱的过程和效果缺乏纳税人的有效监督。
　　――南京市某证券交易所员工许长风
　　
　　“一部车一幢楼、一顿饭一头牛”，每年被腐败消蚀掉的纳税人的血汗钱超过公共教育经费和国防开支之和。这样的现实如何不叫我们纳税人心痛！
　　――长春市某汽车服务公司经理宫成
　　
　　在成本的考量面前，一个为民办事的官不一定是好官，一个政绩显著的政府不一定是好的政府。我们已不止一次地看到，在当初被宣扬的大举措所震撼者，也可能被日后披露的大代价所震撼。
　　――西安市某会计事务所会计师文峻强
　　
　　打造廉价政府，首先就需要预算制度公开化。现在的预算还缺乏应有的公开性、透明性；其次，则需要进一步细化预算监督，在财政预算上不能给政府那么大的自由裁量余地。
　　――长沙大学经济系讲师田东海
　　
　　重塑新型“廉价政府”理念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公民在有政府的情况下的“税负”，一定要低于在无政府情形下购买各种服务的价格总和。因为只有公民能用较低的价格从政府那里获得公共服务，才有理由接受政府的管理。这种“先廉价后政府”的理念应该成为一任政府及其所有制度的底线法则和源泉。
　　――长沙市芙蓉区政府工作人员李楠
　　
　　如何才能遏制政府部门的铺张浪费现象，避免制度浪费？笔者想起了国外的一个例子：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因私动用公车，让公务车司机开车送他外出旅游的妻子到港口，结果被意大利消费者协会联合会告上法庭，指控他滥用职权，损害了纳税人的利益。结果他被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6个月监禁。政府部门在花费老百姓的纳税钱时，公民不仅有监督权，而且法律还赋予居民诉讼权，即公民为了监督公共财产的公正、合理使用，有权提起诉讼，请求纠正行政机关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财政支出行为。只有建立这种居民诉讼制度，才能为公民监督政府部门行为提供一个刚性的抓手。
　　――著名媒体撰稿人惠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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