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小气”》等７则】 彭彭德怀元帅电视剧

　　周恩来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 　　 　　1954年9月，陈毅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分管国务院一办、二办、民族事务委员会、科学院的工作。在毛泽东不同意任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也不同意本人担任元帅的情况下，陈毅是否还授予元帅军衔成了周恩来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经过反复思量，考虑陈毅同志的历史功绩与在第三野战军的影响，考虑他当时与以后的工作，周恩来于9月11日在北戴河打电话给在北京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主张授予陈毅以元帅军衔。周恩来特别指出：“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再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用元帅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后来，陈毅被授予元帅军衔。
　　
　　刘伯承不忘老向导
　　
　　一提起1935年5月22日的彝海结盟，不少人都知道主角刘伯承和小叶丹。但是，促成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结盟的牵线人之一陈志喜，却长期鲜为人知。
　　1935年5月20日，朱德发出“万万火急电令”，命令“我野战军迅速北进，取得大渡河点，以便早日渡河”。当夜，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冕宁县城。冕宁地形险要，东有相岭山，中有牦牛山，西有锦屏山，雅砻江和安宁河贯穿境内。
　　红军到了冕宁，刘伯承向地下党的同志提出，最好能找一个会说彝语、又了解情况的可靠人做向导。于是有人推荐了陈志喜。在陈志喜的帮助下，刘伯承终于和小叶丹歃血结盟。
　　1950年，凉山解放了。刘伯承专门派人来冕宁接陈志喜去重庆见面，但是陈志喜早已逝世。派去的人只好请陈志喜的妻子徐宝珍照了一张相，带给了刘伯承。从此，徐宝珍一家便得到了刘伯承的关怀。直到刘伯承逝世前，还派儿子刘蒙来探望刘宝珍。1986年10月７日，刘伯承不幸逝世。徐宝珍被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参加了追悼会。
　　
　　陈毅留人留佳话
　　
　　陈毅向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他一生中留下了许多惜才、爱才的佳话。
　　1949年上海解放，国民党要员纷纷逃往台湾，他们把当时著名的道路与市政工程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赵祖康推为代理市长。
　　5月28日上午，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市长陈毅在上海市政府二楼145号房间“市长办公室”传唤了赵祖康。
　　这一年，陈毅48岁，赵祖康49岁。陈毅靠着高椅背，双目威严，用低沉的语调发问：“你是国民党上海市代理市长赵祖康？”“是。”“共产党上海市军管会的命令你执行得怎么样？”“条条照办了。”“资产、档案呢？”“完整无损，请一一查点。”
　　问过话，陈毅脸色和缓了，站起来，伸出手来，赵祖康赶紧趋前，两人握手，赵祖康把上海市政府的印信交给陈毅，陈毅接过来，笑着指指办公桌对面特意空着的一个椅子，说：“赵先生，请坐。”
　　接着，赵祖康向陈毅概要地汇报了最后几天上海市政府的运转情况。
　　陈毅站起来，赵祖康也站起来，双方又一次握手，双手叠握，陈毅的四川口音宏亮而亲切，他对赵祖康说：“赵祖康先生率领旧市政府人员悬挂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旧市政府的官方印信，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动值得嘉许。期望今后努力配合做好市政府的接管工作……”简短的交接仪式结束了。
　　赵祖康是上海的代理市长，交接完毕，这代理市长也就自动取消了，他该干什么好呢？陈毅仿佛猜到了他的犹疑，请他再到市长办公室去聊一聊。陈毅的平易近人，使赵祖康决心将自己的想法跟他和盘托出。甫落座，赵祖康就说，他准备去干自己的专业，到交通大学去教书。陈毅听了他的陈述，直截了当而又诚恳地对他说：“赵先生，我们一定能在市政方面很好地合作的，不要有其他想法。你留下来很好，国家建设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可以发挥你的专长，我想请你干老本行，担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一职。”几十年后，赵祖康作为民革党员，在担任上海市党外副市长、市人大副主任时，逢人就提陈毅当年说过的这句话，他说：“我终生都不会忘记陈毅同志那句出乎至诚，感人肺腑的话――‘我们是能够很好合作的’，这句话在我的一生中许多重要时刻都起过作用，他帮我作出了一种选择。历史证明，这样的选择对了。”
　　
　　彭德怀的“小气”
　　
　　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彭德怀为国防部长。任职期间，彭德怀出国访问，每到一个国家，大使馆都按国家规定给代表团成员发一些零用钱，供他们在商店买一些东西。彭德怀是团长，发给他的钱更多些，而他每次看都不看一眼，就让人退回去。
　　一次，警卫参谋在把钱退回去前，和彭德怀商量，给彭总的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侄女买块表。彭德怀想了想，说：“好吧，弄个最便宜的就行了。”警卫参谋想，这些钱反正要退回去，就买块样子好看的，价钱稍微贵一些也没关系。
　　手表买回来了，彭德怀看了表的样子十分满意，可当他拿过发票一看，马上皱着眉头说：“太贵了！太贵了！小孩子戴这个没有必要，赶紧去换掉！”警卫参谋说：“我跑了好几家商店，这块表是最便宜的。再说，马上就要出发了，再去换也来不及了。”
　　“这肯定不是最便宜的，”彭德怀小声嘟哝着，“你一定搞了鬼。”“这块表的价钱还不到你送还的那些钱的百分之一，干吗那么小气呢？”“哎，同志啊！”彭德怀严肃地说道，“不是我小气，我们的国家刚开始建设，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注意节约呀！”
　　这类“小气”的例子还很多。有一年冬天到来的时候，彭德怀舍不得穿新棉衣，他找出抗美援朝时穿过的旧棉衣，看到上面有好几个洞，他就拿出针线戴上老花镜补起来。警卫员看他干得十分吃力，仔细看了看旧棉衣说：“首长，这件棉衣穿了好多年了，又破成这样，也该退休了吧。”彭德怀看了看警卫员，谈起了自己的身世：“我和两个弟弟小时候便失去了母亲，家里很穷，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有的事，冬天三人常常合穿一件破棉衣，如今的这件棉衣和那时比已经很不错了。”
　　其实，彭德怀的“小气”只对自己，在动用人民一分一厘钱财时都很吝啬，而对人民分到他名下的一份，却总想多拿出一些用于人民。
　　
　　“布衣元帅”的家规
　　
　　徐向前同志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是开国十大元帅之一，在人民心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可是，就是这位戎马一生的元帅，官居要职的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生活上都十分俭朴，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布衣元帅”。
　　徐帅对子女、亲属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在他的“家规”中有许多“不准”：他看的文件和内部刊物，不准家人翻阅；他用的保健药物，不准家属使用；邀请他参观或观看的展览和节目，不准子女“沾光”；他的专车，不准子女和亲属乘坐……他常对子女提出这样的要求：“言之贵在于行，行之贵在于果，大小事皆然。”
　　有一次，徐帅对新华社记者谈起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应该怎样对待子女、亲属问题，他说，我们打了几十年仗，战场上死了多少好同志啊！他们流血牺牲为了什么？他们有一个信念：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为党、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坚定这个信念。他说：“有些人利用共产党员的金字招牌和手中的权力谋私利，那和‘刮民党’有什么区别？那只能叫做冒牌党员！”
　　徐帅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两家人挤住在一套三间的房子里。后来，机关新盖成一幢宿舍大楼，亲家母悄悄地替孩子申请要了一套。徐帅得知，立即制止了。他对儿子、女婿解释说：“还有不少群众比你们更困难，一家三代同堂啊！”他要求孩子们保持共产党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本色。
　　徐帅有个侄儿在黑龙江某军校当教员，多次找他要求调北京工作。可是不管侄儿当面嘀咕还是写信恳求，徐帅总是摇头：“听从组织安排嘛。”“难道只有在北京工作才革命，在东北工作不是一样为人民服务吗？”在徐帅的说服下，侄儿安心在外地工作。
　　
　　贺龙与大烟斗
　　
　　贺龙在诸位革命前辈中烟瘾算是较重的，他有一只大烟斗，且从不离手。
　　抗战时期，贺龙任一二零师师长，在冀中平原与日军精锐第二十七师团的吉田在齐会附近交战。
　　战斗即将开始时，他衔着烟斗来回踱步，进入了深思。随即取下烟斗磕掉烟灰，大声说：“好!”果断地下达了第一道命令。表达了他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心。战斗越打越激烈，贺龙衔着烟斗设计了歼敌的最佳方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果然，敌人如贺龙预计的那样倾巢出动。贺龙站在村口微微一笑抽起烟来，紧接着下达了第三道命令：“扎起口袋来打狗。”不出所料，敌人钻进了“口袋”，落得个惨败。当贺龙听到战斗胜利的报告后，从嘴里取下烟斗，哈哈大笑。从这次战斗的全过程看，吸烟是他的一种嗜好，但通过他吸烟的神态和挥舞烟斗的动作，可以透视出他由决策到作战的指挥思想，烟斗好似指挥棒，指挥着千军万马。
　　贺龙的大烟斗，不仅是他吸烟的专用工具，还是他情绪的晴雨表。
　　1946年1月，共产党、国民党和美方的三方代表奉军调处命令到晋绥地区检查。贺龙是中共山西地区代表，与他们磋商会谈地点。当美方要求贺龙去大同与楚溪春会谈时，贺龙把手一挥，哈哈大笑，随即收敛笑容，把烟斗往桌上磕了磕说：“大同我不去，那里有汉奸。”解放战争初期，一位战士的父亲找到贺龙要求批准其子回家完婚，贺龙接见了老汉，给他点燃香烟，自己吸起木制大烟斗，笑眯眯地与他交谈。老汉深受感动，表示要到革命胜利后再考虑儿子的婚事。新中国成立后，贺龙任国家体委主任，要调原部队一位篮球运动员(也是他的秘书)去体委工作，但此人留恋部队不愿转业。贺龙用烟斗点着他的脑袋说：“你是学体育的，你不干谁干。”
　　
　　粟裕受命华东行
　　
　　1975年初，正是“四人帮”猖狂活动、到处伸手，并力图插手军队之际。以叶剑英、邓小平为副主席的中央军委对“四人帮”插手军队的阴谋十分警惕。他们委派粟裕大将赴华东，表面上说是到南京军区做调查，实际是了解“四人帮”插手军队的动向，同时相机对一些老同志打招呼。
　　４月17日晚，粟裕等人抵达合肥市。期间利用正在召开的安徽省地委书记会议之便，召开了一次地委书记座谈会。座谈会上，粟裕讲道：“50年代我当总参谋长时，亲耳听毛主席说过，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搞‘民兵指挥部’，值得研究。”听他这样一讲，与会的不少同志心里有了底。在南京，粟裕根据交谈对象在过去和“文革”中的表现，相机给一些人打了招呼，适当提醒他们对“四人帮”要注意。
　　6月3日，粟裕从南通乘护卫舰抵达了当时“四人帮”活动基地上海。一到上海，顿觉空气紧张和压抑。在这里，粟裕提高了警惕，行动也异乎寻常。他除了在住所处理公务、接见来人和在院里散步外，一般不外出，有时突然出去也不坐车。
　　6月14日，粟裕回到北京，随即将这次外出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向中央军委写了４个报告，并单独向叶剑英、邓小平作了口头汇报，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日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相关热词搜索：小气 彭德怀 《彭德怀的“小气”》等７则 1928年7月彭德怀 彭德怀的小气与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