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班幼儿社会认知教案_依恋内部工作模式的社会认知研究

　　摘　要　社会认知取向的成人依恋研究，在验证依恋理论的核心假设和探索与情绪调节策略、依恋系统活动有关的心理活动过程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种把当前社会认知理论特别是心理表征这一重要概念运用到理解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中去的价值已经逐渐显露。文章概述了关于内部工作模式与心理表征的关系及其在启动效应、可得性与通达性、记忆、情绪、归因等五个重要方面的研究进展，并对将来的研究进行了思考与展望。
　　关键词　依恋内部工作模式，依恋风格，心理表征，启动效应，可得性与通达性，归因。
　　分类号B844
　　
　　在人的生命全程中，个体总是带着各自的社会交往经验以及各自理解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特模式加入到新的社会关系中去的[1]。依恋理论认为这种认知模式在个体早期经历中就开始起作用并且有可能影响终生。Bowlby提出依恋“内部工作模式”这一概念对此进行了概括。所谓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是一种认知/情感性的构造，是在婴儿/孩子与父母行为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对他人和自我的一种心理表征[2]。因此有些学者也把这种内部模型或心理导引称作依恋表征(attachment representation)。此外，其他一些偏重成人亲密关系研究的学者习惯用“依恋风格（attachment styles）”的术语，即指由期望，需要，情感，情绪调节策略，以及由天生的“依恋行为系统”（Bowlby,1982/1969）与特殊的依恋经验历史（常常开始于与父母的关系）相互作用产生的社会行为组成的系统模式[3]。而内部工作模式被认为是依恋风格的内化，以一种类似其他社会认知结构的方式运作。在多数情况下，长期形成的依恋风格与内部工作模式的概念具有互通性。
　　近20年来，依恋研究形成了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由于研究方法和侧重的问题有差异，使得两种研究取向的研究者们相互忽视。发展心理学家运用观察法和访谈法研究亲子关系，以及家长的“与依恋有关的心理状态”。社会心理学家则发展了自我报告测量法来研究婚恋关系。它们的主要分歧在于：运用自我报告法的研究者难以信任观察法和访谈法的评价标准，而运用观察法和访谈法的研究者认为自我报告法似乎只能抓住有意识心理过程的一小部分，很难触摸到观察法和访谈法（主要是访谈法）所揭示的深层心理机制。这两种测量虽然有共同的理论渊源，但是二者得出的结论之间的相关却很微弱[2]。
　　社会认知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发展为解决这些矛盾提供了有用的方法[4]。社会心理学家在应用自我报告测量的同时，采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大量尝试了探测无意识心理机制的测量技术，使用了一些严格的实验过程和测量（如语义启动，情感启动，反应时）来验证依恋系统运作的一般假设[5]。目前，社会认知取向在验证依恋理论的核心假设和探索与情绪调节策略、依恋系统活动有关的无意识的心理活动过程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文将在比较内部工作模式与社会心理学中心理表征这一相似概念的关系的基础上，总结目前依恋工作模式在社会认知研究取向上取得显著成就的五个方面：启动效应、可得性和通达性、记忆、情绪、归因，并由此对将来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
　　
　　1 依恋内部工作模式与心理表征的关系
　　
　　心理学家把心理表征定义为个体在记忆中对信息的编码。个体可以创造、保留和使用表征。表征一旦存储，个体就会在各种生活中都使用它。表征可以影响我们外显的、有意识的对过去的回忆，也可以内隐的、无意识地影响我们对现在的感知或判断。表征对于我们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我们对事物的感知、记忆、情绪、归因和行为反应等实现的。在微观层面上，它包括联想表征（主要集中于新知识的获得和使用上，它通过建构新的表征结构控制着即刻的学习，海马及其相关器官控制着快速、即刻的学习）、图式表征（强调对现有的一般知识的使用，它通过不断地对事物或事件的一般特征进行建构表征，控制着缓慢进行的学习，皮质结构控制着语义学习（缓慢的学习））、特征表征和分类表征等；在宏观层面上，它包括态度、图式、定势等[16]。
　　Collins和Read认为依恋内部工作模式在许多方面都与社会心理学家们研究的心理表征相似，如图式、摹本和原型等等[1]。像其他所有结构一样，内部工作模式被认为是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组织――组织经验并为理解新经验提供框架从而引导社会交往。它是个性的核心特征之一，这种特征是在与依恋有关的背景中通过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而表现出来的依恋系统模式所塑造出来的[6]。因为内部工作模式是建立在依恋背景下的，所以它包括依恋行为系统的历史经验、以这种经验为基础的关于自我和他人的信念以及表现这个系统的动机策略和行为策略。当与依恋有关的事件发生时，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是一个在记忆中非常容易接近的认知结构。一旦被激活，它就会直接影响对社会信息的认知过程和情绪唤醒。接着，这些影响又很可能被伴随着情绪反应的情境认知所影响。并且，这个系统更多的是自动加工的[6]。可以看出，内部工作模式这一术语带有很浓厚的概念性假设，心理表征的概念为从毕生发展的角度理解依恋理论和内部工作模式提供了一种方法，进一步从心理表征的性质上来探讨内部工作模式的运作机制和结构将成为可能。目前，许多研究者把认知研究中的研究范式引入到依恋内部工作模式的研究中，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果。
　　虽然内部工作模式与心理表征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在某些方面它又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首先，与关注语义知识和口语陈述的传统图式观念不同，依恋理论看重的是动机因素（需要和目标）和行为倾向的表征[1]。第二，内部工作模式作为认知/情感性构造，是在情绪体验和以满足情感需要为中心的背景下形成的，所以内部工作模式比社会心理学家研究的其他典型表征更多的依赖情绪。第三，Bowlby认为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包括对看护者可得性的表征、自己是否值得照看的表征以及社会情境中其他个体的表征，这些表征是高度相互联系的[7]。因此，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被认为是比其他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社会心理表征更广泛、更多维、更复杂的心理表征[1]。最后，依恋被认为是人类进化的结果之一，所以内部工作模式具有其他心理表征所不具有的生理起源[8]。
　　
　　2 依恋内部工作模式与启动效应
　　
　　Bowlby依恋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是生理或心理的威胁（例如，一个危险人物的出现，与依恋对象分离）会自动激活依恋系统――一个以维持亲近支持性他人为目标的动机系统。危险一般会促使人们向依恋对象求助――提供安全天堂和安全基地的人――以此作为处理危险和保护自己的方法[3]。在安斯沃斯对婴儿的陌生情境研究中就已发现：在激活依恋系统的情况下（例如陌生人进出，母亲离开等）才能有效地考察依恋行为。为此，社会认知研究中的启动效应范式使得研究成人依恋表征，特别是研究内部工作模式的无意识特点成为了可能。启动效应的实验技术可以用来激活特殊的心理表征，并可以用来评估行为结果的激活作用。例如：一旦某个危险被评估，依恋系统的激活可以通过记忆网络中与依恋有关的节点的易接近性表现出来。这些前意识状态的激活节点可以为随后的信息加工过程提供准备，并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思想状态并在有意识公式化过程之前影响个体的行为计划[6]。
　　根据这些理论，可以假设随着年龄的增长与各方面的发展成熟，个体可以通过内在表征的自动激活来获得安全感，而不需要个体亲身经历。这种认知激活保持了对提供过安全和庇护的依恋对象的符号性亲近感[9]。当对依恋对象的表征被激活时，活化作用无意识地扩展到对依恋对象可得性的表征上，还有自己是否值得被爱护，别人是友善的还是带敌意的等等。这个过程非常快，几乎不需要花费时间和信息加工资源或任何随意行为，而是以完全无意识的方式进行[7]。例如，在与伴侣短暂分离后，被试会写出他们感到焦虑、愤怒和悲伤[10,11]；如果让被试想象他们的伴侣离开他们，被试会有生理反应[13]，还会增加与死亡有关的想法的易接近性[5]。而这些悲伤信号并不一定要是有分离危险的，也并不一定要依恋系统真实地被激活。
　　根据启动效应任务的不同，可以有两种方式来研究依恋的启动效应。一种是单词启动效应，特点是不同的启动刺激可以对不同的被试呈现，会造成很多可能的启动效应[7]。目前主要是Mikulincer等人使用此方法进行了系列研究来考察恐惧启动对依恋对象的心理表征易接近性的作用。他们以能造成心理威胁的恐吓词或中立词为启动词让被试完成词汇抉择任务和Stroop任务。结果表明，恐惧启动增加了依恋对象心理表征的易接近性，这种效应只对依恋对象有效，并且这种效应在三个研究中都得到了重复验证[12]。另一种是句子启动效应，例如句子“我的妈妈拒绝我”可以作为阈下启动句子。Maier M. A.等人用此方法比较了对依恋启动任务反应在两个依恋工具上（AAI和IPPA）的得分，结果表明成人依恋访谈 (AAI)评估的依恋模式与启动效应有关，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能评估无意识的依恋工作模式[7]。
　　
　　3 依恋内部工作模式的可得性（availability）和通达性(accessibility)
　　
　　正如Bowlby所认为的那样，一个人的一般依恋风格来自于长期高通达性的心理模型[2,13,12]。依恋内部工作模式的可得性和通达性也是研究者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重要方面。考察内部工作模式和依恋对象的可得性和通达性可以帮助了解在不同情境中个体的认知结构会怎样被激活以及个体会怎样进行反应，这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内部工作模式的心理机制。关于可得性和通达性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可得性倾向（对于不同依恋风格的个体来说，哪些知识结构是可获得的），以及暂时的或长期的通达性（暂时通达性和长期通达性分别是怎样影响不同依恋风格个体认知的）。此外，随着研究技术手段的进步，关于依恋工作模式的可得性和通达性的神经生理机制问题也有了新的研究。
　　在可得性倾向方面，有研究表明个体形成的关于重要看护者（主要是父母）的心理表征的可得性是有稳定差异的。Hazan和Shaver用一个37项形容词列表对童年期与父母关系状况做一个回溯性评价，结果发现安全型依恋者描述父母为尊敬的（respectful）、回应的（responsive），关爱的（caring），接受的（accepting），不发号施令的（undemanding），而焦虑型和回避型则正好与上面的结果相反[14]，这一结果被Mikulincer等人进行了概念化的重复，他们采用的是一个12项形容词列表和以色列成年人样本[15]。同样的还有Rothbard 和Shaver，他们评价了童年期与父母关系的15个方面，结果同样表明不同依恋风格的个体对父母的评价存在着不同的变化趋势。安全型个体描述他们的父母是可获得的（available）、支持的（supportive）、温暖的（warm）、尊敬的（respectful），而焦虑型和回避型被试则并没有做出上述评价[35]。Florian和Mikulince报告说相对于焦虑型和回避型的人来说，安全型依恋的人对他们的亲密朋友和爱人可以感受到更多情绪上的和自动的支持。在对于已婚被试评估他们配偶行为质量的研究（此研究进行每天评价，共持续3周）中表明回避型和焦虑型被试对其同伴的行为评估为更多的不可获得和缺乏支持[17]。
　　依恋工作模式的暂时的和长期的通达性会影响亲密关系中人们认知的通达性。Mikulincer和Arad的三项研究表明，当伴侣的行为与自己的期望不一致时，安全依恋的个体比不安全依恋的个体更倾向于改变自己对伴侣的看法。与认为自己拥有不安全依恋的亲密关系的人相比，如果个体认为自己拥有安全依恋的亲密关系，他对与自己期望不一致的伴侣的行为就会有更多的修正。可以看出，暂时激活个体安全依恋工作模式的通达性会促使个体更倾向于修正与自己期望不一致的伴侣行为的看法[18]。Baldwin等人的研究也表明人们的自我报告依恋风格与各依恋知识的可获得性和通达性一致：安全依恋风格的被试最倾向于报告安全关系，依此类推[4]；但是短暂启动依恋表征与长期依恋风格表征的先前研究的结果一致，激活了一种工作模式的被试会更多的表现出被同一依恋取向的对象所吸引。短暂的通达性激活会引导个体的反应[19]。因此Baldwin得出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内部工作模式是个体在关系中的认知，是一种“关系图式”。为了解决这些争议，今后我们需要考察在不同的与依恋有关的情境下，同一种风格的个体会有怎样的变化，也即是考察情境与内部工作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到底是怎样的。
　　在依恋工作模式的可得性和通达性的神经生理机制研究方面，一些研究者已经使用了一些精密技术来研究依恋的脑生理机制。结果表明，依恋系统有其特定的工作脑区和生理激素。这可能是工作模式的可得性和通达性的真正基础。Lorberbaum等人给母亲们呈现婴儿的哭声和白噪音，发现与呈现白噪音相比，呈现婴儿的哭声时母亲大脑的扣带回前部和右额叶中部有明显激活[20]。Leibenluft等人让母亲观看自己孩子的照片时，母亲大脑的杏仁核、脑岛、扣带回前部的两侧有显著激活，稍晚一些时大脑颞叶前回（STS）有显著激活。与观看陌生成人的照片相比，观看陌生儿童照片时边缘叶、大脑沟回内壁、楔状体前部有显著激活，稍晚一些的时候大脑颞叶前回（STS）有显著激活。与观看熟悉孩子的照片相比，观看自己孩子照片时，与情绪反应有关的脑区（杏仁核、脑岛）和心理倾向的区域（扣带回前部的两侧、稍晚一些的时候大脑颞叶前回）的激活比较显著。因此，强烈的依恋、警觉的保护和同情心是母亲依恋的普遍特征[21]。 在Bartel和Zeki比较母爱与爱情的脑机制研究中，他们发现两种爱在大脑的奖赏系统脑区有重叠[22]。Carter等人对“一夫一妻制”的大牧场地鼠以及其他“一夫一妻制”哺乳动物研究表明，中枢神经系统（CNS）释放出的抗利尿激素和催产素是最初产生依恋行为的激素[8]。神经科学家们还发现有一种基因与这种抗利尿激素的接收有关。当把大牧场地鼠的这种基因移植到实验室小白鼠身上，并给白鼠注射抗利尿激素时，白鼠的依恋行为增加了。因为所有哺乳动物包括人类都享有这种基因，因此科学家推断抗利尿激素与人类的依恋有关[22]。也许正是这种遗传基因和激素导致了人类依恋的普遍可得性和通达性（见文献[8]）。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进一步分析不同依恋风格或者表征的个体之间的差异。因此今后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改进。例如，可以通过比较依恋缺失与正常白鼠或者哺乳动物之间的差异来探究不同依恋质量的个体之间大脑机制或者“依恋基因”的差别。
　　
　　4 依恋内部工作模式与记忆的相关研究
　　
　　社会认知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现有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什么能在记忆中储存，以及什么能被回忆起来或重
　　新建构。另外，一旦信息储存在记忆中，在下一步的记忆过程中一致的信息就具有了优先权。当现有的表征有利于某种相关事件的记忆时，它很可能也会引导一个人去回忆和重构没有发生过的事情[1]。在与依恋有关的记忆方面的研究中，这一点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Mikulincer和Horesh改编了Anderson等人对错误记忆（false-memory）的研究范式，用以研究自我模型是怎样影响个体对他人的记忆的[23]。在两项研究中，给被试系统地（有特殊规律）呈现与被试的所望特征和非所望特征相似或相异的目标人物的描述。测试被试回忆目标人物的容易度，以及错误－积极记忆的侵入（false-positive memory intrusions）（回忆出了没有精确呈现的特征）。结果显示：不安全依恋的成人把他们的自我模型投射到目标人物身上。回避型成人更容易回忆起具有与他的非所望特征相似的目标人物，并且他们制造错误－积极记忆。焦虑－矛盾的成人更容易回忆起与他们的所望特征相似的目标人物，并且他们也制造错误－积极记忆。安全依恋的成人没有表现出记忆的歪曲。Mikulincer和Horesh认为这些模式可能起因于回避型成人（对害怕亲近的高度关注）的“防御－投射”（“defensive-projection”）和焦虑－矛盾型成人（寻求与他人相似的联系）的“投射识别”（“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Mikulincer和Orbach运用了一种潜意识反应模式来探究依恋风格的认知易接近性差异[24]。他们让青年人回忆他们感受到某一种特殊情感（愤怒、悲伤、焦虑和快乐）的童年经验。然后记录下回忆每个情节所花的时间。当比较组间反应时的差异时，回避型成人表现出对悲伤和焦虑反应最慢，而焦虑－矛盾个体反应最快。当在组间进行回忆内容的比较时，安全依恋成人更快地回忆出了积极记忆，而焦虑、回避个体表现出相反的模式。在第二个研究中，Mikulincer和Orbach让青年人回忆一系列与信任有关的积极和消极的经历（如：“回忆一段你母亲的行为增加了你对她的信任感的片段”）。安全依恋的成人更快地回忆起积极的与信任有关的记忆，而不安全依恋的成人更快地回忆了消极的事件。Baldwin使用了一个词汇抉择任务来考察相关图式的元素间的传播激活[9]。反应时揭示了不同依恋风格的个体有不同的自动链接：例如，当在信任伴侣的背景下时，回避个体表现出对消极结果词伤害的特别快速的反应。安全依恋的被试很容易就记起那些悲伤的回忆，并且能再次体验一些相伴的消极情绪。但是，与焦虑个体不同，对安全型个体来说，一种情感记忆并不能自动地和不可控制地扩展到其他无关的消极情感记忆中去，安全型个体很容易进入令人不愉快的情感记忆而不会被这些情感所控制。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一致的结果[1]。
　　内部工作模式的一个重要成份是记忆，它通常涉及与依恋有关的焦虑经验。同时，内部工作模式的功能的发挥也有赖于记忆。从对有关依恋记忆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似乎与依恋有关的认知结构会引导人们倾向于回忆起某些特别的交往形式，内部工作模式引导着人们的信息加工。但有一些研究者也指出，与依恋有关的认知、情绪和行为更多是由情绪引导的，而研究者们在对依恋与记忆相互关系的研究中，过多地强调记忆的作用而忽略了情绪的作用，这会丢失很多更有用的信息[25]。以往对依恋记忆的考察都是有意识层面的，今后的研究应该在此基础上对无意识的方面进行研究，存在的争论才可以得到解决。
　　
　　5 依恋内部工作模式与情感的相关研究
　　
　　Collins认为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主要是一种认知结构，起着塑造情绪反应的功能，可能以两种不同的途径塑造情绪反应[6]。第一种是一条直接的途径，标志着初级评价，第二种是一条间接的途径，标志着再次评价。当一个与依恋有关的事件发生时，内部工作模式就很可能发起一个即刻的情绪评价和反应。之后再从各种反馈中得出再次的评价。两种评价机制不停地运作。为了验证这个观点，Collins和Allard让被试想象一系列他们的情侣潜藏性的消极行为（例如；“在一个聚会中你的情侣让你独自呆着”）。他们发现不同依恋风格的个体产生的情绪悲伤程度是由他们情侣侵犯他们的需要或目标的程度所调节的，在这个过程中初级评价起着主导作用[26]。
　　最初的评价过程的结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对以后的信息加工过程有影响。Miller和Noirot的两项研究表明与依恋有关的焦虑会干扰信息加工过程[27]。当要求被试写下一段关于被朋友拒绝的（与支持的相比）经历时，恐惧型个体在随后的（与依恋无关的）任务中表现糟糕。这表明，个体对事件的最初的情绪反应会根据对经验的理解维持、扩展或改变。
　　随着无意识研究方法在依恋研究中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情绪不仅塑造了反应，它还调节着认知。与Collins 的观点不同，Pietromonaico认为情绪在产生认知偏向之前就开始起作用了，是情绪引导着认知，人际关系认知与情绪内容有解不开的联系，情绪不仅是内部工作模式的结果还是人们组织他们人际关系知识的基础[25]。Pietromonaico和他的同事假设，在成人依恋系统运作过程中隐藏着两个相似的与情感有关的过程：（a）情绪反应，它是指安全感需要被激活的频率和（b）情绪调节策略，它是指个体引导他人以满足安全感需要所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的频率。
　　近期的研究为考察人们是怎样组织自己的认知提供了有用的方法[28]。Niedenthal等人认为，情绪会维护认知一致性，使得个体把引发相似情绪反应的经验归纳到一起。这样，情绪就像胶水一样把信息的心理表现（尤其是内部工作模式）连接在一起了。比起根据事件的特殊意义特征来说，在不同生活情境中发生的事件可能更多的是根据所引起的情绪反应来归类的，特别是对于与依恋有关的事件来说[28,29]。
　　内部工作模式是否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引导的心理表征的问题大体仍旧停留在假设和理论探讨层面，目前这方面的实证的、实验的研究还比较少，研究技术手段相对落后，以后这方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拓展。
　　
　　6 依恋内部工作模式与归因的相关研究
　　
　　不同于图式可以限定看待自己和别人的方式，归因则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忆和解释。归因对个体的认知、情绪以及行为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例如，有研究表明，即使没有真实的体验产生在个体身上，某种无关的情境也可以引发个体的焦虑或舒适感[30]。如与危险紧密联系的情境有：黑暗/耀眼的强光，半开着的门/有陷进的地方，喧闹的噪音/死寂，拥挤的人群/独自一人；而中度刺激引发舒适感：有节奏的摇摆声，温柔的声音或者触摸，有人相伴。虽然这些环境本身并没有危险或安全之分。但是，人们通过经验的总结，总会预先把焦虑归因于这些环境。
　　在发展早期，个体就已经根据不同的依恋经验对自我和他人做出相应的归因，并在随后形成相应的依恋风格。Bowlby认为与看护者的重复交往质量导致了内部工作模式或者心理表征的形成[13]。在反应敏感及时的看护下，个体会形成积极的心理表征模式，把自己归结为可爱的和有能力的，他人是值得信赖的和有同情心的。而不一致、拒绝和侵犯性的看护，会使得个体形成消极的心理模式，把自己归结为不可爱的和没有能力的，他人是不值得信赖和冷漠的[31]。这些关于自我和他人的期望一旦形成和固化，心理模型就很难改变了[26]。
　　根据Bowlby的假设，Bartholomew和Horowitz按照自我图式和他人图式两个维度划分出四种成人依恋风格（被认为是稳定的个性心理特征）：安全型、专注型、回避型和恐惧型[32]。并且这四种类型是从个体对自我或他人的积极或消极的看法上进行分类的，在这样的基本信念支配下，个体会产生对他人以及自己的情绪行为反应的不同归因，逐渐形成个体的归因风格。例如，研究表明：安全依恋的个体比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对伴侣的行为做出的归因更仁慈[33]。专注和回避依恋的个体比安全依恋的个体对伴侣的行为做出更敌意的归因[34]。安全依恋的个体倾向于对伴侣的不明确行为做出积极的归因，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对不明确的伴侣行为和同伴的意图倾向于做出消极的归因[33]。安全依恋的个体对自己和伴侣的消极行为持有增进关系的归因[26,33]。Mer和Cozzarelli在关于成人依恋对自我归因和伴侣归因以及关系满意度的影响的研究中发现：自我图式对形成归因与关系满意度有重要作用。早期在与敏感看护者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积极自我图式似乎可以提高个体以适应性的方式看待新的关系，形成较高的关系满意度。而消极的自我图式会使得个体通过制造消极的解释产生不适应的归因。他人图式通过与自我图式的交互作用对归因产生作用[34]。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个体的依恋风格影响着个体有关依恋的归因风格，并通过归因风格的调节作用影响个体以及与人际关系有关的各种变量。关于依恋与归因的研究几乎都在考察不同依恋风格对归因的影响，但是研究者们在依恋风格的划分上存在很大分歧，这就使得研究结果之间不能统一，因此，还需要研究者们在依恋风格的划分上进一步努力，达成统一和整合。
　　
　　7 讨论与展望
　　
　　依恋理论以及建立在社会认知理论基础上的研究为理解亲密关系中的依恋模式提供了大量有意义的信息。研究对象逐渐从有意识层面转向无意识层面；研究的主要问题逐渐从比较不同依恋风格的个体在行为、认知、情绪方面的差异，转向到知觉、注意、神经生理等更细致微观的层面；研究方法也从使用观察、自我报告等比较简单的手段转向了更多使用启动、Stroop等认知实验范式的手段。对不同依恋风格的个体有意识表现的行为、认知和情绪方面的研究，为后来的无意识表现的知觉、注意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后来的研究也为先前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但是仍然存在许多尚待研究的问题。
　　首先，侧重于比较不同依恋风格的个体差异的研究在测量各种变量上是困难的，常常导致结果的不一致。因为对成人依恋风格进行划分的标准还存在很大争议，不同的研究者使用的维度差别很大，那么基于这些划分的研究就会存在问题。例如，Bartholomew和Horowitz按照自我图式和他人图式两个维度划分出四种成人依恋风格，但Fraley和Brennan等从情感和行为调节的角度提出另外两个维度：焦虑和回避；早期Collins 的研究提出的是三个维度――亲密、依赖他人和焦虑。可以看出，使用依恋风格的概念会造成很多混乱和误区，而当前把社会认知理论运用到内部工作模式的概念中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它激发了学者把各种标准化的信息加工效应用于内部工作模式的机制的探讨和研究；如寻找内部工作模式是否具备一些除了图式表征之外的其他心理表征的特点，如联想表征、特征表征或分类表征；是否能够通过标准化的语义启动、重复启动、线索回忆、传播激活、分离等实验程序发现内部工作模式的运作机制，这些将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其次，社会认知在依恋工作模式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启发我们，应该在依恋系统激活的状态下研究依恋的心理表征或内部工作模式，这样才能获得更多有意义的信息。因为内部工作模式概念的一个很大的假设就是它是在无意识的运作的，内部工作模式是在依恋系统被激活时才起作用的。Ainthworth等人的陌生情境实验以及近来的一些成功的社会认知研究都是在激活依恋系统的情况下进行研究的[4,24,12]。为此，积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更深入的了解依恋工作模式的无意识运作特点。
　　第三，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开展依恋工作模式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改进具体的研究技术手段。在研究设计上应更多地排除无关变量的干扰，例如，由于依恋基本理论的假设是与重要他人的交往经验会影响个体与其他人的交往，那么研究设计中往往会在自变量中加入重要他人和熟悉的他人等不同的控制水平，这时熟悉度等因素常常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干扰变量。再者，在使用更有效的方法和研究工具方面，目前使用fMRI、ERP等技术的内部工作模式研究还极少[12]，特别是比较不同依恋风格个体的脑生理机制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而要更深入准确地了解内部工作模式的运作机制就需要引入更精密的方法，但同时也要考虑到使用这些方法的可行性，因为目前来说fMRI、ERP等技术在社会认知研究上还有其局限性，这需要我们进行更加严密、简化的实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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