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御苑禁地，今朝疗养胜地】全国最好的疗养胜地

　　到过小汤山疗养院好几次，每次总要在里面逛上几圈。亭亭台榭立于山水之畔，巍巍楼宇隐于绿阴之中，四季的景致总带给人一种世外桃源般的惬意感。都市的光怪陆离、世事喧嚣，仿佛都变得不再真实。一直就这样简单地享受这一切，直到某天开始探寻它的故事。
　　
　　昔日篇
　　
　　“遥指颓楼思往事”
　　小汤山疗养院位于昌平境内的千年古镇小汤山，北京人都知道这里水泽丰溢、土地肥沃。因为这儿地处北京龙脉，还有着上佳的地热资源――温泉。
　　关于温泉的来历，有个传说。简而言之吧：盘古开天十日骄，大地生灵遭炙烤；后羿神弓射九日，一日受惊躲燕郊；二郎神君下凡界，召回天宫做值曹；从此汤山得温泉，千年万载乐逍遥。
　　因此，老人们说小汤山的温泉是沸泉，是圣水，是太阳流下的热汗。还说二郎神的母亲西天圣母曾在此沐浴，董永的夫人七仙女曾在此嬉戏……
　　其实，小汤山温泉的历史目前能追溯到1500年前，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湿水(即温榆河)又东，温泉水注之。时汤山有南北两个主泉。北泉是围绕后山由数不清的泉孔组成的泉眼群。南泉距北泉八百米，有两个泉眼，西侧为沸泉，东侧为温泉。
　　到了元朝统一中原，汤山温泉得到蒙古王公贵族的青睐，那时人们称其为“圣汤”。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租朱棣，在距京城90公里的天寿山下建起了帝王陵墓(即长陵)，余下的材料役匠则被调配到汤山，对温泉加以整修。从此，明王朝皇帝和大臣贵族在赴昌平祖陵祭陵谒墓途中，都要到汤泉憩息沐浴。
　　但到了清朝，汤山温泉的命运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康熙五十四年(1715)，在南泉建起了日字形围房式行宫(前宫)。乾隆四至六年(1739～1741)，又将前宫以北拓地为后宫，对泉眼群形成的数十亩湿地进行彻底挖浚，形成约50亩湖面，称后海。形成了今天所见遗址群的基本范围。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逃往陕西。汤山行宫惨遭侵略军劫掠，景象不堪入目。随着清室的消亡，辉煌一时的汤山温泉行宫黯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坐汤”之法
　　满人喜泡温泉，称之为“坐汤”。在《清宫轶事》中，使记载了康熙帝谕的坐汤之法。通俗地讲：每日泡洗两次，每次换三次水；每七天或九天为一疗程，要连续进行三个疗程；疗程之间，要暂停，进行“旱忌”(休息调理)；泡洗温泉，体力消耗大，要及时补充营养。坐汤，一个周期需月余。日理万机、政务繁忙的皇帝不可能长时间在行宫“泡汤”，于是，侍奉人员便用骡车将汤山温泉水运至宫中，供皇上坐汤之用。
　　战功赫赫的曾国藩终生患有癣症，发作时其痒无比，两手搔挠，全身是血，鳞屑纷纷，就是现在所谓的“牛皮癣”。皇室多次恩准曾国藩到汤山坐汤治癣。其在汤山行宫内，专有一栋二层小楼，称“曾家别馆”，可惜在1937年毁于日军炮火。
　　
　　“桃花水”
　　在乾隆有关记述汤山行宫的诗词中，不难发现凡是有温泉疗效描写的，同时均有春天的描述。宫室推崇“春后坐汤”，官民纷纷效仿，竟成时尚，称之为洗“桃花水”。从此，“阳春三月桃花开，呼朋唤友汤泉来”，来小汤山洗“桃花水”，成为当时流行的养生习俗，相沿四百余年。至今，这种习俗越发光大，每年立春一过，就有来自东西南北络绎不绝的人群，起大早奔小汤山泡温泉。
　　
　　慈禧浴池
　　乾隆年间扩建行宫时，在后山南侧，依山傍泉修建了浴池。后宫浴池地上建筑样式，未发现史书记载，专家分析应为亭式建筑，浴池则为半露天式。清晚期慈禧时常驾临汤山，在此沐浴。有一次，慈禧浴后，在一小楼小憩，身上还冒着香汗，不由得打开了衣襟，微风习习，好生惬意，遂赐名“开襟楼”。还有老人听曾在宫中当差的祖辈讲，到慈禧后期，后宫浴池已经没有地上建筑，慈禧露天沐浴时用布帘遮挡，俗称“打围”。后人惯称此浴池为“慈禧浴池”。1957年，郭沫若在《念奴娇?和毛主席韵?小汤山》中曾奚落道：“人道胜朝末截，那拉常游，浴宫已毁，独乐亡家国”。
　　
　　成谜的金边莲
　　金边莲生长在掬泉亭畔的池塘中，也就是现在荷花池遗址。据《昌平州志》载，“池内有白莲花、黄边日金边莲，花瓣内又生一花者日篓子莲，四月即开”。池中产藕，长不盈尺，名“五月鲜”，是供奉宫中的佳品。该藕不能用刀切，要由太监用手拍碎(以避免铁锈味)，然后食用。食之脆嫩甘甜，有补脾养心、固精止泄的功效，深受宫廷喜爱。可惜抗日战争时期，汤山温泉沦陷，金边莲和白花藕逐渐绝迹，成为一个令水产种植业专家至今无法解开的谜。
　　
　　今朝篇
　　
　　“胜地疗养夸龙泉”
　　清室灭亡后，行宫被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等辟为旅馆、公园，寻常百姓得以进入这座皇家禁苑。同时，旧地也逐渐为达官贵人的别墅所割据，形成新的景观。可惜，都沦丧于侵华日军的炮火。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小汤山被八路军解放。此时，曾经的胜景已变成残垣处处、溪水雍塞、苇草丛生、野狐出没之地了。
　　小汤山疗养院给北京人的感觉很神秘。“这儿只接待高干吧?”连出租车司机都这么问。毕竟，这里曾经还真不是谁都可以住进去的。一墙之隔，有太多的虚实需要揣测。
　　事实上，从1951年开始，借鉴苏联疗养模式，中央军委总后勤部、中央卫生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军区分别在小汤山建立了四所疗养院，开辟了温泉疗养基地。50年代，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到院里视察工作、探望朋友或康复疗养，留下许多佳话和回忆。
　　但一个大院内，四院并立，各划疆域，各行其政，免不了纠纷频频，特别是制约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疗养资源的充分利用。1958年上半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文章，批评了上述现象。
　　1958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小汤山疗养区四所疗养院统一交由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管理”。1958年8月15日，北京市小汤山疗养院正式宣布成立，彻底结束了行宫大院被分割的状态。
　　已离休的老院长崔珩清楚地记得，60年代，全院职工分片包干，在半人深的淤泥中肩担手提奋战了一个春季，终于把后湖清淤整治一新。他也清楚地记得，“文革”中，党委瘫痪，两派群众争斗不休，疗养事业受到摧残。他们便在支援农村卫生工作及援外医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所经历的艰难和危险真是说不完，道不尽。“那时的人‘傻’，只讲奉献不讲报酬。”崔珩感慨道。
　　“文革”后期以来，是疗养院的兴旺时期。收治对象扩大到了全国工、矿、企业、机关等单位及军队系统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 洗“桃花水”的时候，进来疗养的人非得排好几个月的队不可。
　　然而，1985年后，干部疗养制度的取消和公费医疗制度改革的冲击，使疗养院的业务量不断萎缩。医院和职工的日子都陷入了重重困境。
　　保健中心(A区)原主任李海红1987年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疗养院工作。爽朗热情、敬业能干的她见证了疗养院从盛到衰再发展起来的过程。
　　病人越来越少，疗养院成立了接待部，主要搞会议接待和外宾康复旅游。李海红陪客人白天旅游，晚上康复疗养，再坐班车回到市区的家，往往很晚才能休息。1992年，院里搞了国际药膳大会，光日本来宾就有100多位。李海红一头扎进客房搞卫生，直到膝关节肿了，站不起来了。
　　转机出现在1998年。已过耄耋之年的原北京市市长焦若愚来到疗养院考察。老爷子一调查研究，马上向市委建言献策：这里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疗养资源，可作为首都干部保健基地。经过充分调查和论证，又被增定为中央干部保健基地。同时，体检、疗养、综合医疗三位一体的框架也建立起来。
　　2003年，疗养院终于扭转了经营困难的局面，疗养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北京人的梦魇――“非典”来了。
　　因抗击“非典”斗争中成绩突出，被全国妇联和卫生部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李海红清楚地记得，“非典”肆虐时，她和同事暗自庆幸：小汤山还是一片净土。转天，就听说市政府已确定小汤山医院为“非典”定点医院。4月23日，军地携手，仅用七天时间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野战传染病区，50天内收治了全国七分之一的“非典”病人，成为北京疫情由严峻走向缓和的转折点，也成为疗养院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来不及发蒙，当时主管B区客房和餐饮服务的李海红便投入了战斗。组织人员腾房间，搞卫生，添置床铺和厨房设施，解决数千名施工人员和部队医务人员的食宿和会务问题。还要安抚自己的工作人员。形势太严峻了，食品安全、卫生防疫，哪个环节也不敢大意。那些天，李海红不知说了多少话，跑了多少路，嗓子喊哑了，腿也跑肿了，膝关节钻心地疼，头痛欲裂。有一个护士疑似“非典”，被送进发烧门诊隔离，她毅然承担了该护士所住房间的消毒工作，令很多须眉折服。
　　说起抗击“非典”时的场景，李海红也纳闷：每天进出B区上千人，自己是怎么扛过来的?关于生死，她也根本来不及想太多。直到凤凰卫视隔着栅栏采访她，给她看了7岁儿子的录像，她五味杂陈，忍不住当场洒泪。
　　“非典”结束了，小汤山的发展势头也更猛了。
　　来院里逛过多次，没有沐浴过温泉，也没有体验过体检服务，但身处四时美景，感受着历史与现代交融的文化底蕴，观察着工作人员超五星的服务，内心总是充盈着愉悦。“小汤山疗养院的明天会更好!”院长顾平信心满满，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编辑/任娟　woshirenju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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