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交加 丁亥年秋:苦乐交加的贾平凹
发布时间:2020-03-02 来源: 幽默笑话 点击:
2007年是农历的丁亥年,据说是吉祥如意的金猪年。但这一年,尤其是进入秋季,对贾平凹来说,堪称一个多事之秋,母亲的离去、长篇新作《高兴》的出版以及陕西省作协主席的接任―――失去的痛苦刻骨铭心,得到的欢喜却不乏苦涩……这些都将为作家的人生阅历带来深刻的改变。
《高兴》:痛并快乐地写作
早在2006年,《秦腔》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尽管媒体将《秦腔》封面上的“封山之作”炒作为“封笔之作”,但一直心系农村的贾平凹在香港领取红楼梦奖时却对记者表示,他已准备在写下一部小说,“我自小在乡下长大,对农村有一定的认识,也有深厚的感情,我下一部小说还写农村。”
读过《秦腔》的读者也许还记得,村中的老人去世了,连抬棺材的人也凑不齐。要问青壮劳力哪里去了,回答是去城里打工去了,其中不少是在城里拾荒。贾平凹最新的创作计划就瞄准了商州在西安的拾荒族。
早在十几年前的《废都》中,贾平凹就穿插写了一个拾破烂的老头,一边拾破烂一边念着民谣。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废品越来越多,进城打工者越来越多,拾荒者也越来越多。在西安的拾荒族中,有不少就是贾平凹家乡的父老乡亲,其中就有他的小学同学刘书祯――刘高兴。刘高兴是近一两年才进城打工的,是投奔早已进城打工的儿子来的,先是和儿子在一家煤店送煤,后来看不惯儿子的大手大脚,就负气出来拾破烂。
到了雨天,也就是刘高兴的休息日,刘高兴就到老同学贾平凹家谈天说地,自然也聊了不少拾破烂的故事,引起贾平凹对拾荒族的关注。“刘高兴使我萌生了写作的欲望。我想,刘高兴和他那个拾破烂的群体,对于我和更多的人来说,是别一样的生活,别一样的人生。或许从他们的生存状态或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吧。”
于是在《秦腔》出版不久的2005年春夏之交,贾平凹就萌发了写刘高兴们的城市生活的冲动,“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了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除了与刘高兴继续聊天外,贾平凹还在挚友孙见喜的带领下寻访拾荒族。他们来到西安南郊的城乡结合部,这儿是拾荒族的聚居地,开始了和拾荒族的亲密接触。一次和贾平凹吃饭,在座的文友发现餐具不洁让服务员更换时,贾平凹讲起他和拾荒族吃饭时的情景:吃的是能照见人影的包谷糊汤,没有菜,也没醋没辣子,说有盐哩,放些盐吧,给我面前堆上了一纸袋烟。筷子是拾破烂的老婆递给我的,两根筷子粘连在一起,显然是没洗净。但贾平凹说他不能再洗一下或用纸擦一下,心想他们能用我也能用,便扒拉着稀饭吸溜吸溜吃喝了起来。从此拾荒族和他亲近起来,对他无话不说,使他掌握了大量的写作素材。
到了盛夏季节,这是贾平凹写作的旺季,诸如《废都》《高老庄》等不少长篇小说都是在盛夏写成的,贾平凹躲进小楼成一统,拉上窗帘,嘴里叼着香烟。《高兴》初稿的写作开始了。
贾平凹写作期间的基本的生活状态是:夫人早上7点半送他到工作室开始写作,然后一整天呆在那儿。中午十一二点接待人,包括聊天、采访,下午忙到五六点,再接待来访朋友。晚上只休息不写作,和朋友们一起写字、画画儿、喝茶。
但贾平凹没有想到,写起来却不顺手,因为他总是想着他和刘高兴们的年龄差不多,如果自己不是1972年以工农兵上大学那个偶然的机会进了城,肯定也是农民,也肯定来拾破烂,那又会是怎样的状态呢?这样的情绪,使他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贫困、卑微、寂寞并受到种种歧视的农民而痛心,一种压抑的东西左右了他的笔。
“我常常是把一张写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写,写了再撕,想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被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
贾平凹作为一个作家,虽也明白写作不能流于就事论事,但却无法摆脱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使作品写得苦涩沉重。而且他吃惊地发现,他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还自以为有现代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并在作品里替所写的拾荒族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所以越写越写不下去了,终于将10万字的草稿付之一炬。
这使人联想到梁实秋写《苏东坡传》时,想当然地替苏东坡仇恨政敌以及陷害他的人。实际上苏东坡并不是那样的人,而是一个十分旷达洒脱的人,他并不仇恨政敌以及陷害他的人,而是宽容了他们,甚至与他们握手言和。
贾平凹搁笔不写了,他想过一段时间再写。这期间他和孙见喜为解救一个拾破烂老者的女儿四处奔走,动员了家乡的派出所警察,几经努力,终于成功解救了被拐卖到山西五台县小山村且已生子的妇女。
之后他继续去那些拾破烂人租住的村巷,这差不多成了一种下意识,每每到城南了,就要拐过去看看。一次在一个拾破烂人租住的简陋房子里他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只见墙上的一幅美人画的腿被用刀子割得所剩无几,可见他们的寂寞和孤独。
而他在大街上碰上拾破烂的人就停下来拉呱几句,或者注视很久。差不多又过了1年,他所认识的那些拾破烂的人,大多还在西安,还在拾破烂,状况并无多大改变。
刘高兴当然也在西安,见了贾平凹还是说这说那,表情丰富,笑声爽朗。于是贾平凹就问刘高兴:咋见你都是挺高兴的?刘高兴说:我叫刘高兴呀,咋能不高兴?就这一句话,贾平凹突然知道自己的思维该怎么改变了,小说该怎么去写了。
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中说:“本来是以刘高兴的事萌生了要写一部拾破烂人的书,而我深入了解了那么多拾破烂人却使我的写作陷入了困境。刘高兴的这句话其实什么也没说,真是奇怪,一张窗纸就砰地捅破了,一直只冒黑烟的柴火忽地就起了火了。这部小说就只写刘高兴,可以说他是拾破烂人中的另类,而他也正是破烂人中的典型,他之所以是现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
贾平凹重新写作,书名也由原来的《城市生活》改成了《高兴》。原来是沿袭着《秦腔》的那种写法,写一个城市和一群人,现在只写刘高兴和他的两三个伙伴。原来的结构如《秦腔》那样,是陕北一面山坡上一个挨一个层层叠叠的窑洞,或是一个山洼里 成千上万的野菊铺成的花阵,现在是只盖一座小塔只栽一朵月季,让砖头按顺序垒上去,让花瓣层层展开。
贾平凹匆匆回老家祭父得到感悟后又返回西安,开始了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写作。“这一次主要是叙述人的彻底改变,许多情节和议论文字都删掉了,我尽一切能力去抑制那种似乎读起来痛快的极其夸张变形的虚空高蹈的叙述,使故事生活化、细节化,变得柔软和温暖。”
春华秋实,《高兴》于2007年春天题笔:9月中旬,《高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上市,引来一片热评,读者反映这部书故事性可读性强,情节曲折引人,作者继续关注农民问题,写农民工在城市的遭遇,反映了当代城乡现状百态,可看出作者平民立场的坚定性和他对底层社会的深厚情感,堪称《秦腔》的姐妹篇。
慈母长逝是永远的痛
9月6日,突然传来噩耗,贾平凹的慈母仙逝,永远离开了她的儿女。
笔者那一阵因为忙于“农家书屋”建设等公务,加之别的杂事,很少与平凹联系,不知贾妈妈已患了绝症,没有看望她老人家,尤其是在她生前没再见一面。
得知贾妈妈在丹凤棣花家中仙逝的噩耗不久,笔者和妻与孔明、立民等友驱车去平凹的老家棣花奔丧。在车上得知不久前检查出贾妈妈已患上了食道癌,住进医院很快就做手术,但手术后再没有醒过来。
约下午两点左右,我们赶到平凹老家中,窄窄的巷道两边摆满了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进到院中,看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从文友到官员,还有刘高兴等乡邻们,大家都沉浸在悲哀之中。披麻戴孝的平凹将我们迎进家中灵堂,我们在向贾妈妈遗像三鞠躬后,嘱请平凹节哀。他表示着谢意,请大家坐下喝茶,谈论着老人最后的时光,接受着大家的慰问,不时起身迎来送往。
乐队奏起了哀曲,平凹出去和弟妹们一块儿在灵堂前跪下,向母亲的遗体一叩头,再叩头,三叩头。我看着灵堂门上平凹亲书的挽联:慈母千古;相夫教子慈悲贤惠,持家有道六十年;扶困济危知理明义,处世传德八十载。这幅挽联可谓盖棺论定之语。
不论是从平凹的言谈中,还是从平凹《我不是一个好儿子》的文章中,我们知道贾妈妈作为母亲和父亲一样是平凹及其弟妹的物质和精神支柱。尤其是父亲去世后,平凹遇到事业和家庭的挫折时,母亲给了他最大的精神安慰。曾一度年迈的母亲照料他的起居生活,使他度过了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重新焕发了创作热情,才有了以后一系列的作品。
平凹是个孝子,早在农村修水库时,一天改善伙食,饭中有几片肉片,他就连夜走十几里山路赶回家将肉片送给母亲吃。到西安工作以后,不能在母亲身边侍奉尽孝,就常寄钱给母亲以表孝心。接母亲来西安居住后,每逢母亲生日,平凹都要为母亲祝寿,或画幅寿桃,或书写“二八是个福疙瘩”的祝福之语,洋洋十八卷《贾平凹文集》首卷第一幅插图就是在母亲的寿诞之日,贾平凹站在坐着的母亲身旁,身后墙上挂着巨大的寿图和寿联。
就像平凹所曾说过的那样,母亲没多少文化,也不过问他的创作,因而对他创作获得荣誉或遭到的诋毁也就看得轻淡。在她。心中,平凹是她的儿子,是长子,长子如父,应像他过世的父亲一样有所承担。平凹也不负母望,走过了一道又一道坎坷,不仅在创作上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而且照顾好了年迈的母亲,提挈了年轻的弟弟妹妹们。
贾妈妈给了平凹生命,造就了一代文豪,文豪的作品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如果没有贾妈妈,就不会有贾平凹,而没有贾平凹,中国的文坛乃至世界文坛将会多么寂寞。
丧母之痛是可想而知的。悲不单行,在母亲去世一个月左右,噩耗又一次传来,贾平凹的姨妈去世,贾平凹又一次回商州奔丧。贾平凹的母亲在生贾平凹之前的生产没有保住,所以为了保障贾平凹顺利出生,贾平凹的母亲在生贾平凹之前,就来到金盆湾的姐姐家,在这儿顺利地生下了贾平凹。
因此,姨妈家是贾平凹的诞生地,对贾平凹有养育之恩。贾平凹逢年过节,只要有时间,都会去给姨妈拜年或探望姨妈。由此可见他对姨妈的感恩之情。
苦涩的笑中当选省作协主席
在贾母葬礼的一周后,2007年9月18日,位于西安市青年路中段的止园饭店大礼堂里,陕西文学界欢聚一堂,在此召开陕西第五届作协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贾平凹以74票的绝对高票当选为新一届陕西省作协主席。当大会主持人庄严宣布这一选举结果时,引发了会场上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经久不息。
众所周知,贾平凹是新时期贯穿性的作家,也是标志性的代表作家,他以丰富而又高质量的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赢得世人的关注和尊重,其不少作品被改编影视或入选教材或获得国内外大奖,被称为获奖专业户。
在贾平凹不断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添砖加瓦之时,也得到了广大文学界乃至世人的高度评价,被誉为西安乃至陕西的名片。同时党和政府也给了他不少荣誉,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担任西安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美文》主编,同时兼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等等。
但是正如至今仍未获得茅盾文学奖一样,广大文学界的人士和读者企盼着贾平凹斩获茅奖,人们也企盼着贾平凹当选省作协主席甚至更高的职务,从而以他的影响力和能力为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所以贾平凹以高票当选为陕西省作协主席是众望所归。
记得一年前,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陈彦开完陕西省文联代表大会归来,在与朋友喝茶时绘声绘色地转述文联选举时说:大会宣布主席、副主席当选名单时,念到赵季平,掌声;念到陈彦,掌声,念到其他人,掌声;唯独念到贾平凹时,掌声雷鸣,经久不息!在这次文代会上当选为省文联副主席的陈彦不无感慨地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贾平凹也说道:我也很意外,其实最主要的因素是陕西作协已经14年没换届了,时间拖得太长了。按照规定,作协应该每四五年换届一次,长期不换届,耽误了不少年轻作家的发展。我做事一向比较低调,从不和人去争。这一次被选举为主席,我也的确没有想到。在选举会上我也谈了几点:第一,陈主席虽然因为年龄限制卸任,但无论从他的资历、能力和经验等方面来看,继续在这个职位上千下去都是最合适的。第二,很感谢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说实话,这次当选的副主席中谁都可以担任这个主席职务。第三,陕西作为一个文化大省,全国的文学重镇,我担任这个职务,是很有压力的,感到很惶恐。但作协党组加强了建设后,我感觉自己也有了依靠。雷涛书记本身就是作家,是内行,在作协干了8年,经验非常丰富, 政治觉悟也很强,大家团结一致,争取把工作做好,开展新的局面。
在为这迟来的荣誉和喜讯激动之余,我们不禁有些遗憾。一是来之何迟,想当年,路遥已被内定为省作协主席,但突发肝癌而遗恨留人间,假设贾平凹这个著名的病人当年心态不好,身病加重,还会活到今天而当选省作协主席吗?二是当选作协主席副主席及理事的资质究竟应是什么?是凭德艺双馨还是作品质量影响,还是别的因素在左右?三是省作协主席副主席及理事的选举是否应该作些改革,比如这个省的所有作协会员是否应该参加选举?是否有权投上庄严的一票?
不管怎么说,社会在发展,文学在进步,贾平凹的当选说明了只要你为时代和人民写出优秀的作品,虽历经坎坷和磨难,屡遭非议和毁谤,但毕竟得到了应有的评价和待遇,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和荣誉。
作为一个进入黄金创作时期的作家,贾平凹当选省作协主席这个官,会不会影响他的写作?这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疑问和担忧。可以说,我们宁愿贾平凹不当作协主席这个官,而希望他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新的更优秀的作品来。面对着大家的关心,贾平凹说:“应该不会,我当西安文联主席十来年了,并没有影响我的写作。作家还是要以作品说话嘛,我不会放弃写作。”
职务对于作家来说只能一时有用,长远上根本不起作用。作为一个作家,最关键还在作品,只有作品才是作家最值得关注的东西。我们希望贾平凹公私兼顾,在做好作协工作的同时,超脱一点,合理安排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莫撂荒了自留地,继续勤奋耕耘。我们期待着《高兴》之后的贾平凹有令人更为兴奋的巨著问世。
高建群评价说,贾平凹和陈忠实的区别是一个中年人与一个老年人的不同,他相信55岁的贾平凹比65岁的陈忠实精力更充沛,目光也更新锐。作协主席一职会占据贾平凹的一些时间,但对于创作而言是个加分动作,原因是“居高声自远”。
参观过钢铁厂的人都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就是在短暂的时间内大热大冷而成。我想在数十年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坎坎坷坷和风风雨雨之后的贾平凹,在2007年的秋季的一月之内突遇大喜大悲大苦大乐的贾平凹,也会百炼成钢,奉献出更有分量和硬度的巨著力作的。我们期盼着,祝福着!
编辑 冯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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