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与北京人】北京人卖四合院笑话

　　编者按：为迎接日渐临近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刊将从本期起推出北京城市史话系列，内容包括与京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四合院、交通、菜篮子、环保、京剧、说唱、语言等方方面面，向海内外读者全方位展示北京古都的独特魅力和人文奥运的丰富内涵，敬请关注。
　　
　　先有四合院，后有北京人
　　
　　作为北京人基本和主要的居住样式，四合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辽金时代。当时居住在西辽河上游的契丹人，男子个个能征善战，契丹首领很早就觊觎着城池繁华的幽州首府蓟城。公元938年，契丹的军队攻入这座城池，将其改为南京，又称燕京，作为陪都。从此，燕京由地区性的行政治所开始向全国性的政治中心转变。
　　当时皇上办公的地方在燕京城的西南方，宫殿林立，堂阁栉比，四周有高大的围墙，东西南北都有重兵把守的门户，跟后来的紫禁城在格局上很相像，当然规模要小得多，根本无法相比。
　　除了皇上办公的地方以外，契丹的统治者还建设了相当多的平房民居，为下层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居住。这些民居排列在街巷的两旁，一个一个形成院落，每个院子自成一统，有南房和北房，还有的民居除了南房、北房以外还有东房、西房，每个院子都有门户通向街巷。这实际上就是北京民居――四合院的雏形。
　　当时为了便于管理，整个燕京城的民居被分成了二十六坊，每个坊都有专人管理。燕京城的坊巷布局，横平竖直，井然有序。
　　1206年，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帝国。随后骁勇善战的蒙古铁骑不断地跑马占地，1215年，强大的蒙古军队攻占了燕京。忽必烈于1264年颁诏以燕京为中都，作为蒙古帝国的陪都。八年以后，忽必烈索性离开了自己的老巢，带着所有的马匹辎重浩浩荡荡开进了中都。从此北京就成了蒙古王统治下的大中华版图的政治中心，中都也被忽必烈改成了大都。这就是元大都的来历。
　　既然中都变成了大都，大兴土木肯定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忽必烈已经完全统一了中华版图，为了打造大一统国家首都的泱泱气魄，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和顶尖的木材石材源源不断地被调集到元大都。大都的规划气势雄伟，建筑辉煌，外城呈长方形，周长达60里。建造了11座城门，城门外筑有瓮城，城四隅建有高大的角楼。城墙外挖了宽达十几米的护城河，可以通船。
　　在建筑元大都城池、水泽的同时，街道和民居的建设也开始了。中都的街道比较窄，房子与街道的衔接不是很流畅。元大都的城市建设较好地克服了这一缺点，许多道路都拓宽了，取直了。全城街道的走向跟棋盘相似，横平竖直，纵横相交。东西和南北各有九条大街，街宽二十四步。在九条南北向大街的东西两侧，小街和胡同纵向排列，小街和胡同的宽度不足大街的一半，一头连着东边的大街，一头连着西边的大街。居民的住宅都沿着胡同两侧排列，南边的门户对着北边的门户。几乎全是方方正正的四合院，每个院落占地八亩，一溜南房，一溜北房，还有两侧的厢房。
　　这种庞大恢宏的街道及民居的布局让意大利旅行家兼商人马可?波罗极为赞赏，他在《马可?波罗行记》中写道：元大都“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善之极，未可言宣”。
　　当然，能住进新城里这些四合院的人绝不可能是一般的百姓，他们多是蒙古官吏或贵族，有幸进入新城的汉民，也都是跟蒙古新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不就是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这些人借助国家政权的更迭，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北京人。
　　
　　明清时代的四合院
　　
　　明朝建立以后，对元大都的城市格局没作太大的改动，还将北部的城墙向里面缩立了5里，撤掉了两个城门健德门和安贞门，由原来的11个城门变成了九个城门。内城的改造也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进行的，原来内城的四合院和街道基本都没有动，只是进行了整修和粉刷，改换了标志。比较大的动作是在内城闲置的大片空地上，建起了大量的四合院民宅。明朝统治者先后在钟鼓楼、东四、西四、朝阳门、宣武门、阜成门、安定门、西直门附近的空地上建设了数千套民宅，以适应人口大量激增的需求。
　　明朝期间北京的四合院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大，样式也更加灵活，打破了四合院只能方方正正、占地八亩的限制，建筑的高度、屋脊的样式、门户的大小和走向，显得更加灵活，更加适应居住的需求。四合院里居住的人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仅限于达官贵族和富商大贾，相当多京城的土著和应召来京的工匠都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四合院。
　　满清统治者占领北京以后，基本认可了元明两代的城市格局，没有作特别大的变动。清初实行旗民分住，内城被辟为八旗兵驻地，原来居住在内城里的汉民要全部搬到外城去，主要迁往南城一带。内城里的八旗兵按照传统的规矩排列，其左翼：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其右翼：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镶蓝旗聚居宣武门内。
　　八旗兵进驻内城，并没有采取激烈的驱赶汉民的政策，当时清政府出台了一个通告：“凡汉官及商民等尽徙南城居住，其原房屋拆去另盖或贸卖取价，各从其便。让户部、工部详查房屋间数，每间给银四两，作为搬迁费用，并限来岁岁终搬尽。”――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官方拆迁布告。
　　城内汉人的房子腾空以后――当时很少有汉人将原来的房子扒掉以后异地重盖，都采取的是贸卖取价，拿钱走人――八旗兵及其眷属就住了进去，他们对四合院似乎很欣赏，住在里面乐不思蜀。级别高一些的将领和贵族，把原来的四合院翻新改造，院子里搞起了花园，大门里新建了影壁，使四合院更加富有情调。清政府还仿照四合院的格局在北京西北郊修建了大批皇家园林，供满族的达官贵人居住。
　　搬出去的汉民在拿到了政府的补偿后，在南城也大量建造各种各样的四合院，以满足栖身需要。由于土地的紧张，加上补偿款的不足，汉人新建造的四合院大多很简陋，占地也很小，远不像内城政府建造的四合院那样“院落宽阔、屋宇高宏”。当然也有少量有钱的汉人，他们建造的四合院跟内城的相比毫不逊色，有的富人还建起了二层小楼，底下做买卖，上面住人。有一些汉人在朝廷里做官，但他们也不能住在内城，所以南城也出现了一些高端的四合院。康熙年间官至刑部尚书的著名诗人王士祯就住在南城虎坊桥一带的保安寺街，当时人们称其住所是“龙门高峻，人不易见”。
　　南城的街道好多也不是笔直的，内城里面街道横平竖直的情景在这里并不多见。前门、大栅栏一带尤其典型，许多胡同干脆就以斜街命名，如铁树斜街、樱桃斜街、棕树斜街、杨梅竹斜街等。汉民当时属于二等公民，清政府对外城管束并不严格，对于街道的杂糅和住宅建设的无序，都任其发展。
　　政府的无为而治倒使南城一带的商业很快繁荣起来，尤其是前门、大栅栏、珠市口、天桥一带，店铺作坊、酒楼戏楼、商号银号、集市庙会，不一而足。这些行业的发展壮大使外城的街道布局及房宅式样越来越适应商业的需求，所有的临街四合院都被改造成店铺和商号，著名的瑞蚨祥布店、内联升鞋店、都一处烧卖馆、正阳楼饭庄、同仁堂药铺、张一元茶庄，就是临街的四合院改造而成的，最终成了享誉世界的著名品牌。
　　北京现存的四合院，基本都是清代保存下来的，明代的四合院也有一些，但元代的四合院已经很难见到了。至于辽金时代的四合院，基本上已经消失。民国也建了不少四合院，其中有些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权贵人物。解放后基本上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翻新改造，有的四合院不仅是新砖新瓦新屋脊，还引进了市政管线，包括自来水、天然气、排污管道，四合院里面有了跟楼房一样的厨房和卫生间，许多知名人士就住在这样的四合院里。
　　
　　四合院衍生的老北京礼数
　　
　　北京的四合院自元代出现以来，就和中国传统的家族宗法制度遥相呼应，一座四合院就是一个微型家族宗法制的小社会。老太爷（祖父）是家里最重要的人物，因此住在内宅的正房（北房）内，其长子、次子住在东西厢房内，后罩房是家里未出阁的女孩子居住的，称为闺房。前院（外院）是看门的人和其他杂役居住的房屋，门房和杂役是不能进入内宅的（除非主人邀请）。内宅就形成了以老太爷为主的三世同堂的宗法制大家庭，家里的大事小情都由老太爷说了算。别的人按照辈分依次排列，长幼有序，长者为尊。如果一个大家庭有了曾孙，那就是四世同堂，有的老太爷寿命长，活到八九十岁，还能够赶上五世同堂，看到自己的玄孙。个别的老爷子还有机会看到自己的玄孙娶妻生子，玄孙的子嗣被称为“耷拉孙儿”，那就是六世同堂了。六世同堂是很少见的，五世同堂都不多，一般的都是四世同堂。过去的老人寿命都不是很长，很少有活过80岁的，连皇上的寿命都很短，五六十岁就一命呜呼了。
　　但过去的人结婚早，一般60岁左右就能赶上四世同堂了。活到八九十岁就能赶上五世同堂了。过去四合院里面讲究活个人气，人丁越兴旺越好。当然子孙多了，需要的房子也相应要增加，即便是三世同堂，一进的四合院也住不下，两进的四合院还差不多。至于四世同堂，最少也得两进四合院，要是想住得舒服些，那就得三进或四进四合院。有钱人盖得起三进、四进四合院，没钱的人就只能凑合了，两代人住在一个房间内，挤挤巴巴连夫妻生活都不敢过。
　　但即便住得拥挤，老辈人也对多子多孙情有独钟。尤其是院子里的老太爷，看着满院子的子孙围着自己问寒问暖，那种人生的成就感、幸福感是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和体会的。
　　在四合院里面，年龄越大的人越受尊敬。一个四世同堂的家族里面，曾祖父母是最受尊重的，曾孙、曾孙女早晨起来――通常是鸡叫时分便起床――洗漱完毕以后，穿着整整齐齐去曾祖父母那里请安，可以下跪请安也可以鞠躬问候；然后去祖父母那里请安，去完祖父母那里就去父母处请安，然后才能去干自己的事情。晚上睡觉之前，也要按照这样的程序走一遍，除了请安以外，对身体不好的长辈还要侍奉他们安歇，比如打来洗脚水，帮他们铺被褥，揉揉脚捏捏肩，待长辈们都歇息了自己才能入睡。
　　跟长辈在一起说话聊天的时候，长辈不让走不能擅自离开，如果真有事，要向长辈请假，长辈同意了你才能离去。跟长辈在一起坐着的时候，如有别的长辈或宾客经过，小辈人要从座位上站起来，表现出谦恭的样子。受到长辈或其他比你年长的人的批评、呵斥、指责，对的要马上认错、改正，不符合事实或不全面的也不要争辩，因为人家毕竟是长辈。小辈不跟长辈争，这是四合院世代传承的处事原则。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等同于逆来顺受，跟长辈不争论不意味着小辈人不能说出自己的理由，小辈人可以跟长辈人讲出自己的道理，但要和颜悦色。如果你讲的道理不能说服长辈人，那就要以长辈人的意见为准。
　　这就是老北京四合院里面的家风，每个人都要尊重比你年长和辈分比你大的人，要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还要照顾他们的情绪和面子。当然，作为老辈人也要付出很多代价，首先你要下力做事，才能挣下一座房产，然后给每一个儿子准备彩礼，给闺女准备嫁妆，如果要迎娶多房太太，那就要挣更多的钱。除了太太们的消耗以外，每个太太都要生出一堆子女，作为老太爷，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呀！其次，作为一家之主，你的一言一行都受到所有人的关注，你要做出榜样，行为上稍有闪失，都会带来负面影响，自己的权威性也会削减。比如你不希望子孙们赌博、逛窑子，那你就要率先垂范。
　　四合院由于居住空间的特殊性，老辈人所追求和渴望的长幼有序、家庭和谐、儿孙绕膝的场景在四合院里得到了最完美的演绎。因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四合院是他们最宜居的居住样式，是他们精神最愉悦、心情最放松的地方。
　　四合院内宅（内院），即垂花门里边的院落，不管是一进四合院还是多进四合院，正房及东西厢房的房门是不锁的，院子里面的人可以随意进出，尤其是平辈之间，推门就可以进去。房门一般都是敞开的，有的房门看似关着，实际是虚掩的，用手一推就开了。平辈上长辈那里，讲究一些的家族要敲门，得到允许以后再进去，一般人家尤其是平民百姓家就很随意，推门就进。门开了，小孙子“滋溜”一下跑进来，爷爷奶奶看着心里就舒坦。长辈到晚辈房里，那更是容易得很，尤其是老太爷，想进哪间房就进哪间房（后罩房除外），进去以后晚辈还得站起来迎接，让出最好的座位让老太爷落座，然后毕恭毕敬地聆听长辈的教诲。
　　四合院里门户的开放性对上年纪的长辈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很喜欢这种居住习惯，认为是四合院的一大优点。长辈们睡得早起得早，夫妇年事已高也没有什么私生活可言，他们的关注点都在儿孙身上，他们希望能随时了解儿孙饮食起居的情况，及时发现儿孙的缺点以便予以纠正。这出发点是无可厚非的，每一个老人都有这样的愿望。
　　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情况多少有一点不同。对于成长在四合院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已经接受了从老一辈传承下来的尊老爱老的家风，并把它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行动。唯一感到不方便的是私密性受到了干扰，尤其是刚刚结婚的年轻人，在四合院里他们不能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年轻的夫妇只好将自己的私生活大大压缩，这除了使夫妻生活的质量大打折扣以外，也使年轻夫妇的精神世界平添了很多抑郁的成分。
　　
　　四合院向大杂院的现代流变
　　
　　大杂院是四合院的一种现代存在形式。民国的时候，四合院就已经呈现出一些大杂院的特点，一些破了产的房主为了生存的需求，将自己宅院的部分房屋出售给外人，于是四合院就变成了不同家庭、不同姓氏之间的合住院。不过那时候合住院落还不多，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真正形成气候的是在解放以后。
　　1958年，全国范围内的大跃进浪潮，对四合院向大杂院的过渡至关重要。当时北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四合院的公有化尝试。当时城市里的四合院多是私人拥有产权，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呼应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北京城近郊区四合院的私房主都开始向各级房管部门交出产权，变更为公有。私房主自己居住以外多余的房产，由各级房管部门有组织地向城市里的缺房户分配。这样，四合院就由大家庭的居住单元开始向多姓氏、小家庭的居住单元演变。
　　除了所有制形式导致的变化以外，人口也是四合院向大杂院转变的一个因素。为什么过去穷人也能住得起四合院呢？并不是过去的GDP比现在高，而主要是当时的人口远远比现在少。解放前北平刚一百多万人，后来北京城每年都要增加几十万人，新建四合院没有那么多的土地，北京的决策者就只好把目光放到了建造居住密度大的楼房上面，即便盖平房也以排子房为主。排子房就是兵营式住房，一大排平房连在一起，密密麻麻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居住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马寅初早就看出人口问题会成为制约新中国发展的瓶颈，于是提出了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的“新人口论”。但他的超前理论未受到重视，中国的人口生育呈现无节制的发展。北京也不例外，一家五六个孩子是很普遍的现象，孩子小显示不出来什么，稍大一些居住的问题就显现出来。我们看过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大民一家住房困窘，一间十几米的房子里摆了好几张上下床，这是相当多北京人的真实写照。
　　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也是北京城市人口增多的原因，当时奉行“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指导方针，北京在东郊、东南郊大规模建设现代化工业基地，包括化工、冶金、机械制造、汽车摩托车、酿酒、造纸等门类齐全的工业样式，大工业的发展吸纳了大批外地劳动力，但也给北京人的居住空间带来巨大的压力，四合院里拥挤不堪，一间房子里几代同堂的现象越来越多，胡同变得越来越窄，老百姓都在胡同里盖起了煤棚子和堆放杂物的仓房，这时候的四合院已经失去原来的面貌。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人口和居住的矛盾已达到难以调和的地步。许多年轻人结了婚也不能同居在一起，甚至有了孩子也只能住在单人宿舍里。于是群众开始自发地在四合院里用砖头、油毡搭建临时房屋，被称为自建房。北京的自建房越盖越多，几乎所有的四合院都失去了原来的格局，变成了大杂院。
　　大杂院的形成暂时缓解了市民的居住压力，但由于自建房的狭小潮湿和居住密度的加大，人们的居住质量和生活质量都大为下降。随之而来的邻里矛盾也愈演愈烈，原先四合院里良好的长幼有序、和谐共生、互敬互让的传统礼数日渐钝化。大杂院的杂乱及胡同的狭窄已经完全破坏了四合院的美感及舒适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怪异，居住在里面的群众热切地期盼拆迁。
　　北京市历届政府和区县历届政府在改善市民居住质量上都付出了很多努力，各级政府报告都把城区危旧房改造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每年都定下完成的百分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四合院遭到了大规模的拆毁，北京古老的居住载体由于人口和经济的原因不得不让位给承载密度大且便利舒适的楼房。北京人是怀着复杂的心情住进楼房的，一方面是大杂院的现状让他们无法重温四合院的恬静与惬意，一方面是现代化楼房带给他们的便利与烦恼。尤其是许多老年人，他们觉得楼房不接地气，上楼下楼出行不便，还有邻里之间关系淡漠，这些老年人开始怀念平房院里的生活。
　　许多文物专家和环保人士也对北京大规模拆除四合院表示感慨和担忧，他们从专业的角度更多地关注四合院的历史价值，而在拆迁的实践中确有一些文物古迹遭到破坏，引起了包括学者在内的社会有识之士的不满。
　　如何在改善北京人居住条件的前提下，使四合院这一源远流长的居住样式在新时期得以延续呢？80年代末北京东城区小菊儿胡同开始了“四合楼”的探索，“四合楼”实际上是为了在寸土寸金的城区土地上安置更多人口，同时又尽可能保留北京四合院的一些特征。形成规模的“四合楼”出现在东城区海运仓，这是内城第一片整体推进式的拆迁，后来东城区南河沿也盖了一批“四合楼”。建造四合楼的用心是好的，但效果不尽如人意。花了很多钱建造的四合楼跟过去的四合院相距甚远，而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比原先的大杂院也高不到哪去。住进四合楼的北京人感觉也不好，称“四合楼”是“四不像”，既不像单元楼，也不像筒子楼；既不像四合院，也不像大杂院。居住在南河沿一座四合楼里的高先生说：“一个四合楼里安排了八户人家，每天乱乱哄哄，客厅小，楼梯窄，家具都搬不上去。楼房的私密性、舒适性都体现不出来。”
　　2004年，北京市公布了25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这为保护北京这座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城提供了法规依据。但即便是这25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内，也存在着危旧房问题。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各个区县尤其是四个城区开始探讨新的危旧房改造的路子，在没有成熟的方案出台之前，四个城区实施了对四合院危旧房的解危排险工程，同时对于破破烂烂的胡同，进行了修旧如旧的粉刷改造，显示了政府工作的灵活性与务实态度。
　　蓝牌保护模式是对有历史价值需要保护的四合院以政府的名义在显著位置上永久性挂一块蓝牌，挂蓝牌的四合院不许拆迁，保持四合院的原貌，胡同也尽可能保持原来的肌理。第一块四合院保护蓝牌是北京市市长亲自挂上去的，昭显了政府保护“中国盒子”的决心和力度。
　　东城区2005年开始的“微循环”四合院改造的尝试具有积极的意义，“微循环”改造摒弃了过去一刀切推平头似的危旧房改造模式，不破坏胡同的肌理和四合院格局，同时又改善四合院的居住条件。此举获得了专家学者及老百姓的好评，并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市委书记刘淇2007年8月亲自到东城区调研微循环改造的情况，称这是北京市危旧房改造的一条很好的途径。
　　四合院与北京人的缘分注定是分不开的，好也罢坏也罢，它都是一种抹不掉的记忆！
　　编辑/麻 雯

相关热词搜索：北京人 四合院 四合院与北京人 北京住四合院的人 北京四合院都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