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劳动者【写给底层劳动者的歌】

　　2月份适逢一年中的春节，在西方节日重于中国传统节日的香港，“年”味是淡薄的。但是，对于卖书人以及出版人而言，似乎春节才是他们的节日，春节期间可以放下劳累了一年的身心，享受几天悠闲的假期。地处旺角的序言书室，自正月初一至初五休业5天，正月初六才恢复正常营业时间，这与内地倒有几分相像。春节期间，新书的推出速度明显放缓了，如果说有什么突出阅读特点的话，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人们似乎更乐于倾听那些献给底层劳动者的歌。
　　首先当提《大工地上：中国农民工之歌》（下简称《大工地上》）一书。这本书由香港与内地的三位社会学者合力完成，潘毅是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近年来尤其关注中国劳工、性别及文化政治、全球化等话题，曾著有《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一书；卢晖临、张慧鹏则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三位学者带领一批大学生对北京周边工地上的上千名农民工展开了为期3年的田野调查和深入访谈。这本以中国内地农民工为研究对象的书籍，得到了香港读者的关注。全书的笔法介于社会学研究报告和深度报道之间，通过老徐、袁飞、大军等真实个体的口述、日记、书信等各种文字资料，展示了中国建筑农民工的群体形象。“农民工”，是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尴尬头衔，他们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工人，严苛的城市户籍制度使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他们无法得到良好的社会保障；同时，他们也无法回到“农民”的状态，在这个“城市主义”的时代，他们向往城市，在城市里得到了比种田稍微多一点点的经济回报，他们不愿回去也无法回去了。“农民工”，就是这样一群难以看到未来的人。作者认为，“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是农民工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路程来看，中国今天大量的农民向城市转移并不意外，他们需要经过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迁移到城市，获得新的社会身份――工人。但是，中国的“农民工”却陷入了一种中国式困境。
　　如果说《大工地上》一书体现了香港与内地学者的共同视角，而《寻百工》一书则是台湾视角，展示的是台湾的一群劳动者的形象。正如书的副题所言，这本书讲述的是“四个年轻孩子与一百种市井职人相遇的故事”。4个大学生骑着摩托车走访台湾的100个行将消逝的行业，记下从业者的闪光瞬间。书中将“百工”分为“逐好味”、“觅正物”、“访艺文”、“探礼俗”及“找乐活”五大类。受访者多是独力经营的老匠人，他们专注于各自年轻时习得的独门手艺，一干就是大半辈子。相比于流水线制造出来的工业产品，他们的产品多数已没有了竞争力，但是，却代表着独特的文化遗存，譬如吹糖、画糖和捏面粉公仔等，就已经成为了独特的民间艺术。值得注意的还有，很多工匠师傅倾注在劳动过程中的关切，是现代企业的工人们所不具有的。例如书中提到，铁匠煅铁时需注意燃烧时的颜色变化判断熔蚀程度；又如造毛笔师傅，坚持每枝毛笔事必躬亲，不得有半点马虎。传统工艺的制品虽然价钱较贵，但造工精细，倾注了师傅们的心血和体温，仿佛把读者带回生产的一种本源。
　　体力劳动者大多居于社会的底层，对他们的关注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香港读者对《就是援交：援交男女的故事及社会分析》一书的关注（下简称《就是援交》）也体现了这样的关怀。在香港人们谈论这本书，并非出于一种简单的猎奇，更是出于对一个特殊群体的关注。这本书的作者首先就很特别，紫藤和午夜蓝是香港的两个性工作者权益组织，他们编著的这本书，力图把人们的目光从对援交的简单道德判断移开，从而引发更深层的社会思考。“援交”一词，源自日本，最初指少女为获得报酬而答应与男士约会，但不一定伴有性行为。但是，在现实生活里，很多人对援交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而这本书通过对援交者的访谈，把他们的面貌展现出来，让人们听到了被禁绝发声的一群人，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当然，《就是援交》里的男女发出的只是他们各自的声音，未必是援交者群体的声音，但是，他们终于发声了，这终究是一种社会进步。
　　为什么在香港，像《大工地上》、《寻百工》，以及《就是援交》这样的书籍能够得到关注，在书店里热销？我们至少由此可以感受到，香港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劳动者的价值得到充分认识，底层人士在这里能够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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