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名人故居【寻访台北名人故居,(上)】

　　 我在台北度过了2010年的春节,在长子家住了一个来月,作了方方面面的采访。特别是台北的张大千、胡适、蒋介石故居各具特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走近张大千
　　
　　早就听说台北有张大千先生纪念馆,设在张大千先生的故居“摩耶精舍”,很想借此近距离了解张大千的晚年生活 。
　　张大千生于1899年,原名张正权,又名爰,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台湾人称张大千是台湾画坛泰斗级的人物。其实,张大千出生于四川内江,五十岁之前生活在内地。1949年底,五十岁的张大千离开中国内地,云游欧洲、北美、南美、日本、朝鲜、东南亚,先后客居香港、印度、阿根廷、美国、巴西。张大千晚年定居台北,直至离世。
　　我在参观敦煌石窟的时候,就听说张大千从1941年起,花费两年七个月的时间,在敦煌临摹莫高窟壁画二百七十六幅;二十多年前,我在采访梁实秋夫人韩菁清时,她曾送我数百幅照片,其中有一帧她在香港饭局的照片,在她的右面有一留着黑色长须之人,她说那就是张大千;此后,我在采访钢琴家傅聪时,他谈及访问台湾时曾经到“摩耶精舍”拜访张大千,我看见两人在“摩耶精舍”的合影,背后的石碑上刻着“梅丘”两字,那时张大千眉须皆白,手执齐肩拐杖,一派长者风度;2007年我访问澳大利亚时,定居悉尼的王亚法先生(著有《张大千演义》一书)跟我说起了台北的“摩耶精舍”……有过那么多次“遭遇”张大千,所以我对张大千及其“摩耶精舍”可谓心仪已久。
　　张大千晚年故居“摩耶精舍”,坐落在台北至善路。张大千在1983年以八十四岁高龄故世之后,亲属捐出“摩耶精舍”,作为张大千先生纪念馆。这个纪念馆归台北“故宫博物院”管理,参观者必须提前七天办理网上申请手续。我在台北春节前甚忙,春节期间张大千先生纪念馆休息,待春节九天长假结束,我向台北“故宫博物院”办理网上申请手续,填写之后怎么也无法发至“故宫博物院”,估计网站管理人员仍在休假之中。我只得打电话向“故宫博物院”申请,转了好几个人,总算有人给予回答,说是参观人数必须五人以上,二十人以内。于是我申请了五人参观。
　　虽说由于金门大雾,我推迟了回台北的日期,总算还好,那天总算在中午从金门飞回台北,而预定的参观时间就在当天下午3时,正好赶上了。不过,我已经凑不成五人团,因为长子一天前出差美国了,孙女那天下午要上课,长媳那天公司里也有事,她驾车把我和妻送到台北“故宫博物院”附近的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就匆忙去办事了。我想,也许还有别人登记参观,只要超过五个人就行了。
　　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坐落在外双溪。那一带,傍着青山,溪水奔腾,如同仙境。所谓双溪,顾名思义是由两条溪水汇集而成。其中的内双溪在双溪公园之内,穿过双溪公园就是外双溪了。外双溪一带,乃是豪华别墅地区,诸多富贾达官在此隐居。入口处设有门卫,我说明是已经登记的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参观者,这才放行。走过几幢红瓦白墙的别墅,便是一幢黑瓦、蔚蓝色大门的别墅。大门之上,挂着张大千先生所书“摩耶精舍”。大门之侧,挂着严家淦题写的“张大千先生纪念馆”的牌匾。严家淦是在蒋介石去世之后继任“总统”的人,他为张大千先生纪念馆题写馆名,足见台湾当局对张大千的看重。
　　我正在张望其他的参观者在哪里,一位黑衣、红裙的小姐朝我走来,她自我介绍说,是今天带领参观的志工(内地称志愿者),名叫江愫珍。她告诉我,今日的参观者别无他人。我实在不好意思,只有我和妻这“两人团”前来参观。她知道我和妻来自上海,很高兴接待我们这两位远客。江小姐的老师是张大千先生的弟子,所以她很热心为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导览,自始至终都极为认真,并不因为参观者只两人而稍有懈怠。我参观金门金城总兵署时,也是由志工讲解、导游,同样一丝不苟。对于台湾志工这种奉献社会的精神,我深为感佩。
　　江小姐带领我们走进张大千先生的“摩耶精舍”,这是一幢前有精致庭院、后有规模颇大的后花园的花园、水池,中间是两层楼房的“洋”四合院。
　　前院的水池里,养着或红或白、悠然自得的金鱼。池边是一棵高大的“迎客松”。那两层主楼上,醒目地嵌着蒋经国题写的“亮节高风”四个金色大字。
　　走进四合院,底楼是客厅、画室、小会客室与餐厅。二楼则是卧室、裱画室和小画室。江小姐说,这里保持着张大千生前的原状。
　　我看见墙上挂着一帧张大千在巴西 “八德园”前的照片。江小姐说,作为画家,张大千对于自己的居所总是要求充满艺术气氛,虽然他几经迁徙,但是每到一地,都要按照自己的构想建造居所,他把居所也当成一件园林艺术品进行雕琢。不论是他在四川建造的“梅?”,美国的“可以居”、“环荜庵”,还是巴西的“八德园”,各具特色,美轮美奂。尤其是巴西的“八德园”,张大千在1953年购得巴西圣保罗东北慕义镇郊外农场八百亩土地,花费很大精力打造出精美的东方园林。江小姐的老师,就是那时候在巴西师从张大千。友人称“八德园”是张大千所作“立体的画”,是在地上“画”出山水、树木、草虫及人物。张大千在“八德园”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有1968年为国民党元老张群八十华诞所绘大手卷《长江万里图》和1969年所画《黄山图》。很可惜,由于巴西政府要在那里建水库,而“八德园”正处于水库范围,张大千不得不放弃了“八德园”。然而,那个建水库的计划至今仍未实现,而“八德园”由于张大千的离去无人管理,杂草丛生,荒废了。
　　1972年,张大千回到台湾定居。江小姐说,“摩耶精舍”是张大千先生亲自选址、亲自设计的。“摩耶”二字出自于佛教典故,释迦牟尼佛之母称摩耶夫人,据传腹中有三千“大千世界”,张大千就用“摩耶”命名自己的居所。张大千当时走遍台北,看中有山有水的外双溪,而且选中外双溪的分流之处,买下这里五百七十八平方米的地皮。“摩耶精舍”自1976年始建,1978年完工,又成为一幅“立体的画”。
　　我很有兴味地参观张大千的画室。画室足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画桌有两张乒乓球台那么大。长髯垂胸的张大千(蜡像)正在执笔作画,他的身旁蹲着一只猿猴(标本)。张大千喜欢猿猴,是因为传说他的母亲在他降生之前,梦见一老翁送一小猿入宅,所以张大千自诩黑猿转世,所以在“摩耶精舍”的后院养了几只猿猴,常以饲猿、戏猿为乐。江小姐说,猿猴蹲在张大千身边看他作画,这有几分艺术夸张和想象,猿猴性野,难以管教,平常关在铁笼里,不可能如此乖巧安静地坐在画案旁。
　　本来,室内是不允许摄影的。蒙江小姐照顾,我得以在画室与“张大千”合影。
　　画室的挂钟时针永远停在8:15,象征张大千在1983年4月2日8:15去世。
　　张大千有大、小两个会客室,大会客室供张大千会客,小会客室则是夫人会客之所。在大会客室,我见到墙上挂着一张历史性的照片,即张大千与毕加索的合影。这张照片是张大千1956年访问法国时,在尼斯港的“加尼福里尼”别墅拜访著名画家毕加索时拍摄的。当时法国报纸把张大千与毕加索的会晤称为“世界艺术界的峰会”、“中西艺术史上值得纪念的事件”。毕加索高度评价了中国艺术,称赞张大千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并说:“这么多年来,我常常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人乃至东方人来巴黎学艺术!这不是舍本逐末吗?”
　　在四合院的南侧,是张宅餐厅,安放着一张大圆桌,四周十二把椅子。张大千不仅好客,而且是美食家。张宅常常高朋满座,张大千在此设家宴款待客人。兴之所至,张大千还会下厨“露一手”。餐厅的墙上,贴着张大千在1981年宴请张群时的菜单:干贝鸭掌、干烧鳇翅、葱烧乌参、粉蒸牛肉、绍酒?笋……我在张家后院还看见泡菜坛、烤炉,足见张大千对于美食的喜爱。
　　在张宅后院,依山临溪,梅树满园,张大千称之为“梅丘”。张大千喜爱梅花的高洁。张大千离世之后,便安葬于此。张群为之题字:“大千先生灵厝”。
　　在后院,还养着青鸾、猿猴、仙鹤、画眉,张大千揣摩于胸,下笔于纸,故栩栩如生。
　　参观张大千故居,我仿佛走近张大千,知大师之另类性格,识大师之人生道路。
　　
　　胡适生命的终点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
　　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异,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我细读着斜倚在胡适墓前、用金字刻在黑色大理石上的墓志铭,见到末尾署“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长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立石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其实,这别具一格的墓志铭,是由台湾学者毛子水模仿胡适的白话文口气撰稿,金石名家王壮为之书写。
　　胡适安葬在“中央研究院”旁的胡适公园里,我以为去那里很方便,因为“中央研究院”就在台北南港,从家门口乘坐内湖捷运就可以到达终点站――南港。然而,到了南港站才得知,还要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才能到达“中央研究院”。在1957年至1962年胡适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就一再抱怨僻远的“中央研究院”的交通太不方便。如今五十来年过去,交通已经大有改善,但是仍感不便。难怪当我步入“中央研究院”时,看到停车场满满当当的是摩托车,显然,年轻的科技人员来此上班,最便捷的交通工具算是摩托车了。
　　我从侧门进入“中央研究院”,见到一条马路旁立着“适之路”路牌。胡适原名嗣?,学名洪?,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这“适之路”显而易见是以胡适的字命名的。据胡适自云,当年他是从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取了名适与字适之的。
　　“中央研究院”里,有许多研究所,大体上是一个研究所一幢楼。“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1949年有的研究所随蒋介石政府迁往台湾,在台北“复所”。1954年“中央研究院”在台北南港“复院”,“院长”为朱家骅。1957年12月,从美国归来的胡适接替朱家骅出任“院长”。就规模而言,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无法与中国科学院相比,中国科学院有的一个研究所,要比整个“中央研究院”都大。
　　我一打听,胡适公园就在“中央研究院”正门旁边。在那里附近,我看见一座用胡适名字命名的“胡适国民小学”。走过拱形大门,就看见“胡适公园”四个大字。公园里游人寥寥,格外幽静。迎面是一座小山,胡适墓建在山坡上。墓呈长方形,正对着山下的“中央研究院”,仿佛这位院长在驾鹤西去之后,依然日夜关注着眼前的“中央研究院”。
　　墓碑上刻着“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暨德配江冬秀夫人墓”。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是由父母做主定下的。订婚后,胡适到上海读书,后来留学美国,一去十多年,直到1917年回家结婚,从未见过江冬秀一面。江冬秀是小脚女人,文化粗浅。胡适与江冬秀结婚之后,厮守终身,人称“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虽说胡适也曾传出绯闻,毕竟没有发展到他跟江冬秀婚姻破裂的地步。胡适当“中央研究院”院长时,曾经不准研究人员在“研究院”宿舍打麻将,认为研究人员必须专心致志于学问。然而,偏偏江冬秀爱打麻将,虽说她不是研究人员,但是客人来访见到之后,诸多不便。胡适劝夫人不要在家里打麻将,正好江冬秀嫌南港太冷清,便搬到台北城里居住。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欢迎酒会时,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七十一岁。在胡适去世后十三年,江冬秀去世,终年八十五岁,与胡适合葬。
　　在胡适墓的上方,刻着蒋介石的亲笔题词:“智德兼隆。”在胡适追悼会上,蒋介石的挽联更为精彩:“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这一挽联可以说生动勾画出胡适的形象与自身的矛盾。
　　胡适去世之后,南港士绅李福人捐出面积达两公顷的私地,用作胡适墓地,后来扩大为胡适公园。后来“中央研究院”一些院士去世之后,也安葬于此。
　　胡适故居就在“中央研究院”。我来到这里,路口竖立着“胡适纪念馆”牌子,旁边写着胡适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走过绿藤缠绕的长廊,面前就是胡适故居。门口挂着胡适纪念馆公告,规定的开放时间是星期三和星期六,而那天是星期二,很遗憾不能入内参观,只能以后有时间再来。
　　胡适故居不大,日本式平房,总面积为一百六十五平方米。与张大千故居相比,天差地别。张大千作为名画家,收入颇丰,而胡适去世时,据说身边仅一百三十五美元!
　　面对胡适故居,面对胡适的墓,面对胡适生命的终点,我追寻胡适的人生脚印,感叹连连……
　　当蒋介石从中国内地败退台湾之后,力邀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担任馆长的胡适回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57年冬,为了安顿胡适的生活,蒋介石关怀备至,拿出自己的《苏俄在中国》一书的版税,为胡适建造此屋(“中央研究院”追加了部分款项)。1958年2月,胡适住宅动工。1958年 4 月10 日胡适正式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同年11月5日迁入这一新居,直至去世。由于胡适这一住房在台湾属于“公配居”,产权并不属于胡适。在胡适去世之后,改为胡适纪念馆。
　　蒋介石十分看重胡适,在1938年至1942年胡适曾经担任蒋介石政府的“驻美大使”。蒋介石还曾经希望胡适出任“外交部长”而被胡适所谢绝。1948年蒋介石“竞选”总统时,无人愿意与之陪衬,蒋介石曾经希望胡适出面“竞选”,甚至考虑过胡适当空头“总统”、蒋介石当掌握实权的“行政院院长”的“胡蒋体制”……足见蒋介石对胡适这位洋博士的高度信任。
　　然而,胡适是一个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自视清高、不受羁缚的自由主义者。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英国进化论大师赫胥黎与美国实用主义鼻祖杜威的忠实门生,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怎么能受得了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的统治?怎么能够接受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呢?胡适曾经多次尖锐批评蒋介石,甚至支持台湾的雷震等人组建“反对党”反对蒋介石。正因为这样,胡适与蒋介石貌合神离。
　　胡适早在1929年就遭到国民党的批判,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等斥责胡适“反党”,要“严惩竖儒胡适”、“查办丧行文人胡适”、“缉办无聊文人胡适”,这些批判文章结成《评胡适反党义近著》一书出版。1957年胡适在台湾又遭批判,那里开展了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运动,蒋经国所领导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印发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一书,向胡适发动了总攻击。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也遭到来自海峡彼岸的批判。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说:“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这封信在《人民日报》以“编者按”形式发表之后,中国内地掀起了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高潮。胡适的次子胡思杜没有随胡适到美国而留在内地。在这场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胡思杜也不得不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宣称“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
　　胡适不光是学者,也是诗人。他的《老鸦》一诗,恰如其分地写出他的心境: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
　　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黄小米!
　　这首出自胡适笔下的白话诗《老鸦》,是胡适早年从美国归来时自己心境的写照。他“天寒风紧,无枝可栖”,却“哑哑的啼”,对当时的社会提出种种批评,却被人家“说我不吉利”。倘若把这首小诗放大,延伸到胡适的一生,延伸到国共双方对他的严厉批判,也是如此。
　　胡适出生于上海,幼时随父去台湾两年,而祖籍安徽绩溪。不久前与安徽教育出版社领导相聚,得知该社出版了四十四卷《胡适全集》,这连台湾都未曾以这样的规模出版过。胡适先生倘若九泉之下有知,“哑哑的啼”居然在海峡彼岸的故乡出版,当会含笑以谢。我不由得记起一句格言:“用笔写下来的,用斧头砍不掉!”■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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