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被迫出宫之后 溥仪出宫

　　 　　编者按： 　　经历了紫禁城的奢华生活以后，润麒也见证了中国这个最后的封建王朝在纷乱的时局中?惶落下帷幕的过程，目睹了战乱、羁押、离乱怎样光顾了这个曾经辉煌的帝国和皇帝：从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到伪满洲国的倒台，到与溥仪一起被俘、一起“抑留”苏联……
　　
　　溥仪被逐出宫前后
　　
　　1924年深秋。
　　京城一连几天秋风骤起，刮得昏天黑地，一时，坊间纷纷传说军阀逼宫，包围了紫禁城。没等老百姓的脑筋转过弯来，“逊帝”溥仪就已被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逐出了皇城。
　　这时，年轻的润麒正居住在京城帽儿胡同，全家人无一不揪心，“国丈”荣源更是急得满屋团团乱转。他不仅密切注视溥仪的下落，也为婉容的命运而担忧。见到报纸，他们才知溥仪被逼无奈出宫的准信儿。
　　不久，溥仪和婉容派小太监前来传话，他们已然躲进了北府（什刹海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在大人们的谈话中，润麒听说溥仪出宫之后，在醇亲王府门口，脚蹬汽车的踏板儿还对士兵慷慨陈词：“以后要当一名公民……”话音未落，围观的士兵和人群中居然响起了掌声。这是1924年11月5日（阴历十月初九）。
　　其实，前不久润麒刚刚离开溥仪，从宫中归家。他早就知道，出宫之前，溥仪和溥杰便事先做了各种准备。从溥仪在醇亲王府门前发表的言不由衷的一番话来看，没显得特别惊恐，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在如何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上，溥仪与婉容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婉容执拗地不同意溥仪跟日本人混在一起，但又只得听命于溥仪。北府不是久恋之地，何去何从？
　　最终，“逊帝”选择了日本人。几经辗转，悄然钻进了日本公使馆。
　　次日，婉容和文绣也按照事先的周密策划，从北府抵达日本公使馆与溥仪会合。紧接着，润麒跟随父母去日本公使馆，借探望溥仪和婉容为名，暂住下来。在日本公使馆的一幢小楼里，他见到了惊魂未定的溥仪。这时，一直紧皱眉头的溥仪，见到玩伴儿润麒，才勉强露出了一丝笑容。
　　听说溥仪迁住日本公使馆，一些拖着长辫子、身穿长袍马褂的清朝遗老闻风而来，纷纷前来叩见溥仪。
　　溥仪唯恐润麒独自溜回家，便跑到他的屋里，反复哄劝：“润麒，你可别走呀，过几天要拍电影啦。”
　　于是，起初觉得寂寞难耐的润麒，勉强留住下来。临到拍摄时，他才知不是昔日宫里的遗老，而是日本人要给溥仪拍摄电影记录片。
　　那天从早晨起，至少有二三十人在张园的院子里走来晃去。润麒却俨然成了一个活道具――作为背景，在后边拿着临时发给的日本干点心，谁也不准吃，只能端着瓷盘摆样子。
　　拍摄影片时，润麒故意装出挺淘气，以为拍电影就要拍像卓别林的滑稽样子。结果轮到他上镜时，一名绅士走过来，郑重其事地在镜头前介绍：
　　“这位是溥仪的‘义弟’。”
　　润麒弄不清怎么出来一个“义弟”的称呼，反正给他拍摄了不少镜头，在过分严肃的气氛中，他倒没敢出太多的洋相。在电影镜头中，看起来无忧无虑的他，从头至尾都乐得挺天真。
　　轮到溥仪上场时，摄影师让“皇上”从小土坡上缓缓走下来，以显示其从容不迫，其实，他最清楚溥仪忐忑不安的内心世界。
　　之后，他见姐姐婉容梳着“两把头”，也从坡上慢步走下。接着，又拍摄了溥仪与婉容边走边亲热谈话的镜头，结果，摄影师让他俩重新走了一遍才算过关。
　　溥仪出宫，京城舆论一片哗然，又正值军阀混战，爱新觉罗家族人人自危，唯恐成了“池鱼”。皇后的家族，自然也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由于溥仪“潜”往日本公使馆，家族的人们也骤然向它靠近。
　　“梁园”虽好，却非久恋之地。溥仪在日本公使馆鬼混了一些日子，觉得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就从北京迁往天津寓居，实施“韬晦之计”。婉容和文绣自不必说，连溥杰和几个妹妹也随之奔了天津卫。
　　不能说没有溥仪迁津的影响，润麒一家人亦从北京举家搬往天津。
　　在天津时，溥仪变了，奇特的公民生活使“逊帝”有了特殊感悟。有一次，刚见面时，溥仪似乎掺杂了复杂心绪，百感交集地对润麒说：“哦，老不见了，民主啦。”
　　其实，只有他明白溥仪话里透出的无奈的酸楚。
　　才二十岁出头的溥仪，颓然离开了紫禁城，表面平静地寓居天津，内心却时时涌动着“复辟”的冲动。润麒与之相处的日子里，越发察觉了这一点。
　　尽管“逊帝”沉湎于纸醉金迷，私下却屡屡嘱咐手下人搜罗奇人异士，尤其是武艺高超者，欲网罗于麾下。当时，溥仪访得天津著名拳师霍青云，又通过其结识了著名武术家霍元甲的后代――霍剑阁。
　　有一天，溥仪召见霍剑阁，由润麒陪着从一楼走上三楼，他感觉才爬上二楼这位拳师便有点儿气喘，抵达三楼时竟然气喘得像风箱似的――“呼哧呼哧……”
　　“他是习武的，怎么上几步楼都喘不过气呢？”润麒深感不解，对其“功夫”产生了质疑。
　　
　　“哎，他可能是把功夫搁下了。”
　　直到了解内情的人反复解释，他才理解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含义，也从溥仪所谓广纳天下贤士之举中，看到了如此可笑的“武艺高超者”。仅从这个细节来看，所谓复辟充其量不过是一场梦呓而已。
　　伪满洲国时期的溥仪
　　赴日留学，润麒是被溥杰带上的“贼船”。赴日留学之前，他与溥杰互为学伴儿，在天津“恶补”了一段日语。
　　然而，殊不知，他被溥仪“钦定”赴日留学，成了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始终未参透的一场人生噩梦，亦离开场不远了。
　　“皇上”正式召见润麒和溥杰，亲自给他俩各起了一个化名，而且声明，这次去日本留学费用，全部由溥仪慷慨解囊，分文无需润麒家里掏。一年后，润麒和溥杰投考了日本东京学习院。
　　在润麒进入学习院头一年的暑假，他和溥杰来到景色宜人的鹿儿岛，借宿在时任鹿儿岛日本陆军联队长吉冈安直家里。
　　白天，吉冈在部队忙碌，很晚才能到家，他们时常兴奋地聊天至夜半。清晨起床，润麒见到吉冈早已趴在案前绘制战术地图，夸奖地说：“你可真是一个勤奋的人呀。”
　　“一个人必须每天动脑筋，才能不糊涂。所以，我弄一张纸随便画画。”
　　一天，吉冈安直有意支开润麒，然后把溥杰单独叫到了一边，请“皇弟”务必转达溥仪一句话：“过不了多少日子，国内将有重大的事件发生。”
　　果然，不久国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这时，溥杰才恍然大悟。而润麒却是许久之后才晓知真相。
　　1932年暑假，当润麒从日本返回天津，却再也找不到溥仪的踪影。
　　原来，溥仪近一年前已由天津潜往长春，摇身一变成了“满洲国”“执政”。之前，溥仪曾作了精心策划和部署，连每一个细小环节，都考虑得极为周密。而这些，他却是过后许久才晓知的。
　　以往，每天清晨起床，溥仪总是叫随侍李国雄或赵荫茂去倒尿盆儿。临逃离天津之前，溥仪精心布置了一个“迷魂阵”，其中一个“障眼法”就是潜走之后，仍然让随侍按时倒尿盆儿，以使外人感觉溥仪仍稳居静园没动窝儿。
　　直到溥仪离津几天之后，没有尿的尿盆才不再倒了，这些随侍也随之潜往新京（现在的吉林省长春市）。闻讯，润麒的父亲荣源追随溥仪而去，而母亲仲馨死活不肯相伴，固执地留居京城。
　　放假后，润麒回到“满洲国”，似乎格外受到尊重。连日本人也不断向他谈三论四，乃至评述满洲国的国旗和国歌，从中他倒觉察出“满洲国”与日本人微妙而奇特的关系。“满洲国”的三角国旗上边有一条龙。日本人唯恐溥仪复辟“大清”，反复欲盖弥彰地声称，这条龙完全不同于清朝的“真龙”，“满洲国”和清朝没有任何关联。
　　然而，“满洲国”的“国歌”，却是“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胥撰词，由日本人作曲的，其间关系当然不言自明。
　　“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就是新天地，人民三千万……”
　　
　　每逢“满洲国”诞生日或溥仪的生日，电台便终日不停地反复播唱，若仅从旋律来看，倒完全像是一首不伦不类的流行歌曲。
　　
　　润麒、溥杰返回
　　“满洲国”重逢故人
　　
　　1933年3月，润麒以溥仪派遣的学生的名义进入日本士官学校。
　　平日不觉寂寞，暑假时，日本同学纷纷返回家，润麒也从日本风尘仆仆归国探亲。
　　回到荣宅，他看望过母亲之后，便启程前往长春伪满内廷。
　　润麒几乎天天到内廷给溥仪请安，引起了日本人“关注”，门口的传达室一一作了详尽记载。过去，他和溥杰见到溥仪，无一例外地得恭恭敬敬地请跪安，这次到长春以后，溥仪破例开了恩：“你们不必请安，鞠躬就可以了。以后，也别自称奴才，就说自己的名字吧。”
　　打这儿以后，润麒每逢见到溥仪就改成了鞠躬。别瞧溥仪对他俩表面变得随便，对于家族的人甚至长辈依旧十分苛刻，极讲究君臣尊卑之“礼”，稍有不周，便“龙颜”大怒……
　　以往，他在内廷随时可以遇见姐姐婉容，而这次回来却很少见她出屋。人们虽然早就风传她抽大烟，或许是她有意避讳胞弟，他却一直没亲眼目睹过她的“瘾君子”面目。然而，婉容来到长春以后，变得愈来愈自暴自弃，时常蓬头垢面，精神恍惚。这确是他再清楚不过了。
　　听说弟弟放暑假回国，婉容依然不改那股亲热劲儿，不断问长问短。其实，她早已与溥仪分居，而在自己的房间独住。见婉容十分关心他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他对姐姐说了实话：“士官学校的饭，挺不好吃。”
　　“那你平时吃什么呀？”
　　于是，他向婉容谈起了在日本的酸甜苦辣。“国舅”和“驸马”的身份，在日本军校换来的只是相对优惠的待遇。与一般学员不同的是，他单独拥有一间卧室，门口写着“将校候补生”。作为士官，他平时还有“当番”（日语勤务兵）伺候，负责端饭和沏茶倒水，早饭和午饭允许回到自己房间单独就餐，只是晚上必须在“将校集会所”跟中队长和中队副一起就餐。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又变成了一般士兵，长官吩咐什么就做什么，每天早晨起来要刷马、揉马腿，与普通士兵并无区别。
　　除此以外，便再也没有什么特殊待遇。听了这些，婉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一再叮嘱他注意身体。此时，她眼中透出的是关切的脉脉亲情。
　　内廷并非每次就餐都有糕点，吃西餐时，总是饭后再吃甜食、冰激凌。除宴会以外，一般只是摆放自制的小点心。相形之下，他偶然在姐姐的屋里，诧异地见到了她的日常饭食――原米，竟然是没有经过“捣”的稻米，十分难吃，仅仅就着一碗素汤下咽。显然，这是溥仪对婉容的惩罚之一。
　　有一阵儿，溥仪见到他在婉容的屋里待久了，便面露不悦之色，立即叫随侍唤他：“润麒，你回来就上她那儿去，为什么不到我这儿来？”
　　他听得出来，溥仪的话里显然带着醋意。然而，他仍从内心怜悯命运多蹇的姐姐。
　　表面看上去，伪宫内似乎平静如水，实际上时时暗藏玄机。虽然，日本人在同德殿为溥仪和婉容修建了居室以及相当高级的厕所、浴室，每块殿瓦上都刻着“一德一心”，而婉容一天也没在那儿住过。
　　其实，不仅婉容反对日本人，溥仪内心也对日本人十分不满。但既不能在同德殿说，也不敢在勤民楼谈论，因这里的静电过于厉害，每逢有人路过便经常“啪啪”地响个不停。
　　他借游逛玩耍，四处察看是否安装了窃听器。在他看来，这可能是一种静电反应，而溥仪则一口咬定是安装窃听器所致。于是，溥仪在缉熙楼的卧室不敢说一句不满日本人的牢骚话，连在书房里也不敢妄言政治。
　　润麒也颇为鄙视日本人，来见溥仪时，如果有要紧的话就跑到浴室、厕所，或相约到浴室外的瓷砖盥洗室里。坐在沙发上，他俩可以尽情地发泄对日本人的愤懑，甚至破口大骂。他俩一起仔细察看过几遍，认为盥洗室四壁是光洁的瓷砖，很难安装窃听器。
　　然而，透过种种迹象，他看出，溥仪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乃至，没有“皇子”也成了莫大的玄机。宫中无人不知《帝位继承法》中的险恶用心。其胞弟溥杰与日本女子结婚，倘生子就变成了日本人，以此名分来吞并“满洲国”最简单不过。
　　显然，溥仪的性命，攥在日本人手心里，只不过没人敢直说罢了。但溥仪从未与他谈起“心头病”。想来，两人都是心知肚明，心照不宣。
　　聪明的润麒，也从种种迹象看透“满洲国”已成久蠹的朽木，遂一度佯装患病，在家赋闲。他对溥仪仍忠心耿耿，明知是火坑仍往里跳，却自认为是“愚忠”。
　　进退维谷，实出无奈而已。
　　
　　伪满洲国的末日降临
　　
　　当他从日本奉调长春，任伪宫内府骑兵连长之后，进入长春高等军事学校执教。虽说这是所培养高级人才的大学，但是关东军不允许如此称呼，只能称为日本高等军事学校。
　　1945年8月，伴随一连串消息传来，日本陷入了极度恐慌――山本五十六大将率领的精锐舰队，二十分钟内竟全部被击沉。当军校拉响空袭警报时，绝大部分学生早没了影儿，只有润麒和几个办事员在原地待命。这次美国空军没扔炸弹，只丢下了几颗照明弹。他从校园楼前宽大的二层阳台上，提心吊胆地四处张望，恰巧，见到溥杰从外边路上急匆匆走来。
　　谁想，俩人见了面，溥杰来不及寒暄，只是简单地通知他：“你已经调到宫内府任侍从武官，快跟我去报到。”
　　润麒赶紧跟随溥杰赶往宫内府。他见到溥仪，还没来得及说几句话，只见溥仪勉强抑制住神色慌张，故作镇定地亲手交给他一支手枪：“局势太乱，发给你一支枪，跟随着我吧。”
　　“我一定坚决保卫陛下。”
　　虽然，润麒对溥仪信誓旦旦，转身走出宫内府时，只见人们个个神情紧张，都在紧张地拾掇东西，心情顿然变得一阵凄凉。
　　按照溥仪的吩咐，他回家去整理行装，途中，在火车站附近见到，一些日本兵在挖掘战壕，各种货物堆得乱七八糟，一列列火车正停车待发。他通过种种迹象察觉，“满洲国”正面临着一场大溃败。
　　街上，沿途到处是四处乱窜而惶恐不安的人群。
　　转瞬之间，他摇身一变成了侍从武官，从安民广场跟随溥仪走上了坎坷的漂泊之旅。
　　临离开长春时，溥仪确定了几人跟随他同行，溥杰和万嘉熙（老万），还有毓?、毓?、毓?，医生黄子政、随侍李国雄等，总共八个人，自然，润麒也在其中。
　　穿过杂乱不堪的市区，润麒随溥仪来到火车站台。他登上待发的火车时，抬眼望去，列车四周都是伪满士兵，突然间，列车上下的“满洲国”士兵被强迫解除武装，无一例外换成了日本兵，润麒和溥仪等人为之瞠目。
　　伴随稀稀落落的枪炮声，苏联军队开进长春。本来苏军没把他父亲荣源列入抓捕名单，因其仅有一个“内廷顾问”的空头衔，算不上高官，抓走的都是所谓 “大臣”和“少将”以上将官。
　　据说，头一天，荣源吩咐小老婆文安拾掇包裹，以备第二天早晨坐车逃走。谁知拿错了行李，早晨打开一看，连一件事先包裹好的细软都没有，立时急得火冒三丈。只因文安与楼下街坊关系闹僵，当苏联军官检查楼下时，一名街坊猛然狂喊了一嗓子：“哎，这楼上头还住着溥仪的丈人哪！”
　　阴错阳差，他的父亲被苏联士兵推搡着抓走了。当他得知这些尴尬情形，已是几个月之后。由于哥哥润良没与父亲住在一起，侥幸逃过了这一劫。
　　溥仪走了，而把从北京皇宫带来的贴身太监李长安遗在了“新京”。那只忠实的德国狼狗――“福衡”，从“逊帝”被逐出宫，始终一天没落地紧紧追随。而今，也已茫然不知去向……
　　
　　与溥仪一起“抑留”苏联的生活
　　
　　1945年8月，一朵蘑菇云冉冉升空。广岛核爆炸，成了日本帝国崩溃的奇特标志。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乘火车逃到通化大栗子沟的溥仪，沮丧地颁布“退位诏书”。
　　8月17日，润麒和溥仪一起被羁押前往苏联。临行之前，润麒前去看望姐姐婉容。在一幢煤矿的日本式宿舍，他拉开了一扇日式拉门。冷眼瞧上去，“皇后”显得异常疲倦，一个人在屋里穿着皱巴巴的睡衣，愁容满面地闷然独坐，他走上前，无可奈何地低声说：“我马上要走了。”
　　
　　“嗯。” 显得多少有些痴愣的婉容，见到润麒之后，猛然仰起头，眼神里透出异常激动的渴望。
　　他见婉容想跟自己说话，但飞机即将起飞，时间已经来不及，慌忙对她说：“时间太紧张了，我必须赶快走。”
　　说着，他赶紧退出屋，随即拉上了门，心里极不是滋味。他竭力想帮助她逃脱苦海，却又找不到任何出路，这使他感到矛盾重重而又内疚不已。瞬间，他的脑海中浮现了姐姐凄凉的一生境遇。他认为姐姐一生不幸，始终没有常人的夫妻生活，更无法达到性生活的满足，总是想方设法无理取闹，最终彻底绝望，连“满洲国”也逃不出去，抽大烟只是她自暴自弃的表象。就在润麒临掩上门的一刹那，婉容在屋里猛地大喊了一声：“润麒！”
　　毫无办法，飞机眼看要起飞。他顾不上缠绵话别，紧紧关上门，头也不敢回地跑了。只听见婉容在身后，仍然声嘶力竭地喊着：“润麒，润麒……”
　　婉容拼尽最后气力喊出的名字，在空旷的田野中激荡，似乎产生了巨大回声，直到许久，仍时时震响在他的耳畔。她那美丽而颓废的面容，呆滞而饱含激情的眼神，伴随了润麒的一生，每每想起就食寐无味。
　　甚至，他也没顾得再看一眼妻子和几个孩子，一直飞奔到机场，急速登上已隆隆发动的飞机。
　　这架飞机上没有溥仪。因“皇上”乘坐的是大型飞机，而润麒和溥杰乘坐的是仅能容纳六个人的小飞机。
　　匆忙之际，他仅仅带了一个小皮包，其他什么也没来得及拿。同机乘坐的还有吉冈安直、高桥银之助和两名日本宪兵。照他看来，即使此时，宪兵仍然没有放松监视自己。
　　他们被告知，飞机将前往日本。事后才知，溥仪在晕晕乎乎之中，见飞翔方向不对，心里直发毛。而润麒在空中丝毫弄不清飞机着陆的地点，当抵达沈阳机场时，才发觉那里已经被苏联军队占领，飞机也被苏联红军团团包围。
　　在此之前，溥仪所乘坐的大型轰炸机已先期抵达，润麒和溥杰乘坐的小飞机晚到了几个小时，所有人都紧张地趴在窗户上察看机外的情景。机场四周遍地都是苏联士兵，既有长胡子老头儿，也有十四五岁的娃娃兵，手里端着转盘枪，穿着袖子过长的宽大军服。
　　润麒一行人走下飞机，被枪威逼着来到候机室，见溥仪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发愣。
　　刚迈进门，苏军命令润麒一行人，逐一把佩带的枪支放在桌子上，毫无例外，他佩带的手枪也被收缴走了。他们被全部解除武装，室内只剩下几名苏军士兵和门口的持枪守卫。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日本人非要乘机飞赴沈阳，而又是那么凑巧，走下飞机就被“移交”苏联军队？莫非这是日本与苏联军队达成的某种交易（关于润麒等人的这种猜测，存在种种不同看法。一种说法是，这是日本与苏联之间达成的某种交易，即让溥仪一行人从通化乘坐飞机，来到沈阳直接交给苏联军队，以换取某种利益，此后，溥仪一行人被苏联军队带到苏联“抑留”就是明证。另外一种说法是，这仅仅是一种巧合而已，不存在日苏之间的交易。两种说法姑且并存，留待有关档案及第一手的相关史料进一步证实）？据润麒分析，并不能绝对排除这种可能性。
　　 “咚、咚、咚”，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原来，他和溥仪所在的候机室里备有凉开水，门外站岗的苏联士兵手持转盘枪，愣头愣脑地前来敲门，声称要进来喝水。
　　当苏联士兵客气地劝溥仪喝水时，“皇上”多了心，摇了摇头，死活不肯。苏联士兵当场“咕咚咕咚”喝了一杯，然后又倒了一杯端给溥仪，而“皇上”始终不为之所动。等苏联士兵走后，溥仪小声地说：“不敢喝哟，怕喝坏了。”
　　润麒这才明白溥仪死活不肯喝水的真正原因。而照他看来，苏联士兵本没什么阴谋诡计，只能说明溥仪城府很深。在孤寂中等待了许久，一阵军靴响过，走进一名年过四旬身穿军服的苏联秃头少将，见到溥仪，言语倒是简单明了：“奉斯大林的命令，请你们去苏联。”
　　等翻译将这几句译成中文，溥仪一行人全傻了眼。润麒听得非常清楚，秃头少将至少没说“拘留”二字。然而，已被欺骗过的一行人究竟被押往何处，他们心里无不打起了鼓。
　　天黑时分，润麒跟随溥仪登上了苏联飞机。从沈阳起飞，也不知飞行了多长时间，降落到一个陌生的村落里，满街都是苏联士兵。他跟着溥仪走进一家医院，只见屋里家徒四壁，炕上仅剩下了一张炕席，连被褥也没有。医院院长走进门，歉意地对他说：
　　“我这里的东西都藏起来了，不然，苏联兵什么都要。你们凑合点儿，就在炕上坐着吧，我马上就端桌子来。”
　　没过一会儿，饭菜足足堆满了一炕桌。其实，这位院长早知道面前是末代皇帝――溥仪，热情地前来张罗晚餐，于是，他跟随溥仪狼吞虎咽地蹭了一顿饱饭。之后，一行人在简陋的土炕上蜷身躺卧了一宿。
　　第二天早晨，不知从哪儿忽然冒出几名记者，其中还有一名会说汉语的苏联记者，连珠炮似的询问了溥仪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不知是感叹世事坎坷，还是逢场作戏，溥仪说到伤心处，竟心绪复杂地黯然落泪。见此，苏联记者还一个劲儿地劝解溥仪：“不要哭，不要哭嘛。”
　　马上又要重登飞机。苏军派来接他们的是清一色的美国敞篷吉普车，天空正下着倾盆大雨，地上的泥泞几乎淹没拖泥板。一名苏联胡子老兵，端着枪紧紧守在溥仪旁边。途中，见溥仪猛然站起身，胡子兵以为“皇上”要跑，使劲挎着溥仪的胳膊不松手。
　　飞机降落在内蒙古一个说不出名字的奇怪机场。从飞机上走下来，只见遍地都是不怕人的大耗子，连一群人走过来它也不跑。润麒在地上来回走，而溥仪似乎累了，在地上蹲了好半天才站起身。
　　他陪着溥仪一起散步时，碰到一名满头白发的苏联将官，外表挺像英国人，溥仪于是用英文与其交谈起来，其间，溥仪手指着日本人，极其厌烦地说：“我不愿意和这些日本人混在一起，你把他们弄走吧。”
　　没想到，溥仪这番话果真管用。苏军少将立即下令，由苏联士兵把日本人轰下了飞机。夜幕降临，正当他胡思乱想之际，苏联士兵催促润麒一行人登上一架练习跳伞的专用飞机。他见飞机过道两边有椅子，索性躺在上边睡起懒觉来。
　　看到他泰然自若的样子，苏联军人冲他竖起了大拇指。眼看要越过乌拉尔山，苏联军官推醒他，俩人各自饮了一杯日本啤酒，又拿来给溥仪和溥杰喝了几口。
　　当飞机跃过山峰时，往下一掉就是上千米，机舱内的人们顿时悬了空，之后又重重地摔落在座位上。一名苏联军官走过来，对溥仪说：“这里空中可能有日本飞机，如果遇到了就得打一阵。你放心，我们绝对不怕他们。”
　　不说则已，仅仅几句话又使润麒的心重新悬起来。虽然苏联军官夸口飞机上架着机枪，可以随时准备迎击敌机，殊不知，此时日本早已宣布投降。越过乌拉尔山之后，苏联军官又拿起一瓶日本啤酒劝他：“现在保险了，进入苏联边境，日本飞机就不会来喽。”
　　飞抵赤塔后，在机场至少等了三四个小时，一直到天黑才驶来十几辆高级轿车，司机穿着非军装的笔挺制服，其中一个人对他说：“请你们上车。”又转过身问他：“你是什么军衔？”
　　“中校。”
　　等级如此分明。几名中校被分在一起，其他人则凑在一堆。一名苏联士兵跟随溥仪乘坐一辆车，润麒与溥杰共坐一辆车，第三辆是万嘉熙，再后边依次俩人乘一辆，边走边聊天。途经小山、森林，穿山洞、过路桥，夜里一直走了几个小时。短短的时间里，聪明的润麒竟然学会了一句俄语。
　　“我们现在上哪儿去？”
　　“斯那托维。”(俄语，疗养院)
　　听了司机的回答，他和溥杰都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心情仍十分紧张。他俩表面虽然有说有笑，却一直没停止胡乱猜测：苏联人若有恶意，何必派这么好的车来接？如果是善意，为什么连去的地方都不告诉？他百思不得其解。
　　苏方原来给溥仪预备了一间豪华卧室，由于“皇上”患了恐惧症，不敢“独处”，改与几名侄子共住，而不再与润麒“同居”。这也倒好，他与黄大夫宿在一间居室――有了专用“御医”，溥杰则和万嘉熙共居一屋。
　　在异国他乡，润麒有了难以言表的复杂感受。所幸，白天能时常出去散步，山根底下没人管，可以随便溜达。山坡附近却有士兵站岗，往那边一走，士兵就拦阻，不让攀登，他们只好“迷途知返”。
　　他在院子里散步时，见每逢有人过来，溥仪便虔诚地凝望斯大林像，以示景仰。打那儿，他就对溥仪产生了看法，认为这纯粹是装模作样给别人瞧。溥仪虽然对几个侄子时常发脾气，甚至掐人打人，对外人却异常客气。
　　忽然，溥仪变得进步起来，主动学习俄语，以至于请求留居苏联――其实是怕被引渡回国。在东北时，“皇上”还敢悄悄大骂日本人，而到了赤塔却开始使劲讨好苏联人，谁也不得罪，成了一个慈面菩萨。
　　不久，润麒当上学习组长，老万成了领读。在宽敞的走廊里，摆上桌子和几把椅子就开始朗朗读书。书目尽是《联共布党史》之类的政治书籍，像和尚念经似的，其实，谁也没听明白，只是把耳朵给了别人。
　　在赤塔，每个房间都配有政府动员来的两名女服务员服侍，有的甚至是学校教员。她们连说带比画，润麒能听懂一多半。每天，大夫都来逐个检查他们的身体状况，几名女服务员对他格外亲热，曾当过广播员的托尼娅，就是其中之一，她不仅不让他干活儿，而且关照有加。
　　照例一天三顿饭、饮两次茶，一般人都在饭厅里。而溥仪仍以“皇上”自居，只在屋里坐等送来饭菜。而润麒吃饭、喝茶，总愿坐在长桌一头，托尼娅丝毫不避嫌，大多陪坐在他的身边。
　　起初，苏联女子的过分亲昵，使他产生了怀疑，隐隐感觉是苏联当局派来监视他们的，过了一些日子又感觉不像。吃饭时，纯真的托尼娅落泪不止，他不禁关切地问起她：“你为什么掉泪呀？”
　　“我认为，你们都受了日本人的害。你们是好人，可日本人太坏啦。”
　　见此，他用餐巾慢慢为她抹去了眼泪。打这一天起，她对润麒格外友好起来，又教跳舞，又教俄语。
　　他见托尼娅总是围着自己转，觉得她心怀叵测，便起了疑心，转而对溥仪说：“这个女人对我有点儿过分好，可能另有企图。”
　　“很可能。”溥仪想了想，也觉着他说得有道理，“你可一定要小心为妙。”
　　在莫名其妙的猜疑中，润麒对她日渐疏远。
　　另一名不算漂亮的苏联女子，叫舒拉，不知不觉也暗中喜欢上了润麒。一名女军医前来检查卫生，用手一摸门框上边，发现了灰尘，于是大喊：“舒拉！”于是，她被女军医唤来狠狠训了一顿。此后，他往上一比画，舒拉便明白是喻示门框上有灰尘，就笑着用手捶打他。
　　她喜欢润麒，成了所内公开的秘密，不仅频频暗送秋波，而且多次向他递送纸条：“……我喜欢你。”
　　由于他热情不高，这桩单相思无果而终。
　　不知怎么，溥仪对给苏联女子另起中国名字突发兴趣。
　　那名叫瓦尼亚的妇女，比起其他年轻女子，显然年龄偏大。对于别的女人，溥仪都分别起了好听的名字，唯独为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王魉”（“魍魉”与王魉同音，一般喻为鬼怪之意），包括润麒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听到这个名字无不掩口而笑，明白这是挖苦她的意思，但她不懂，反而认为中国“皇上”亲自给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显得洋洋自得。
　　平静的生活被陡然打破。一天，忽然来了一名苏联少将，当众向溥仪一行人下达命令：“我奉斯大林的命令，拘留你们。”
　　从此，溥仪一行人的身份骤然生变――由座上客成了“阶下囚”。
　　命令下达，他们将被转移去“哈巴罗斯克”――伯力。此前，他们出入都是乘坐小轿车，这次破天荒地换上了大卡车。
　　润麒和溥仪这一行人，在卡车上等候命令出发，足足冻了两个多小时，若不是外边罩了一件白色翻毛大衣，他们这些人非成了“冻物”不可。
　　突然，他看见托尼娅穿着单上衣和裙子跑来，裸露着大腿和胳膊，站在车下瑟瑟发抖。“嗖嗖”的风雪，刮得衣裳迎风飘飞，他真切地感到了她的炽热情感，站在寒风中似乎连命都不顾了。卡车徐徐开动，托尼娅依然伫立在风中，深情地望着润麒所乘坐的卡车。
　　至此，他才明白，一直误解了这些善良的苏联女子，顿然觉得如此多情的女子，恐怕再也难以遇到了……
　　他们到车站换乘上了从莫斯科专门驶来的包厢列车。一名莫斯科派来的苏军大佐，挺着像五个月孕妇的肚子，带着这一行人在列车的隆隆声中，奔赴遥远的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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