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蒋介石在抗战前的恩恩怨怨] 胡适日记打牌是真的吗

　　国民党人骂胡适是 　　北洋军阀的小走狗 　　 　　1927年4月的中国，阴云密布，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到处充满着阵阵血腥，全国一片白色恐怖。 　　是年4月12日，胡适在欧洲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并游历欧美后，从美国西雅图登船起程回国，上船之际得悉国内发生“清党反共”的“四一二”政变。胡适是何等聪明，他立刻意识到“四一二”政变对中国今后走向一定会产生影响。他给美国朋友写信说：“四月的政变似乎是走向一个对的方向。国民党似乎有意振作一下。但是代价太大了！这也许会大大减缓革命的进程；这也可能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倒退。”
　　24日，船到日本横滨。此时，中国国内，蒋介石正在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北方军阀也在做垂死挣扎，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其中，张作霖卑劣地从苏联大使馆逮捕绞杀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1926年胡适经苏联赴欧期间，很是赞美了一番苏联。他还告诉徐志摩：“志摩，只要我们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徐志摩却不赞成胡适，不无调侃地微讽胡适：“你倒像一个布尔什维克！”胡适有诸多进步人士的朋友，尤其是共产党朋友，如陈独秀、李大钊等，所以，北洋军阀很猜忌胡适。而南方的国民党呢，对胡适也是心存疑虑与不满。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胡适为之辩护，说“我们”反对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旧道德的死尸攻击陈炯明。在《努力》杂志第十二号上胡适写道：“陈炯明此次是革命，不是叛逆。”惹得国民党人在《民国日报》上大骂胡适丧心病狂！不仅如此，胡适还参加国民党抵制的善后会议，而且公开批评孙中山要求入党者按指模、宣誓，以示效忠。在报刊上他也大发议论，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国民党的“武力统一”。这种种的原因让国民党中一些人对胡适恨得牙痒痒的。
　　
　　1926年7月，胡适在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时有一次宴请，胡适遇见了刚从广州回来的一个英国人。谈话中，此人说自己在广州见过苏俄顾问鲍罗廷和蒋介石、宋子文等人。胡适很感兴趣，遂问起蒋介石其人如何。这位英国人说：“鲍罗廷讲蒋介石是一个好的革命家。”胡适说：“好革命家我是承认的，但他可算是一个好的政治家吗？”胡适没有见过鲍罗廷、蒋介石，而宋子文是自己留学美国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在这次宴请谈话中，胡适又说道：“蒋介石将军的军事才能我是不怀疑的，但他有眼光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时此刻的胡适还不是很了解蒋介石其人。随后不久，胡适去了巴黎。
　　9月18日晚，胡适与傅斯年等人又约好在巴黎一家华人开的万花楼饭馆吃饭。胡适到时，傅斯年等人已先到了。胡适在上楼前，饭馆老板悄悄告诉胡适：“楼上有人发传单骂你。我特站在门口等你。你不要进去了吧？”传单是“中国旅欧巴黎国民党支部”印发的。传单痛骂胡适是北洋军阀的小走狗，到欧洲来为北洋军阀张目，号召大家起来驱赶胡适。胡适回到旅舍将传单贴到了当天的日记上，到是年12月30日，胡适才又在日记中补记了此事。
　　
　　胡适支持蒋介石
　　“四一二”政变
　　
　　总之，在1927年的四五月之前，胡适是几面不讨好。国内朋友和学生知道胡适从美国起程回国，纷纷写信给他，劝他避避风头，暂不要回国。好友、时任商务印书馆经理的高梦旦写信给他：“时局混乱已极，国（民党）、共（产党）与北方（军阀）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此处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丁文江给胡适的信中说：“国内党争正烈，你脾气不好，最好暂时留在日本，多做点研究日本国情的工作。”4月28日，在日本的胡适又收到原北大毕业的学生顾颉刚的信，信中说道：“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
　　这样一来，胡适也就不敢贸然回国了。可日本的生活费用远高于国内，胡适不可能长住。三个月后，胡适决定回国了。不过他是在作了充分准备后才回来的。
　　在日本的那三个月里，他认真阅读了那一段时间报纸上关于蒋介石“清党反共”的各种报道，既弄明白了一些人的看法，也有了自己的认识。恰在这时，胡适在东京碰到刚从上海来日本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赫贞。谈话中，赫贞对蒋介石的“清党反共”颇不以为然。赫贞转述宋子文的话，说这是一次大反动。胡适追问道：“这怎么说？”赫贞回答说：“贵国宋子文先生讲，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被推翻了。这难道不是大反动吗！”胡适说：“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吴稚晖）、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胡适还对报人和中国留日学生说：“蔡元培、吴敬恒不是反动派，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以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的同情的。”胡适是借与赫贞教授谈话的机会，表明自己的态度。他知道，国内一定会传开他在日本的上述讲话。事情发展也果如胡适所预料的，国民党方面知道了胡适的立场。
　　不过，胡适的态度并不说明他已认定国民党已完全是个符合现代民主政治要求的现代化政党，此时，在胡适眼里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不过也就仅此而已。在国民党与北洋军政府之间，或与其他政治集团之间，胡适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正是这一点，这就决定了胡适与国民党、蒋介石少不了要有龃龉，他与国民党、蒋介石之间就不可能相安无事，胡适也就无可奈何一步一步地做了国家的“诤臣”，做了国民党、蒋介石的“诤友”。
　　
　　蒋介石容忍了胡适批评国民党把国家变成“名教”的国家
　　
　　胡适回到上海后，重振新月社，成立新月书店，出版《新月》和《诗刊》。这年暑期末，胡适受聘光华大学教授。次年又担任中国公学校长。1928年年底，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宣布服从“三民主义”。至此，国民党、蒋介石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这时国民党可谓踌躇满志，那种“大权在握，就把令来行”的不可一世的霸傲之气充斥国民党的御用报刊。与此同时，铺天盖地的口号与标语，无耻地自我吹嘘，似乎正是国民党解民于倒悬。对这种假、大、空，连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汪精卫都觉得难以忍受，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当着万人的演说场，除却不断不续地喊出许多口号之外，想讲几句有条理较为仔细的话，恐怕也没有人要听。”汪精卫尚且如此看，胡适自不必说了。他一生反对人们轻易被教条口号所迷惑，担忧人们“被人牵着鼻子走”。于是从胡适笔下冒出了《名教》一文，痛斥“标语口号”的泛滥，文中说得最痛快流利的一处是说，墙上贴一张“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正等于在门上写一条“姜太公在此”一样――“同为废纸而已”。他说：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是不迷信宗教的民族，然而，眼下却有了宗教，叫“名教”。他批判说：如今是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于是中国才成了一个有“名教”的国家。胡适的意思很明白：不满当权者利用行政权力制造对执政党的迷信。故他接任中国公学校长后，中国公学是全国唯一一所敢于不挂国民党党旗，周一上午不举行国民党总理纪念周的高等院校，反对党化教育，更不张贴宣传性的，自我标榜、自我吹捧的标语口号，而在学校办公室、广场走道旁，反倒竖着不少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左派办的，有国民党员办的，有国家主义办的，有无党派办的。胡适一视同仁，准许学生各抒己见。
　　胡适不满国民党的这套做法，却又不赞成暴力反对政府，仅希望一点一滴地改良政府、改善政治。他在给李石曾的信中说：“我所希望的，只是一点儿言论自由，使我们能够公开的替国家想想，替人民说说话。我对于政治的兴趣，不过如此而已。”
　　胡适批评国民党，未受到迫害，原因是胡适在国内外影响大，从早年胡适“暴得大名”以后，每作公开讲演都是人山人海，对于青年学生尤其具有特别的号召力。而这个“特别的号召力”现象并非是政治权威造成的，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象征了向政治权威挑战的心理。这使得蒋介石萌生了要拉拢胡适、利用胡适在国内外影响为己所用的心理；在内心，蒋介石并没有认同胡适，放弃胡适是反党的认知。于是，就出现了这样戏剧性的结果：蒋介石不满胡适的做法，却又不得不容忍胡适的批评。而胡适也开始沿着做蒋介石“诤友”的路径与蒋越走越近。
　　
　　对胡适掀起批国民党的人权运动，蒋介石也给足了胡适面子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规章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惩不贷。”胡适本来对民国以来的人权状况就不满，认为人权被剥夺得几乎没有丝毫的剩余，国民政府本应颁布切实可行的人权法令才是，结果盼来的国民党政府的这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规定，其内容竟然如此不具体、抽象、笼统。于是胡适于第二个月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公开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这道含混不清的“人权保障”命令。胡适说：“这道命令认‘人权’为‘身体、自由、财产’三项，但这三项都没有明确规定。”“命令所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而并不曾提及政府机关。‘个人或团体’固然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但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命令中说，‘违者即依法严惩不贷’，所谓‘依法’是依什么样法？我们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种法律可以保障人民的权利。”胡适说：“在今日如果说真要保障人权，如果真要确立法治基础，第一件事是应该制定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
　　胡适认为法治绝不只是对着普通百姓和民众团体的，也应该是对着政府、党和军队的所有官员的。胡适呼吁：“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如果有侵犯人权的，“无论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胡适的《人权与约法》一发表，犹如在平静的湖水中撂下一颗炸弹，波涛涌动。人们在敬佩胡适的勇气和胆识的同时，纷纷给《新月》写信发表看法。
　　到此，胡适还意犹未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我们什么时候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对国民党进行批评。而一句“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更是石破天惊，大快人心！蔡元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人权与约法》，“振聩发聋，不胜佩服”。近代著名实业家南通张謇的儿子张孝若是胡适的好朋友，他给胡适写信说：“前月看见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毫无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识见、有胆量！这种浩然之气，替老百姓喊几句、打一个抱不平，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试问现在国中，还有几位人格资望够得上说两句教训政府的话？像先生这样的要说便说，着实是‘凤毛麟角’了！现在最不堪的，是人格破产，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弄钱，上行下效，变本加厉，与廉洁二字确成背道而驰，恐怕要弄到只有府门前一对石狮子干净了。最痛心的，从前是官国，兵国，匪国，到了现在，又加上党国，不知中华几时才有民国呢？”
　　
　　胡适的大胆批评，让一些国民党人恼羞成怒。一方面没收焚毁《新月》杂志，查禁胡适编辑的《人权论集》，一方面组织御用报刊“围攻”胡适，并将抨击胡适的文章编成《评胡适反党义近著》一书。到此，国民党中一些人仍不罢休，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令教育部将胡适撤职查办。
　　国民党基层是气势汹汹，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也作出了回应。在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的第二个月，国民党召开的三届二中全会公布“治权行使之规律案”，其中规定：“人民之生命、财产与身体之自由，皆受法律之保障，非经合法程序，不得剥夺……”所谓“治权行使”乃指政府的执法为保障人权。这正是胡适的意思。所以，胡适将国民党的这份“治权行使之规律案”贴入日记中，指出这“与我的《人权与约法》一文有关”。不过，国民党在这里避开了敏感的“约法”一词。
　　不久，受英美政治制度影响较深的宋子文又约胡适面谈，要胡适“代他们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7月2日那天，胡适有备而去，与宋子文谈了自己对国政改革的具体意见。胡适认为，自己的“态度是‘修正’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
　　胡适掀起的这场人权运动，是对国民党实施训政党治的最早挑战，再次给他赢得了巨大声誉；而蒋介石的回应，也表明他的豁达大度与能够容忍异己，并开始注意胡适。
　　胡适比鲁迅与梁漱溟幸运多了！这大概也让胡适有更大勇气批评国民党、蒋介石了。
　　不过这并非表明蒋介石就信任胡适、相中胡适而将其视为“自己人”。1931年3月17日下午清华大学学生代表来到南京见蒋，要求由胡适担任清华大学校长。蒋介石不客气地答复说：“胡适系反党，不能派。”
　　
　　蒋介石给胡适面子，是缘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争斗
　　
　　既然蒋介石眼中的胡适仍是“反动分子”，蒋介石又缘何接受胡适提出的某些人权主张？这是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斗争纠集在一起而出现的结局。
　　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到宁汉合流、东北易帜，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格局，仍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角关系。汪、胡皆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过去也深为孙中山所信任。蒋在党内的资历均逊于汪、胡，但蒋手中有兵权，在非民主政治时代，这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决定了汪、胡二人必须依附于蒋，才能有所作为；而汪、胡二人由于资历与原先在党内的地位旗鼓相当，难分伯仲，孙中山去世后，这二人谁也不让谁，关系早成水火。
　　1927年汪精卫被迫引退，胡汉民则于次年从欧洲回到国内，担任立法院长。由于汪的引退，胡汉民雄心勃勃，一心要以“法治的力量来约束枪杆子”――制约蒋介石。
　　汪精卫最为担忧的是深怕胡汉民被党内视为孙中山理论继承人，更惧怕蒋、胡二人联盟对他的进一步剥夺，所以，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发表了《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批评国民党官僚化，百分之八十的党代表为中央所圈定、指派，蹂躏民主。他本人则四处发表讲话，以党内民主派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此时此刻的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在人权、约法的思想理论方面却感到一种压力，当以胡适为代表的人权派、汪精卫与胡汉民，以及国民党基层党部唇枪舌剑时，蒋介石的思考也有了结果――择善而从，顺应时代潮流，以利于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就是蒋介石回应胡适提倡人权的另一深层缘由。蒋介石此举不仅客观上让胡适坚定了“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的决心，而且一举端掉了胡汉民，减少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对手。
　　
　　蒋介石尊重胡适，
　　终于在二人之间
　　建立起友谊
　　
　　1932年是胡适与蒋介石关系中很重要的一年。此前二人虽已“打交道”不少，但都是间接的，从未曾谋面。但这年末，他们五天之内竟见了三次面并共进晚餐。《胡适的日记》1932年11月28日记载：“下午7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第二天，胡适再次在蒋介石寓所晚餐。同席者有顾孟余、陈布雷、陈立夫。当晚胡适给蒋介石送了一本《淮南王书》，目的是希望蒋介石推行“无为”政治，领袖应该抓大事，不必事无巨细都去抓。用今天的话说叫做“抓大放小”。12月2日，蒋又一次邀胡适共进晚餐。
　　这最初三次胡、蒋的见面，共进晚餐，其中第三次见面，胡适对蒋介石请他注意教育制度如何改革和学风问题如何整顿，给予了很不客气的回答。胡适批评说，这都是政治不清明所致。话说得很重。不过蒋介石未有任何不悦的表示。蒋介石还把自己写的《力行丛书》赠送胡适。胡适翻了翻后发现，书中对孙中山“知难行易”的解释采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这说明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吸纳了胡适的思想。也就是认可了胡适对孙中山这一哲学观念的批评。就这三次晤面，胡适明显感到了蒋对自己的器重。在日后的交往中，特别是对日外交中，蒋介石不时就一些大政方针垂询胡适，对胡适也确实表现出礼贤下士的姿态，表现出对胡适、对知识分子应有的尊重。就从这年开始，胡适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在互异中的合作关系，胡适继续着对国民党与蒋介石的批评。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蒋介石说：“现在，我们要救国，要复兴民族，并不需要讲求怎么高深奥妙的道理；就是从实际生活起做几件很平常、很粗浅的事情；就是要从家常便饭的小事做起。”实际上，蒋介石的真实目的是要通过“新生活运动”对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江西老百姓加以改造。蒋介石的号召一下，国民党统治区域，上下各级党政机关无不闻风而动，热烈响应。蒋介石手订的小册子《新生活须知》，铺天盖地，充斥机关、学校等各行各业，被视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法规经典。
　　在国民党各级党政官员纷纷献媚取悦之时，胡适却顶风而上，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发表《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批评蒋介石太夸张新生活的效能。胡适说：“要知道，救国与复兴民族，得靠知识与技能，和钮扣碗筷的形式不相干。”还说道：“要清楚认识，新生活运动应该是一个教育运动，而不是一个政治运动。生活习惯的改革，不是开会贴标语所能收效的。若靠一班官僚来提倡新生活，只可以引起种种揣摩风气，虚应故事的恶习惯，只会增加虚伪而已。”胡适还说：“我们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的、物质的，人民太穷，决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提高了，知识提高了，不但会路不拾遗，拾了遗物还会花钱去登报招领。”在国民党统治区，敢于如此批评最高当局举措的，恐怕除了胡适再找不出第二个。说来也怪，蒋介石竟然没有作任何表示。也许正是蒋介石的这种态度赢得了胡适的认可，后来，胡适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蒋先生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平和了。能够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了。”胡适的这些话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介石还派人向胡适表示感谢。投桃报李，胡适又进一步表扬蒋介石了，胡适说：“蒋先生的做法，自然会逐渐得到国人的承认，蒋先生已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个事实。”不过，对蒋介石的缺点胡适并没有放过，仍时不时地予以批评。胡适对蒋介石的这类批评，其实，说白了他是想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往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上引。
　　一年多后，“西安事变”爆发了。胡适在震惊之余，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指蒋介石）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战，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为国家民族之罪人。”
　　12月20日，胡适在《大公报》发表《张学良的叛国》一文，指责张学良背叛国家，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妨碍了国家的进步。对胡适的这一举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大为欣赏，将它与傅斯年写的《张贼的叛国》一起大量印刷用飞机到西安散发。
　　胡适一直主张专家治国，反对蒋介石的“军人治党”，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可是对蒋介石国民党骂共产党是“匪”又十分反感，他觉是有理说理，用鲁迅的话说是“谩骂不是战斗”。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胡适总还是站在蒋介石的一边。
　　所以，胡适是一个复杂的人物。
　　蒋介石对胡适尊重，胡适对蒋介石感激涕零，这也是人之常情。胡适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倡导英美式政治，反对专制政权，不满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直到他晚年既没在政治上与蒋介石分手，也没少批评国民党的“军人治党”、“党在国上”、“以党治国”和蒋介石父子的专制。胡适去世时，蒋介石除了亲撰“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外，还送了一幅挽额，蒋亲笔书“智德兼隆”。对胡适一生的评价也让人感到了蒋介石的态度。■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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