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洁:带盲人用心“看”世界】盲人带导盲犬被拒

　　中国有视障者1233万人。盲人属于残障人士，但很少有人知道盲人的世界其实和其他残障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与其他残障人相比，盲人与健全人沟通所存在的障碍更大，因此他们的世界也更加封闭，处境更加艰难。
　　
　　在我国，专门面对残障人士的NGO有很多，但是将近十年只坚持针对盲人服务的，只有一家。它就是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一家致力于助盲的民间非营利组织。郑晓洁就是这家机构的创始人。
　　
　　东北女人郑晓洁
　　
　　东北女人郑晓洁原来在航天部工作，之后不甘于平淡的她辞职来到一家韩国公司，后来进入电视圈，为教育台制作一档有关残疾人的公益节目。正是从这时开始她对残障人的境遇有了深入的了解，并最终自己创办了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开始时“红丹丹”定位于服务残障人士，慢慢地郑晓洁发现在残障人士中盲人更加需要帮助，于是转变为单纯为视障人士服务的专业机构。
　　回首一路走来经历的种种困难和打击，郑晓洁说自己现在遇到天大的事情都不会慌，也不会发愁，她相信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且不说那时候资金上的困窘以至于儿子考上大学无法入学，也可以忍受来自家人和社会的不理解和冷嘲热讽，最让她无法释怀的是自己倾注了全部心血关心的盲人对她的不理解和伤害。“当听到有的人在院子里议论，‘为什么她对咱们这么好?她是不是想靠咱们挣钱?’那种心情真的是悲愤交加。”而在经历了与自己辛苦培养的盲人播音班学员打的一场官司后，郑晓洁反而释然了：“做好自己要做的事，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在郑晓洁最困难的时候，丈夫大伟始终坚定地站在她背后，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生意，专心与郑晓洁致力于“红丹丹”的各个公益项目。
　　
　　让盲人“看”电影
　　
　　每个周六的一大早，位于北京鼓楼西大街的一个四合院里就开始人来人往，盲杖敲击地面的声音、志愿者不停的提醒声，盲人依靠对方的声音来分辨老朋友，互相高声地打着招呼。而大伟则在屋子里忙碌地检查着电影放映设备。
　　这里是“红丹丹”“心目影院”，每周六为盲人讲电影的做法已经持续了7年，没有间断过。
　　一位40多岁的女人是由家人搀扶着过来的。家人说，她是后天失明的，自从她失明后，家里人再也没有看过电视，因为只要听到家人看电视，她就闹着要自杀。第一次来“心目影院”后回到家里，她对家人说，“你们可以看电视了，我有大伟老师给我讲，我也能‘看’了。”
　　黑龙江一个中年男人在看到电视上关于“心目影院”的报道后，立刻给电视台打电话要到了大伟的联系方式。他说，自己一直在家伺奉盲眼的母亲，忙活一天之后，他最大的享受就是看看电视，每当这个时候老母亲都会陪在他身边，但从来没有让他给讲过电视，自己也没有想过母亲也会想看。看完大伟老师的采访他才理解了盲人的心理，原来他们那么渴望别人告诉自己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他问母亲为什么不让自己讲，母亲说怕打扰他。这个中年人在电话里边说边哭，他觉得自己太不孝了。这之后，他常常给大伟打电话请教，还在当地组织了志愿者给附近的盲人讲电影。
　　“盲人看什么电影，这不是瞎胡闹嘛。”这是很多人听说大伟给盲人讲电影后的第一反应。对此，大伟有一个精妙的比喻：“我们小时候都喜欢爬墙头。为什么?因为想看到墙那面的世界。通常是一个孩子踩在另一个孩子肩上，下面的孩子会迫不及待地问看到什么了。现在我们明眼人承担的就是上面那个孩子的责任，把你见到的讲给看不到的孩子听。”
　　大伟在讲电影时，会讲得非常详细：男人光着膀子，穿布鞋，肩膀上搭条白毛巾，不时擦汗。女人穿红色上衣，衣服的布料很轻柔，女人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盲人对颜色没有概念，为什么讲电影时要告诉他们颜色呢?大伟说，当盲人和健全人交流时，这些细节都能派上用场。我们都知道花是红的，树叶是绿的，但是盲人并不知道，如果他们通过电影了解了这些生活常识，他们与外界的交往能轻松很多。他一直记得一位盲人朋友的话，“我作为一个盲人，深知如果别人不告诉你，你永远不知道该怎么办，做的事情永远和别人不同。时间长了，碰壁多了，就会封闭自己。”
　　郑晓洁和大伟还组织过盲人登长城，许多人因此实现了人生中第一次远行。在长城上，盲人会深深地吸一口气，说这里的空气和城市里就是不一样。他们举办过盲人触摸展，一位盲人老爷爷摸着一个火车头的模型流下了眼泪，他说自己的家就在铁道边，从小是听着火车声长大的，火车每次经过时震耳欲聋的轰隆声都让他觉得震撼。几十年来，他一直想知道火车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他终于知道了。大伟说，“虽然他们的眼睛看不见，但他们的感觉也许比我们更敏锐，只是我们这些健全人很少考虑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闭上眼睛，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被人搀扶着上街，去亲身感受一下盲人的世界，这是大伟经常做的事情。这种时候，他知道作为一个盲人需要什么，想要健全人告诉他什么。说到讲电影，大伟感慨，“一个星期讲一次，太少了!一次也就容纳三四十人，太少了!如果仅仅依靠讲电影，太少了!”
　　“红丹丹”曾一度由拜耳(中国)赞助支持了一档公益广播节目《心目影院――用心灵的目光欣赏和感悟电影艺术的魅力》，节目由大伟录制，在北京广播电台播出。虽然不是在黄金时段，但是受到了盲人朋友的热烈欢迎，成为他们必听的一个广播节目。每次节目播出后，电台都会接到很多盲人打来的电话，有一位老奶奶自从电话接通后就一直在哭，哭了很久才说，她终于又看到了以前看过的电影。但是遗憾的是，后来拜耳(中国)将资金撤出投入到了汶川，这档节目便中止了。大伟说，很希望这档节目能继续下去，来“心目影院”听电影的人毕竟是少数，如果这档节目能接着做，就能为更多的盲人打开心灵的窗户。
　　
　　从天而降的一百万
　　
　　对于民间NGO来说，筹款是非常重要又令人头疼的一项工作。而郑晓浩所收到的最大一笔善款，却完全出乎于所有人的意料。
　　一天，办公室来了一位自称在南方经商的中年男人，衣着普通，其貌不扬。他说自己在电视上看到“红丹丹”的事情，过来了解一下情况。郑晓洁介绍完之后，他说想捐100万人民币，但因马上要去趟香港，这笔钱可能要晚一点打过来。
　　中年人走后，当同事们问起这事时，郑晓洁笑着说，估计能给一万吧，最好别当真。郑晓洁遇到的假捐款人太多了，还有一些是打着捐款的名义来骗钱的，所以她根本没把这个人的话放在心上。
　　一周之后，楼上的一个盲人志愿者女孩儿大声叫郑晓洁上楼，原来有个南方口音的人打来电话，女孩听不懂他说什么。郑晓洁勉强听出对方的意思是让她打开传真机，他要发一份传真过来，并且要郑晓洁收到传真后赶快去银行看看钱是否到账了。
　　对方发过来的是一张汇票复印件，郑晓 洁一看有点晕，怎么有那么多的零!她赶快找来会计，会计告诉她那是100万。大家都不相信这是真的，直到会计从银行打来电话，才知道果然那位中年人兑现了诺言。在这100万善款的支持下，“红丹丹”迫在眉睫的房租、人员工资、正在进行的几个项目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郑晓洁说，正是在这些好心人和家人的支持下，她几次决定退出但最终都坚持了下来，
　　
　　心目图书馆
　　
　　郑晓洁的心愿是，做中国最专业的盲人服务机构。
　　2008年1月，红丹丹开办了“心目语音图书室”，专门为盲人制作有声图书和讲述版电影CD。郑晓洁说之所以要开办这样一家专门面对盲人的图书室，是因为一组数字对比带给她的震撼：视障者和视障图书馆的配比在中国是1233万比1，在日本是30万比97。
　　在我国适合盲人阅读的书籍也非常缺乏。其实除了传统的有声读物、盲文版图书外，能够触摸到图形的一些科普和儿童类书籍也是非常适合盲人的。
　　“心目图书馆”得到了来自日本一家盲人图书馆的热心支持，他们将自己70年来积累的专业有声图书的制作技术无私地传授给了“红丹丹”的工作人员，并捐助了七台盲人专用的Daisy播放机，这种机器可以轻松实现对有声图书的随意翻页、做标记。
　　现在，“心目图书馆”有80多部已经录制完毕的有声图书供视障人借阔，这其中有杂志，有中外小说名著，也有学习类和法律常识类图书。郑晓洁进一步的构想是：与进入社区的流动图书馆合作，通过他们将“红丹丹”的有声读物带进社区，让那些不方便出来的盲人也能享受到专业的服务。
　　在“红丹丹”录制的有声图书中，工作人员会将书中的图片用讲故事的方式读出来，会把图片中的颜色读出来，会把封面的字体和位置读出来，会把出版商、设计、第几次印刷等书上所有的信息都读出来。而对于书中美丽的插图，尤其是科普读物，最好的办法是将这些图片制作成凸起可触摸的图形，让盲人从触摸中加深对内容的认知。但是能实现这个目标的立体凸出影像复印机每台需要三万多元人民币，“红丹丹”目前一台都没有，郑晓洁希望爱心人士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有了这样的复印机，一些盲人需要的路径图、城市地图、公交车路线图等都可以很方便地制成可触摸式的。让盲人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精彩，始终是他们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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