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拯救居民_中国居民身份证照片

　　中国人曾经是西方人的老师，现在反之，是西方人的追随者。中国人的核心理念是一个“变”字和选择多样性。这强大的包容性在对历史文化遗迹的表现上往往是任其自生自灭。 　　身为中华文化遗产的守望者，国家文物局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何戍中参与了自1991年至今的多起国际国内文化遗产保护立法领域的重大事件。“我们不是要大家都回到那个穿长袍的古代。但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着起码的尊重。”早在2003年，何戍中成立了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CHP)，目的是提高国内官员和百姓保护古迹的意识。
　　
　　敬畏“文化”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对于北京旧城的保护呐喊最终通过历史的反讽得到尊重。2009年7月，这样的反讽又复制到北总布胡同24号。
　　70年前，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曾是这里的房客，它本来会与北总布胡同、前赵家楼胡同等部分四合院一样消失，废墟上将建起一栋高达70米的办公楼。最终，在几位文保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媒体的合力作用下，已经拆了一半的24号院暂停施工，并得以保留。
　　“可以说，这一事件与2007年东四八条历史街区、西四北大街历史街区的保护一样，标志着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8寸代的到来。”《城记》作者、长期关注北京旧城保护的王军在博客中这样写道。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和活动起源于欧洲。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人对“民族遗产”的兴趣不断升温，并逐渐成为欧美大众的共识。到了上世纪60年代，欧美日各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从单个的文物建筑进一步扩大到“文物建筑所在地段”的历史街区。
　　但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帝都北京的旧城经历了3次大规模拆除改造，城门、城墙、牌楼被拆除殆尽，众多庙宇、会馆、戏楼等古建筑被毁，成片的老街区被夷为平地。
　　在文保者们痛心疾首时，　“给钱合适就搬，不合适就不搬”是频繁出现在当地住户中间的一句话。
　　2007年8月，CHP做了一份北京老城区居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调查。在回收的441份有效问卷中，有30％居民抱有“破房子，不值得保护”的态度；有40％的居民认为“只有故宫、天坛等重要文物才是文化遗产”。高达84％的居民认为“对文保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府”，认为是“老百姓”的仅占9％。何戍中认为，中国人普遍对自己文化遗产不尊敬是源于缺乏相关教育和居民经济状况不佳。
　　《纽约客》驻北京通讯记者何伟在东城区菊儿胡同附近居住过，他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这些年，有些反对拆迁的抗议和诉讼，人们抱怨政府减少了他们的补偿费，他们也不喜欢搬到远郊区，但几乎没有一个普通北京人对这城市的沧桑巨变表达关注。”
　　如果一位居民乃至团体、社区对于某个对象“是不是文化遗产”、“保护有什么意义和价值”都不清晰，自然不可能自主地发起保护。
　　
　　人民“战争”
　　
　　2010年，北京钟鼓楼街区的拆迁再次将历史文化街区的命运和原住居民的利益诉求连结在一起。
　　3月27日，CHP就钟鼓楼拆迁问题发起“为了钟鼓楼明天更美好”的专题研讨会。学者、媒体、当地居民从保护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等多个角度共同研讨钟鼓楼街区的未来发展。讨论的结果是一个投资50亿的“钟鼓楼?北京时间文化城”从大张旗鼓到没有时间表。
　　讨论使居民对钟鼓楼街区的历史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可以说威胁暂时消除，但以后怎么办?如何让文保区里的居民生活得有尊严?如何让这些古街有尊严?涉及人的生存、文化传承、环境改善、经济发展等多个领域。“这需要专家来指导，也需要居民对自己生活在保护区中的主体地位的确认。”何戍中表示，老街区长期以来居民只是使用它，很少认真地保护它。居民缺乏公德意识和共同体意识，依然像千百年来的小农那样，门里是自己家，门外是与自己无关的世界，可以任意胡为。
　　“当地居民是地域文化的真正主人，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当地的文化密不可分，参与身边的文化遗产保护是他们作为公民维护自己人权的一种表现形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黎曾经出台中心区改造计划，开发商们叫嚣着拆除设施老旧、卫生条件差的老建筑，以便高楼大厦进驻，著名的沃日广场当时就属于被改造之列。是巴黎人挽救了自己的城市。如今法国规定了91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文保区内的历史文化遗产达4万多处，有80万居民生活在其中。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市民大众强烈的保护意识、参与意识紧密关联。何戍中认为，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是与公民社会建设进程同步的。但坦率地说，从公民社会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整体上还称不上进入了公民社会。
　　2008年，有网民直谏，央视《百家讲坛》为什么不讲讲卢梭、伏尔泰，讲讲社会契约论，这是中华文化元程序中缺失的，正好要补上。
　　随着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不断深入，传统社区分解后，许多社区居民丧失集体意识，缺乏民主治理的氛围，社区参与方式多为动员型参与。
　　“当你看到法律和党的文件时，你会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保护传统文化最为坚决的国家。”但是居住在其中的居民却在抱怨外界导致他们生活环境的恶化。大多数居民将保护区建设视为政府、街道与居委会的事，依赖心理及受领导意识强。
　　公民社会理论逐步形成并得以广泛流行是在17～18世纪的欧洲大陆。但中国公民社会的萌芽仅仅出现10年，仅仅在中国城市商品房小区刚刚破土，它需要宽容也需要助力。
　　CHP帮助历史文化街区居民提高对文化遗产的尊重程度和保护能力，采用了“人民战争”的方式――发动当地居民，让他们来研究记录自己的文化，cHP帮助整理、润色、发表，最后的署名是当地居民。何戍中认为，在这个良性互动的过程中，中国的公民会更成熟，中国的社会会更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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