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协商,外交协商_法国的国际组织外交

　　摘要国际组织外交是法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迁折射出法国对外政策的沿革及其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兴衰。国际组织在二十世纪得到迅猛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而法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由世界一流强国沦落为二等国家。实力的巨变使法国从国际格局的主导者屈居于从属乃至边缘的地位,对于国际组织的政策和态度也前后大相径庭。但法国没有屈服于命运,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法国领导人独辟蹊径,一方面在美国主导的体制内积极抗争,赢得法国的话语权;一方面致力建立和发展其掌控下的区域国际组织和机制,扩展法国的影响,从而在国际组织外交层面谱写了法国独立自主外交的乐章。
　　关键词法国 国际组织 外交 政策
　　中图分类号:D8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6-0009-15
　　
　　法国是对人类文明具有重要贡献的国家。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法国起过重大的作用;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它的对外政策对于国际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其总体对外关系的一部分,法国的国际组织外交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也体现出鲜明的特色。
　　
　　一、历史概述
　　
　　国际组织,亦称国际团体或国际机构,是“超越国家边界的正式安排,通过这种安排建立起制度化的结构,促进成员国在安全、经济、社会或相关领域的合作”。[1]
　　国际组织是为了适应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交往的领域和地区不断扩大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受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只是在19世纪才在欧洲出现了最初的处于雏形阶段的国际组织,如莱茵河、易北河等国际河流委员会。19世纪后半期,科学技术和交通工具的进步使国际交往逐步扩大到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遂出现了如国际电信联盟(1865)、万国邮政联盟(1875)等以专门业务和行政性的国际合作为目的的组织。进入20世纪后,国际组织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两次大战期间;第二阶段自二战结束前至80年代末,是国际组织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以联合国的诞生为标志,一大批全球性、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雨后春笋般涌现;第三阶段自冷战结束至今,是国际组织处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于贸易、金融等领域。[2]
　　与此相合的是,法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也在二十世纪发生了天壤巨变,恰与国际组织的发展阶段大致吻合。存在决定意识,不同的物质条件使法国的对外政策表现出迥异的态度与特色。为此,有必要对近代以来法国的国力兴衰脉络进行一简要的梳理,以更好地理解其国际组织外交政策的变迁和特性。
　　众所周知,法国是个曾经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至今仍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近代以来,法国的国势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兴衰。法国是近代国际体系中成熟较早的民族国家,还在十六、七世纪便是欧洲大国之一,这使得它早早地步入国际舞台,对于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或殖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了特殊的话语权和制度设计空间。这一状况在十七世纪,特别是路易十四治下达到了第一次鼎盛,全面确立了其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至十八世纪后期,法国在与英国争霸中败阵,经历了近代以来的首次低潮。随着拿破仑征服欧洲,法国的国力终于摆脱衰退,进而达到了顶峰。然盛极而衰,法兰西帝国如昙花一现,很快被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中,整个十九世纪,法国总体上再次陷入颓势,直至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其国势又度坠入低谷。但法国的气数还没有耗尽,几十年后其所积累的能量来了一次总爆发,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德奥,痛快地清算了新仇旧雠,建立、主导了凡尔赛体系这一成熟的帝国主义全球体系,成为世界一流大国,堪称登峰造极。但这也是一次回光返照式的爆发,近代以来几百年法国的势能就此消耗殆尽。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最终一败涂地,国土沦丧,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与十八、十九世纪时的情况完全不同,那时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大国主导着国际体系,法国虽然数次经历暂时的衰落,但随着潮进潮退,终究还是几沉几浮,屡屡重返金字塔的顶端,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或削弱了新老欧洲列强,沿袭数百年的欧洲均势体系从此被美苏两极格局所取代,法国彻底沦为二等国家,再也没有回天之力了。
　　
　　二、法国的国际组织外交政策与倾向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状况
　　当国际组织萌芽和初兴之时,也就是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法国的国势正处于兴盛时期,因此它不仅积极参与各类国际组织,而且是主要创立者和主导者。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人类第一个具有广泛职能的全球性政治组织――国际联盟为例,法国对其建立和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其实,首倡建立国际联盟并非法国人之功,却是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贡献。然而,由于当时的美国尚未掌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领导权,因此在与英法的争锋中屡屡处于下风,其“知识产权”终被英法所窃夺。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以后,威尔逊坚持首先讨论建立国际联盟的问题,但在英法两国的操纵下,威尔逊的这一要求未被采纳。
　　此外,国联宪章中规定了委任统治制度,确认战胜国――英国及其自治领、法国、比利时和日本占有原属于德国和土耳其的殖民地,从而确认和巩固了老殖民主义的利益。由于得不到好处,当时美国国会不批准美国加入由其总统倡议成立的国联,于是英、法得以捷足先登,成为国联的发起国家。此后的两次大战期间,两国更是积极投入其间,国联完全为英法所操弄,盛极一时,成为它们谋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这段史实充分显示出:当时的世界格局依然在老牌欧洲列强的主导之下;美国羽翼未丰,不得不采取孤立主义政策,隐忍一隅。
　　(二)战后戴高乐主义时期法国对国际组织的态度与政策
　　如上文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分水岭。法国在战争中惨败,战后虽然勉强挤进了战胜国的行列,但终究一蹶不振,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大减。而这一时期,国际组织的发展却正进入第二阶段,呈爆炸性发展态势,现今活跃于国际舞台的绝大部分及重要机构,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等都发端、兴起于那时,但却基本都由美国主导,此时的法国已完全失去了发言权,它甚至未被邀请参加筹建联合国的国际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更是被拒之门外。[3]
　　战后的法国曾经一度(第四共和国时期)在对外关系上追随美国,充当后者的小伙计。但法国毕竟是对人类的历史和文化有过巨大贡献的伟大国家,它虽曾经一度沉沦,但绝不会永远自甘堕落,一旦时机成熟,必然要重振雄风。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4],创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坚决主张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力求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开创了戴高乐主义的时代。戴高乐以后,历经蓬皮杜、德斯坦、密特朗、希拉克等总统,虽然党派、政治主张、个人政治风格各异,但基本都继承了这一政治遗产。
　　戴高乐主义以谋求重振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为己任,其灵魂是独立自主。戴高乐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体现了雄心壮志,但同时也清醒意识到世界大势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法国的实力今非昔比,已无力主导世界事务。正是基于这种正确的定位和认识,法国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明智而务实的战略和策略,即一方面承认法国已非一流的世界大国,痛下决心实行战略收缩,不做超越自身能力之事,同时巧妙利用世界均势,纵横捭阖,以弱抗强,成功反对超级大国(美国)的霸权,对美国采取既联盟又独立、在联盟中增强独立地位的政策。作为对外政策的一部分,法国的国际组织外交政策始终贯穿着这一主线。
　　1、“体制内”全面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体系,争取法国话语权
　　如上所述,战后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长期被忽视和剥夺,但它并不就此忍气吞声,甘于做大国的附庸,而是向霸权体制发起了全面的挑战,并赢得了令人瞩目的战绩。鉴于这方面的事例颇多,仅以典型者概述。
　　政治上,以其在联合国层面的斗争为代表。法国积极利用这一平台,长期坚持努力推动联合国,在国际法和协商一致基础上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主张国际正义。如反对美国纵容以色列,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要求以色列立即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撤军的决议,并不断呼吁以色列执行;2002年至2003年的伊拉克危机期间,法国的立场更令世界瞩目和赞赏,它坚决主张联合国发挥中心作用且安理会团结一致,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此外,法国还积极主张联合国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如认为有必要通过调整联合国安理会的构成,以更好地适应世界的变化,还不顾美国反对,提出设立联合国环境组织,等等。[5]
　　经济上,反对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制,挑战美国的金融霸权。战后初期,美国利用其在战争期间所取得的绝对经济优势,建立和主导了一整套损人利己的经济金融制度,其最典型者莫过于标志着美元霸主地位的金汇兑本位制,即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借此,美国得以任意发行美元,向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贷款、输出资本、购买货物以至支付海外驻军费用,将很大一部分对外扩张的巨额开支转嫁到别国头上。由于自身孱弱的地位,法国曾长期深受其害,但又无力对抗,直至1957-58年的经济危机才迎来了转折点。此次危机导致美国国际贸易收支逆差大增,黄金库存越来越不足以应付美元储备国挤兑黄金的需要。与之相反,法国自1959年起国际收支每年都有较大的顺差,黄金外汇储备不断上升。在这一有利形势下,法国趁势对美元施加压力。1965年1月,法兰西银行宣布要求立刻兑换1亿美元黄金,并声明今后将根据国际收支盈余情况每月例行以美元兑取黄金。不久,戴高乐又公开严厉抨击保护美元特权地位的国际货币制度―金汇兑本位制,坚决主张改革这一制度。紧随其后,时任法国财长德斯坦进一步阐述了法国对于改革国际货币制度的具体主张,要义是以黄金为基础的新的国际货币制度取代以美元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并随即宣布立即按此原则实行,即单方面退出金汇兑本位制。
　　法国的上述举措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压力,迫使其同意讨论改革国际货币制度问题。虽然由于法美分歧严重,法国本身实力不足等原因,法国的挑战影响有限,只是部分地达到了目的,但还是强烈地冲击了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贸易机制,动摇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对此后不久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彻底崩溃起到了推动作用。[6]
　　军事上,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北约是美国遏制苏联和控制西欧的双重工具。在这个一体化体系中,西欧盟国将其海陆空军事力量置于由美国将军任总司令的欧洲盟军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之下,而在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又完全听命于美国总统。由于国力虚弱,更兼国内政治动荡,政府软弱,战后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只能屈从于美国的军事和政治霸权。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即考虑从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中摆脱出来。1958年9月,他向美、英提出改组北大西洋联盟,建立美英法三国领导体制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美英的拒绝。于是,自1959年起,法国陆续采取了一系列脱离北约军事一体化的步骤。及至1966年,法国已完全从殖民战争中脱身,完成了自身的战略收缩,其彻底摊牌的时机业已成熟。2月21日,戴高乐戏剧性地宣布,法国正式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军事一体化组织,要求北约指挥机构、盟国军事人员和军事设施限期撤离法国。
　　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的举动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对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霸主地位构成严重挑战,使法国进一步从集团政治中解脱出来,成为一支相对超脱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从技术层面而言,法国的退出使得北约失去了重要防御纵深和战略支援及反击的理想基地,整个北约的防务态势变得残缺不全。[7]
　　需要说明的是,法国毕竟是西方世界的一员,它对于“体制”的所谓挑战并非真正要与之决裂或颠覆之,而是在融入其间的同时体现自身的独立性。因此虽然第五共和国自戴高乐至希拉克的历任总统的对美政策都是以挑战和独立为主流,但合作也是重要方面,挑战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挑战与合作并存,历来具有双重性,只是由于时代条件和领导人的不同而倾向和程度有所差别:戴高乐时期抗美独立的特性表现得较为强烈,而蓬皮杜、德斯坦等时期则相对温和。法国也积极参与联合国的活动,它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还是其主要机构如国际法庭、人权委员会、托管委员会、裁军大会等的成员,它积极支持联合国在世界各地开展维和等活动,还是联合国各种预算的第四大出资国;在对待北约问题上,即使戴高乐采取了最为激进的行动,脱离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但仍继续留在北大西洋联盟内。[8]
　　2、体制外另起炉灶,独立地建立和发展区域层面的国际机制,扩大法国在全球层面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格局,近代以来延续数百年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被彻底地颠覆,而曾经在这一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世界大国法国也风光不再,永远地退居了“二线”。战后初期,法国朝野上下,包括戴高乐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恐怕也有意无意地不愿意承认之。然而事实是残酷的,最终法国还是不得不面对现实,吞下这枚苦果,正视被排挤和边缘化的窘境。对此,法国一方面坚决反对和抗争,以在体制内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则独辟蹊径,在区域层面建立起由其掌控或影响的国际组织,以与超级大国分庭抗礼。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欧共体/欧盟的建立和发展,此外,法兰西共同体、法非首脑会议等区域性国际组织和机制也是法国一手主导的杰作。
　　欧洲联盟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为成功的区域一体化国际组织,也是战后比较彻底地摆脱美国控制、由欧洲人,或更确切说主要是法国人主导下发展起来的机构,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欧洲人自我治理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欧洲联盟的雏形,即第一个西欧一体化组织“煤钢联营”就是由后来被称为“欧洲之父”的法国人让•莫内一手策划、由时任法国外长的舒曼倡议建立的。此后,签订罗马条约成立欧洲共同体,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欧洲联盟等等都是在法国的主导或积极参与下完成的。可以说,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法国的影响无处不在,西欧联合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留下了法国深深的印记,法国不愧为欧洲联合的设计师和发动机。
　　法语非洲(简称法非,主要分布在北非和西非)是法国的前殖民地,一向是法国最重要的势力范围和战略后方,对于法国争取大国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意义。法非独立后仍然与原宗主国法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联系,是法国维持其存在和扩张影响力的天然理想基地,自然要重点利用和经营。20世纪60年代初,戴高乐时期,法国就拼凑“法兰西共同体”,企图在民族独立的大趋势下以国际组织的形式变相地将法非仍旧置于法国的统治之下,只是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过于汹涌,这一如意算盘很快落空,“共同体”仅短短两年便告夭折。然而,法国不甘心就此从非洲退出,而是谋求在非“积极的存在”,以全面、系统的“合作”确立法、非的特殊关系。据此,法国与新独立的前属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合作协定,这些文件涵盖外交、经济、军事、文化技术等各个领域,内容包罗万象且非同寻常 ,非一般国际合作协议可比。简言之,法国通过这些协定仍旧牢牢地全方位地掌控着这些非洲国家,全面地施展着它的影响力。其中最核心的,是法国通过防务协定保证了其在非洲的军事存在,得以控制非洲国家内部局势和防止超级大国取代法国势力。在以上合作的基础上,在蓬皮杜治下的1973年召开了第一届法非首脑会议,此后德斯坦将这一会议制度化,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协调法国和非洲国家事务的重要国际机制。
　　法语国际组织是法国打造、扩张其软实力的又一典型例子。在法国,推广法语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或“国策”的层面。为了在全世界扩大法语和法国的影响,法国政府牵头成立了“法语国际组织”这一以法语为纽带的国际组织,目前拥有55个成员国和10个观察员。尽管多年来法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捉襟见肘,但是在“推销”法语方面,法国政府却毫不吝啬。法语国际组织每年预算两亿欧元,2/3由法国支付。通过不懈的努力,法国成功地保证了法语在那些前殖民地国家的影响力以及在欧亚非和南北美洲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存在。[9]
　　3、法国国际组织外交政策的民族主义表现及其成功的深层原因
　　综上所述,战后,或更确切而言是第五共和国时期法国的对外政策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而这一特征在戴高乐身上显现得尤甚,因此人们往往认为是戴高乐的独特个性使然,其实这种认识并不全面。二战爆发后,名不见经传的戴高乐孤身出走伦敦,堪称无权无势,寄人篱下,“理所当然”地处处受到盟国,特别是美国的轻视和排斥。以戴高乐高傲、倔强的个性,自然不能忍受,故还在战争期间他便与罗斯福龃龉不断。种种不愉快的体验戴高乐亲历无数,他本人固然对此耿耿于怀,因而在反对美国强权的斗争中表现得特别的坚决和强硬。然归根结底,美国(或罗斯福)与戴高乐的冲突并非个人恩怨,实质是关于法国未来命运之争,即战后的法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还是美国控制下的附庸。我们已经多次提到,数百年来法国一直是欧洲和世界的一流大国、强国,自视甚高,但1940年后却骤然直线下沉,这种反差特别的强烈,令本就心高气傲的法国人久久难以适应和调整,其不驯服也就在所难免。而在美国心目中,曾号称世界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在战争中如此迅速地败亡,而“自由法国”又完全依靠英美的支持生存,战后的法国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战胜国的一员同享胜利,只应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接受美国的领导和安排。事实上,美国一直没有停止打压法国,对桀骜的戴高乐如此,对于温驯的第四共和国的当政者也没有什么不同。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法国纠集英国、以色列入侵埃及遭到惨败,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出卖”和拆台。因此,法美的矛盾冲突是根深蒂固的,只是第四共和国时期由于法国国力羸弱,对美国的依赖深重,这种矛盾被深深地压抑着。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法国的国力已得到较大恢复,独立自主的条件也趋成熟,多年的积怨终于如火山喷发得以宣泄。
　　战后的法国在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冷战格局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地开展国际组织外交,所实现的战略目标远远超出了其实际国力和所处地位所能及。作为一个在大战中饱受创伤、力量有限的中等大国,这是令人称奇的,也是有其深刻原因的。首先,法国毕竟是老牌殖民帝国,几百年的纵横世界和发展使其积累下雄厚的物质力量,即便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摧残,其实力依然不容小觑,甚至在战后的十多年里它仍然维持着殖民帝国体系,其工业、科技、经济、军事不仅门类齐全、自成体系,独立自主有余,还有较强的影响力和一定的辐射能力,这些都是法国得以驰骋国际舞台的客观物质基础。然而,且不言法国的综合国力与其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是远远不对称的(远远超出),古往今来,坐拥政治、经济、军事资源却不自知自恃而昏庸自乱阵脚、自毁江山的先例并不鲜见,而法国能反其道而行,“持二等票坐头等车厢”[10]者,皆赖其领导人,特别是戴高乐的坚定意志及明智的战略和策略。战后的美国,其实力达到了鼎盛,傲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魁首,各西方国家莫有敢逆之者,唯有戴高乐,不畏惧强权,敢于以弱抗强。有言道,“有了戴高乐,法国犹如一只软体动物添了一根脊梁骨”[11]这正是戴高乐大无畏勇气的真实写照。有胆固然十分宝贵,有识才更是成功的重要保障,在这方面戴高乐同样出类拔萃。他再度执政后,顶着国内极右翼殖民势力和舆论的巨大压力,冒着个人生命和政治生命的危险,毅然决定结束旷日持久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堪称石破天惊之举,但也是决定未来法兰西命运的奠基之功,从此,法国得以从殖民战争的泥淖中脱身,实现全面的战略收缩,从而确保其具备独立自主的实力。其次,巧妙地利用两极格局,在美、苏间保持平衡,“四两拨千斤”,成倍地放大了法国的实际力量,使其国际地位和作用能够超常规地提升和发挥。
　　(三)当前法国的国际组织外交选择
　　如上所述,自戴高乐至希拉克,法国的外交路线一直延续了戴高乐主义的传统,即便在冷战结束十六年后也没有改变。2007年萨科齐上台后,法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偏离这一价值取向,而向亲美的“大西洋主义”转向。萨科齐与自诩为戴高乐主义传人的希拉克属同一党派,且深受后者耳提面命,但他毕竟属于战后出生的一代人,没有经历过法国沉沦的痛苦,因此对于恢复法国的伟大与荣耀之使命缺乏深刻的认识和强烈的动力,这一点与他的历届前任都不同。因此,萨氏数典忘祖也就并不令人惊奇。另外,萨氏个性浮躁、任性,有一种“即使是几何公理也要否定之”的冲动,对于他而言,无所谓国家与民族利益,其个人出风头是第一位的。为了显示他的标新立异,萨氏将其前任希拉克一整套富有远见卓识而又实事求是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基本全盘颠覆。当然,萨氏也高喊要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但更多的只是口号或不切实际的空想,而并没有一个现实的目标和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
　　毫不夸张地说,萨氏的外交政策充满着混乱和变数,这一点也反映在他对待国际组织的态度方面。如,萨氏上台不久便与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剑拔弩张,2008年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总统,短短半年期间上演了多场“政治秀”,最终不仅毫无建树,还留下个“烂摊子”。这其中较出名者即为挟欧盟会见达赖,恶化中欧关系,殃及欧盟诸国,引起普遍不满。此外,还一反戴高乐主义传统,师出无名地宣布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不仅遭到国内反对党的指责,也受到本党内的诸多质疑。突出反映萨氏好大喜功特性的是地中海联盟的建立。萨氏还在竞选总统期间便提出这一设想,鼓吹建立一个涵盖南欧、北非和部分中东国家的地中海联盟,他出任总统后更是将此作为首要外交战略目标之一。2008年7月13日,欧盟27个成员国、16个地中海沿岸非欧盟成员国共43个国家宣布成立地中海联盟,以“加强欧盟和中东、北非国家的合作关系,促进地中海地区国家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如此众多异质的,甚至是相互敌对的国家麇集在同一联合体内,除了热闹、风光一番,是否能够产生实际作用,恐怕连积极推动联盟成立的萨科齐本人也没有信心。
　　
　　三、结语
　　
　　国际组织的发展是人类历史进步和发展的结果。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作为一国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国际组织外交也愈益突显其重要地位。在这方面,同样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冷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久经风雨的老一代政治家退出政治舞台后,法国新生代的执政者因政治经验、智慧和修养的缺失,不能很好地把握时机,而实行了缺乏远见和不切实际的对外政策。但法国毕竟是具有伟大文明和历史的国家,近代以来数百年中,它曾是引领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主要力量之一,在不幸沉沦后依然能够重振雄风,再塑辉煌。可以相信,它也终将会走出目下的迷茫,以真正的大手笔重书大国外交的新篇章。
　　
　　注释:
　　[1] 刘鸣:《国际体系:历史演进与理论解读》,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页。
　　[2] http://www.省略/wiki
　　[3] 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4] 1944年法国解放后,戴高乐曾于该年9月任临时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1946年1月因与联合执政的其他党派意见分歧而辞职。
　　[5]http://www.省略
　　[6] 参见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第163-166页。
　　[7] 同上,第150-156页。
　　[8] 北大西洋联盟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区别。前者成立于1949年,是联盟的政治机构,而后者建立于1950年,其特点是军事一体化,法国宣布退出的是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参见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第154页。
　　[9] http://www.省略/wiki
　　[10] 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第599页。
　　[11] 同上,第112页。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外交流合作处,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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