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业:谋划从“大”到“强”】中国出版业

　　7月26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200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行业覆盖面最广、调查规模最大的新闻出版全行业分析报告。报告发布人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司长范卫平说,2009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实现总产出超过1万亿元,数字出版总产出799.4亿元,超过传统图书出版,新闻出版业已成为文化产业的生力军。而此前,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也发布了《2009―2010年中国出版蓝皮书》,对过去一年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盘点,并提出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
　　不久前,我国提出到2020年将实现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转变的宏伟目标。当前,在新闻出版业蓬勃发展、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关键时期,如何评价和看待中国新闻出版业的总体态势和改革难题?光明日报特邀三位出版业界的权威人士,从专家的视角为我们进行解答。
　　
　　解读嘉宾: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周蔚华
　　
　　转企改制取得突破性进展
　　
　　记者:2009年,对于中国出版业而言,极不平凡,中国年图书出版量连续第5年位居世界前列,新闻出版业年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200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指出,2009年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成效显著,主场主体基本形成。您如何看待去年的改革进程?
　　郝振省:我们有一组数字:截至2009年底,全国103家高校出版社已分三批完成转制;268家地方图书出版社中,所有地方经营性出版社已基本完成转制任务;182家国家部委出版社中,30家先期完成转制,136家确定转制方案;全国1069家非时政类报刊已经完成转制或者登记为企业法人,49家党报党刊集团实现了采编与经营业务分离。总的说来,大部分图书出版单位已经完成转制或将完成转制,报刊出版单位分类改革稳步实施,改革工作加速推进,体制改革取得了决定性成果,出版业事业与产业分类发展的格局基本确定。
　　应该说,到2009年出版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初步奠定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出版体制的基础,初步形成了出版业未来的基本架构。
　　
　　体制转变激发企业活力
　　
　　记者:《200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09年,新闻出版业全行业总产出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到10668.9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0.9%。另据了解,2009年报刊业保持6%的增速,日报出版总量连续九年居世界首位;数字出版增长50%,总产值达到799.4亿元,超过图书产值。如何看待过去一年改革的成效?
　　聂震宁:成绩的取得源于体制改革释放的活力。事实上,2003年中央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文化体制改革提出,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如果说当时大家对转企改制的必要性、可行性还保留一种观望态度,那么现在大家的看法已经比较清楚,理解也比较准确了。
　　转企改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有人问,你们的人还是那些人、企业经营管理方式也早就有了,转企改制到底意义何在?我认为,其中的变化是跨越性的――我们从一个体制进入到了另一个体制。正是体制转变了,人会发生变化,人的主动性更充分的发挥出来,企业还会吸引新的人才,无论是国际出版人才,还是复合型管理人才;管理方式会发生变化,过去事业单位是编制管理,每年进多少人是定死的,现在则是用工管理;原来的薪酬是规定好的,现在企业薪酬分配更为灵活;过去事业单位拥有的是行政层级,改制后进入了资产层面,整个产业发展焕发出新的活力,从事业到企业,经营权力的明确让企业拥有广阔发展空间。
　　过去是事业单位,有多少钱用多少钱,现在我们可以使用金融工具,可以低成本融资。接下来,随着资本经营、资本运作,新领域将不断拓展。今年,我们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荣宝斋股份有限公司计划上市。要看到,只有具有企业身份,我们才可能做这些事情。而通过上市融资,我们才可能加快经营创新,不断拓展国际市场。
　　周蔚华:从大学出版社来看,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出版生产力的发展。在大学出版社加快体制改革的同时,大学出版社的各项经济指标也呈现了较好的增长态势:改革力度较大、面向市场较早的一批大学出版社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产业集中度进一步增长;品牌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全面提升。
　　2007-2009年两年间,全国103家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增长20.4%,销售实洋增长20.6%,回款增长18.7%,企业所得税增长23.6%,税前纯利润增长17.2%,人均纯利润增长11.9%。这些重要指标都呈现了良性发展的态势。
　　
　　深化改革仍面临多重挑战
　　
　　记者:2010年是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决胜年。继续深化改革依然是推动2010年出版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于大部分已完成转企改制的图书出版单位来说,其工作重点将放在解决转企改制初期普遍存在的企业单位事业管理问题。人们也意识到,新闻出版业改革深处是产权,改革难点是人事。
　　周蔚华:我是在大学出版社工作,大学出版社既有其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其一般性在于,大学出版社的产品绝大多数也是商品,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大学出版是我国文化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产业只有改制才能适应市场需求,才能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最根本的,图书产品越来越商品化,就应该遵循市场逻辑。因此,对于大学出版社来说,以转企改制为主要标志的体制改革也是必然趋势。而大学出版社的特殊性在于,很多人是“两肩挑”,既是教师也是出版社员工,身份转换就涉及既得利益问题。
　　另外,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是权利制衡,而现在大学出版社都是学校单一投资主体,即国有独资,这样的话,和其他出版社之间的兼并重组,运用社会资本,很难做到。我们现在正在转企改制,过去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很多人有一种担心,就是别出现倒过来的状况,别变成了企业单位事业化管理。虽然说企业了,但是管理方式还是事业单位,因此必须推动大学出版社深层次的改革,在产权结构、公司治理模式、人力资本的开发以及资本运作上有新的突破。
　　近年来,国家采取多项措施帮助大学出版社推进改革。设立了国家出版基金、社会科学出版基金、社科后期资助项目,各种财政资金支持学术出版业的发展,体现了用公共财政承担公共产品。
　　改革还有个改革成本谁来承担的问题。目前事业单位改革也在加快推进,职工的保障水平,包括离退休后的待遇相对稳定。很多出版社员工认为改革成本不应由他们承担。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改变当前文化体制改革与事业单位改革不同步的问题,加强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好了,高校出版社企业员工的后顾之忧解除了,改革就会顺畅得多,改革的步伐也会进一步加快。
　　郝振省: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出版集团的调查报告。去年一批出版集团争相上市,同时,各地方出版集团努力做大做强。出版集团之间跨地域重组获得实质性突破。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大家也面临一些问题:出版集团转企改制之后出资监管人明确了,但具体的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措施不完善,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出版集团的董事会与管理层几乎完全重合,出版集团与出版社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还没有完全改变,没能完全按照母子公司体制运营。企业运营机制不健全,人员身份转换仍留有尾巴。极个别出版集团存在翻牌公司的现象,不能按照企业的思维、企业的模式发展,企业主体的活力、动力都不够充分,因而导致出版集团做大做强的内生动力不足。
　　
　　如何开启出版强国之路
　　
　　记者:《2009―2010年中国出版蓝皮书》提出,2010年是我国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开端,是出版业走向出版强国之路的开启之年,是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决胜年。
　　聂振宁:现在,我思考最多的是三个问题――规模化、创新能力和国际化。首先,企业进一步发展必须要资本;其次,企业要具有持续发展能力必须要创新内容产品,创新技术手段;再次,作为出版业的“国家队”、“主力军”,我们应不断强化产品输出、版权输出的优势,提高国际传播能力,进而为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怎样才能体现国家意志,怎样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值得仔细思考的。其中,最为关键的还是创新能力。要成为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出版企业,除了要有资本规模,要有国际化管理手段,更需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内容产品。只有当中国出版自己的国际畅销书,中国出版业才可以说真正走出去了。
　　周蔚华:在今年的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柳斌杰署长代表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转变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非常鼓舞人心。我们应进一步研究“出版强国”有哪些标志。我认为,主要应包括这些内容――有较强的文化国际影响力,文化综合实力较强,文化产业占GDP总量应达到5%(现在不足3%),有一批有很强影响力的出版企业,出版物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高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郝振省:要实现由新闻出版大国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的目标,我认为当前一是要规划产业布局,在制订“十二五”规划过程中应注意产业与事业同时规划,国有与民营同时规划,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同时规划,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时规划;二是要提升创新能力,从政策层面,要通过加大版税、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通过加强版权保护力度特别是探索建立在新技术条件下科学合理的数字出版授权和使用机制,鼓励内容原创;三是应继续实行出版产品“走出去”的税收优惠,完善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化支持的“走出去”机制。
　　此外,要继续深化改革,打造真正的市场主体。观念的更新、新旧体制的融合与改造、内部配套机制的建立与运行都是出版社转企改制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此而言,转企改制后的出版社要真正实现企业化管理和企业化运作,还要经历一个过程。从政府层面,要推动出版行政管理机构切实转变管理模式,不能再用管事业的方式管企业,对真正转制到位的出版企业,要放开出版范围、书号、版号等。从企业层面,应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多元化资本运营的探索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回报。
　　(据7月28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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