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决器_表决器上的民主

　　“两会”的民主细节 　　一年一度的全国 “两会”落下帷幕。这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盛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本期“两会”专题,关心的不是关于“两会”的宏大叙事,而是回到“两会”中的种种细节,回到投票、议案、辩论,甚至“出家人”在“两会”上如何参政议政……这些是“两会”上细小而重要的环节,值得回顾和审视。
　　
　　今年全国人代会上,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公布表决结果时,人民大会堂里的近3000名人大代表议论起来。56岁的全国人大代表王品胜看了一眼电子记票牌,479票反对。
　　身为全国劳模的王品胜说自己对最高法的工作报告也有意见。来北京开会之前,他找了很多当地群众了解情况,“有些案子压的时间太长了。”王对记者说。这次来北京开会,王品胜还带了两个案件寻找解决途径。
　　即便如此,全国人大代表王品胜还是对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投了赞成票。“不管怎么说,法院工作很辛苦。”王品胜说。无论媒体与公众多么关注会议进程中热闹的讨论报告、激辩观点,王品胜参会的最重要的落脚点都是投票表决。
　　从鼓掌、举手、无记名投票,及至如今越发普及的电子表决,在全国“两会”近60年的进程中,表决方式的演进变迁见证了中国民主法制的行进。而包括王品胜在内的约5000名代表、委员,在表决器上的一念之间,也成为中国式民主的写照。
　　
　　投票:为什么赞成或反对?
　　
　　相比而言,王品胜在表决最高检工作报告时,就很痛快地投了赞成票。“我接触过检察院,感觉他们办案、表达能力都挺让人满意。”王品胜另外特别满意的还有政府工作报告,“我觉得挺好的,为老百姓说话,顺应民意”。
　　今年“两会”表决时,王品胜像前两年参加全国人代会一样,在所有的投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
　　如果细细观察近十年的全国“两会”历程,即便“两高”工作报告有相对多的反对票,但其赞成率也在75%上下徘徊,像王品胜这样一律投赞成票的代表显然并不在少数。此前当了55年全国人大代表的申纪兰说,“从未投过反对票”。而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倪萍曾在全国“两会”期间公开表示,出于“不给国家添乱”的考虑,她当全国政协委员多年来,在大会表决环节一直投赞成票。
　　“代表、委员愿意投赞成票是他们的权利,不应该过多地去指责,但是如果所有的代表、委员都这样做,那就不正常了。”全国人大代表、四川西昌学院法学教授王明雯认为,“不管赞成、反对或弃权,都应该建立在对报告仔细研读以及对其工作情况调查了解的基础上,以便作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王明雯仔细研读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她觉得这个报告还是很客观的,对于今年工作的布置也切实可行,“如果能够落实到位的话,我觉得代表会很满意的”。去年12月,王明雯还列席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她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近几年的工作“非常认可”,所以对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她都投了“赞成票”。
　　“非常赞同”这两个报告的,还有来自内蒙古的农民代表顾双燕,她更多地从切身体会出发,来理解报告内容。“我是最基层的农民,关于‘三农’的政策,我都享受到了。”顾双燕对记者说,报告里提到的那些惠民政策,确实落实到了老百姓身上。
　　顾双燕在今年的“两会”上投了一票“反对票”,“是关于卫生方面的决议”。她解释说,“卫生工作在深入农村方面做得还不好,如今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因为待遇低好医生都不愿意到农村的医院来”。
　　“我不能跟你说我今年投了什么票。”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刑法学系主任邸瑛琪虽不愿透露投票具体情况,但他对今年的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很不满意”。“发改委这几年在抑制房价上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表现很差;财政部的预算报告,不能明确告诉我这些钱投向哪儿。”他说。
　　
　　说“不”的进程
　　
　　不过,邸瑛琪此前不止投过一次反对票。“2008年国务院部委人员表决时,我投了反对票。”他觉得,投反对票比赞成票更谨慎,“因为这是你对它的主要工作的否定”。“其中既有我的直接感受,还有我对他们工作的基本了解、价值评价,以及社会调查。”邸说。
　　如果回头看看五六十年前的全国人代会,像邸瑛琪般依据自己的认知最后投出反对票的代表凤毛麟角。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1988年3月28日,第一张反对票在全国人代会上出现。
　　在当天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当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会成员时,来自台湾代表团的代表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他投反对票的理由是:候选人他并不了解,但从简历上看主任委员人选已经89岁了,他认为应该让更年轻的人替国家做事。
　　早于黄投下第一张反对票的六年前,全国人大会议出现了第一张弃权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民间记忆:1978-2008》一书中提到,1982年12月4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在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第一次出现了三位代表投弃权票的现象。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要求对此如实报道,他认为这能反映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与会的邓小平等得知后,表示赞同。
　　事实上,回溯全国“两会”投票表决演进历程,中国民主法治进程莫不是从一点一滴积累开始。从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成立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两会”投票方式基本是鼓掌、举手与无记名投票并用。即便1953年施行的《选举法》规定,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之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但1958年之后,“鼓掌通过”又成了人大表决时的主要方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选举和任免时的无记名投票表决也被取消,所有的表决都被“鼓掌通过”代替。直到1979年,无记名投票才又出现。“举手表决往往因为碍于情面不好反对,出现填写纸质选票,是一种在民主法治方面的进步。”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对记者说。
　　在黄顺兴投反对票之后的全国“两会”投票中,反对、弃权者愈来愈多,1989年全国人大会议表决国务院提出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时,反对票加弃权票多达1079票。到如今,反对票和弃权票早已常态化,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也在代表委员们说“不”的过程中推进。“我觉得反对票增多不是坏事情,如果大家都不敢发表不同的意见的话,那么这个表决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四川团全国人大代表王明雯对记者说,更多代表的代表意识和民主意识在增强。
　　但用纸张进行无记名投票,依然存在弊端。比如若代表同意选票上的候选人,在选票上可不画任何符号;不同意选票上候选人的,可在选票符号栏内画“×”;对选票上的候选人弃权的画“√”。这种表决方式必然导致代表投票隐私不保:那些若要投反对或弃权票的代表必须动笔,但这样一来,站在一旁的工作人员很容易获悉。
　　直到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才扭转这一态势,会上表决通过了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无论是投赞成票、反对票还是弃权票,都需要填写选票。
　　与纸质选票相伴的是,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赞成对应绿色;反对对应红色;弃权则为黄色。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的每张桌面上,都安装着一个巴掌大小的无记名电子表决器。据“人民网”报道,如今全国人大对议案的表决方式有:投票方式、按电子表决器方式、举手方式以及经大会主席团决定更为适宜的其他表决方式。从近些年的情况看,一般都采用按电子表决器和无记名投票这两种方式。
　　在诸如对宪法修正案的表决和决定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选举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检察长等时用纸质投票方式。而其他决议草案,如法律案、预算案等,则采用按电子表决器的方式。
　　
　　如何更民主?
　　
　　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按下表决器时,王明雯明显感觉这与她所在地人大常委会会议室的表决器不同。“人民大会堂的表决器间隙太宽了,你摁哪个键别人都能看得到”。王明雯对记者说。
　　有类似顾虑的不止王明雯,今年“两会”期间就有关呈远、韩方明等多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为人民大会堂的投票表决器加上盖子“遮面”。王明雯虽然不赞成此举,但是,“考虑到为打消某些代表委员的顾虑,应该把表决器设计得更为合理一些”。
　　而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律师协会名誉会长陈舒认为,除非害怕旁边的代表打小报告,否则没必要顾虑。内蒙古的农民代表顾双燕说,“要是有顾虑的话,就不配做人大代表。”“无论谁说啥,我该选哪个就选哪个,这就是民主。”顾说。
　　但另一个问题是:代表们不受干扰地投票必须保护,但他们在按表决器时的“一念之间”是否需要监督?
　　姜明安认为,“代表、委员在选举领导人时,不应该公开其选择意向”,“但如果是涉及法律、决定、重大决议的通过,要告诉他所在选区的选民”。
　　“我倒是觉得这种做法不是很妥当,因为这涉及代表权利以及履职积极性的保护。”王明雯代表不赞成记录代表投票历史,“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如果代表、委员过多地投反对或弃权票被曝光,会有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
　　与过去更多代表缺乏监督政府意识、不知道自己职责所在的情景相比,作为隐形的“道德约束力”,代表为所在团体、组织的利益发声,越来越被大多数代表和委员所认同。“人大代表应该更多地代表所在单位、组织和共同体的利益投票,比如我是北大的,我就应该代表北大以及高等教育这个集体。”同时身为北京市人大代表的姜明安说。
　　在内蒙古代表顾双燕看来,“做人大代表就是代表一部分人”。“我代表着通辽市两百四十多万农民,要是不按照他们的利益去投票,我能对得起他们吗?”顾双燕说。
　　王明雯也说,“我们每个人都代表了一个社会群体在说话,不能只顾自己的个人观点或个人利益,作为代表,你不应该随心所欲”。(记者谭翊飞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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