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 教改辨治

　　教改问题无疑是今年“两会”最关注的焦点之一。“两会”前夕,秘制了3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向社会征求意见。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窗口,不难推测,改革者是希望利用“两会”这个平台,充分地听取每一位被改革者的意见。
　　医家说,辨症论治,教改治始也。
　　
　　柯杨:教育并非万能
　　
　　“不要高估教育的作用”
　　记者:对于刚刚公布不久的《规划纲要》,你作何评价?
　　柯杨:在充分肯定这一稿的基础上,我也提出了自己的几点建议。
　　首先是一个和理念相关的问题。
　　《规划纲要》第一章里这样表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里面有些提法是虚高的、不切实际的。目前,在全民重视教育的同时,也有超高地估计教育作用的倾向。我们到底希望受教育者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点需要反思。
　　现实的情况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要通过受教育来改变我自己的命运,要通过受教育来赚钱,要通过受教育来成为社会精英,这些都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
　　我倒是觉得,政府应该借此机会让老百姓明白一个道理:教育应该回归它的根本目的,那就是让受教育者受益,通过教育充分发挥受教育者本身多样性的潜能,使之成为文明、成熟、可以自食其力和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和合格公民。而这些方面,《规划纲要》中都没有很好的强调。
　　如果政府不能利用这次全民关注的机会来宣传更好的教育观和被教育观,可能有些问题就不好解决。遗憾的是,现在《规划纲要》中对于目标的一些过高的表述,不但实施上较空洞,也丧失了一次向民众宣传并进而引导社会建立正确的教育观的好机会。
　　我建议,在接下来的改革中,应该合理地配置资源,设置好多样性人才受教育后的去处,这样才能逐渐改变越改革、越投入,民众抱怨和意见越大的局面。中国其实有重视教育的好传统,但是也存在体制不顺、执行落实不力的倾向,力促观念改变的同时也应该再配套相应的改革措施。
　　
　　“要更加尊重教育规律”
　　记者:除了明晰教育的根本之外,你在发言中也多次强调了“要更加尊重教育的规律”,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观点?
　　柯杨:现在社会上方方面面都在强调教育,所以大家都急得要命。于是,社会上甚至就会出现“学前教育小学化”这样的怪现状。
　　这次《规划纲要》里说得非常全面,把各个阶段的教育都提到了。可是,现在各个教育阶段却都普遍存在“提前化”的问题。但最终,到了高等教育,也就是教育的终端,又要去重复那些最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比如说,要求大学生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要求去尊重别人。这都是很荒唐的。
　　这些本来是小学教育中最重要的东西。可是现在我们的小学教育逼得孩子们都去做数学题去了,结果是,小学阶段的基本常识课要到大学中去补,完全是本末倒置。
　　所以,我在发言中也一再强调,在《规划纲要》的各条各项中,要更加体现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尤其是要尊重人的成长过程不同阶段教育的影响和效果的规律。现在的这个版本中,对于这个方面有涉及,但讲得很不充分。
　　此外,我认为,还要更加尊重人的素质教育、价值观教育的规律。其实,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从教育而言最重要的第一步是家庭教育,父母的教育,然后是学前教育,这时候产生的作用是最大的。可是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些比较虚空的目标,尤其是在幼儿教育阶段,是不容易实现的,最后就落空。
　　所以,我强调,要从娃娃抓起,抓娃娃的教师。现在基础教育的教师素质并不是特别好,现在的机制不是筛选出最好的教师资源去做基础教育的。
　　
　　培养大师不能靠“工程”
　　记者:你怎么看现在炒得轰轰烈烈的所谓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各种说法,“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究竟有没有解决之道?
　　柯杨:现在大家都在提培养创新型人才,强调我们没有创新型人才、我们不出大师。我觉得值得反思的是,培养创新型人才不是靠再搞一个“某某工程”就可以做到的。
　　我们首先要思考创新型人才是什么样的人,要明确了解创新型人才有什么样的特质。我们要反思整个教育体制、师资水平和教育教学方法,要从理念到系统进行一场整体的改革。
　　在我看来,中国创新型人才匮乏,不单单是高校本身的责任。其实,我们从小学时就开始的应试教育,已经为日后的结局埋下了种子。在孩子最具有好奇心的时候,我们的教育强调则是“书本是真理、老师是真理”,完全采取灌输性的教育方式,不具备任何批判性。你在孩子幼年时不让他质疑,问问题,就像是画画一样从不留白,孩子就习惯了接受灌输,自以为自己懂了,就再也不提问题了。所有这些机制,都影响了创新型人才的成长。
　　但现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好像还是在走老路。
　　搞一个所谓的“培养创新型人才工程”,为了这个目的而给学生吃小灶,灌输给他更多的知识,这还是过去的老办法,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教育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记者:现在社会上还是有一种倾向,大家都在追求精英化的教育,家长以孩子考上北大、清华为荣,如果你上了一所“三本”甚至是职业学校,家长在亲朋好友面前都抬不起头,你怎么看待这种社会心态?
　　柯杨:的确,现在大家都向往着一种精英教育,但我觉得,在高等教育领域应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改革,因为绝大多数人接受教育其实都是为了谋生、为了自食其力,同时对社会做贡献,绝大多数的教育需求其实是这些。
　　但是在这一部分,全民都是鄙视这类教育的,这其实是不承认受教育者自身潜能的多样性的。
　　因此,除了义务教育之外,应让更多不同类型的人才坯子都能接受适合自己的高等教育,我个人认为,不同教育之间其实是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的。
　　我尤其认为,应该将职业教育大力加强,使它成为高等职业教育,然后使它成为真正的大众教育的主流。相应地,建议政府也要加大对这方面的投入,不论是在师资还是在经费上,让老百姓觉得孩子读职业教育有前途,以扭转现在“孩子学习不行才上职业院校”的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规划要有充分的开放性”
　　记者:你还提出《规划纲要》“要留有充分的开放性”,具体是指什么?
　　柯杨:我觉得《规划纲要》应该是一个指导性的、理念导向性的改革文本。
　　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如果政策制定者仍然把这个《规划纲要》做得非常细,不是又成了行政导向化了?
　　事实上,《规划纲要》也不可能做得太细。所以,我建议《规划纲要》要留有充分的开放性,以给办教育者留有一个改革的空间。这一点,我们在前一阶段的医改中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体会。
　　在中国,任何一个改革若想成功,都必然是实践者和政府之间互动的结果,很难凭空设计出一套完美的方案。因此,我认为《规划纲要》的大思路应该是,鼓励教育举办者按着教育的规律去探索,政府给予提供相应的支持。(马晖、胡雅君)
　　
　　朱清时:干得好,胜过说一千遍道理
　　
　　“总理强调‘鼓励试验’,
　　这一点说得太好了”
　　记者: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辟很大篇幅谈教育问题,并明确提出要“解放思想,大胆突破,勇于创新,鼓励实验”。对于总理的此番表态,你怎么看?
　　朱清时:我觉得总理的话说得很到位。
　　现在很多教育改革,其实都是在原来的框架下面修修补补。比如说文理分科问题,本就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文理科也是分开的,分开没有多大的好处,不分开也没有多大的坏处,没必要在这个方面纠缠。
　　其实,我们更需要对教育领域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解放思想寻找对策。我自己觉得,我们的体制高度行政化,这方面需要大胆突破,要突破目前体制所存在的种种僵化的东西。
　　总理强调“鼓励试验”,这一点说得太好了。长期以来教育界争论不断,你觉得这样,我觉得那样,因为教育太复杂了,没有一种大家都认为好的方法。这种局面只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必须让人做试验,用实践来说明问题。
　　干得好,胜过你说一千遍的道理;干得不好,找出原因来,重来重干。这也许是现在中国教育唯一必走的路。
　　
　　“行政是给教授搭台的”
　　记者:“高校行政化”的问题,一直为社会各界所诟病,亦被认为是妨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毒瘤,这次的《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去行政化”,对此,你作何评价?
　　朱清时:我觉得,这是《规划纲要》里最大的亮点。
　　据我看,中国高校行政化是很多问题的根源。所谓行政化,并不是高校行政级别那么简单,实际上,中国高校是靠行政权力在驱动,而不是在靠学术优秀来驱动的。
　　就像一个剧团,你若想要办好,只能去追求把戏唱得越来越好才行,而不能追求跟唱戏无关的权力。而行政上是要求谁的官大权大,谁就指挥一切。这是行政化跟学术主导的根本区别。学校是一个学术机构,应该是学术主导的。
　　去行政化,其实是要把学校的本来面目恢复过来。这次《规划纲要》把高校去行政化这个命题提了出来,我觉得是国家意志的反映,说明高层有决心恢复高校是学术机构的本来面目。
　　现在,《规划纲要》里谈到了去行政化的问题,还仅仅是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政策。今后还得一步步推动,才能把它完善化。这是我们一代又一代搞教育的人努力争取的,希望最后能做到这一步。
　　记者:与“去行政化”相关的,有学者也呼吁要尽快改革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尽快赋予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你觉得目前高校最需要什么样的自主权?
　　朱清时:现在,高校需要的自主权太多了。
　　高校需要按照自己的规律来办学,比如,高校应该有自主开设专业的权力,自主选择教材的权力,自主招生的权力,也应该有自主颁发毕业证书的权力,自主授予学位的权力。但现在,这些权力都是没有的。
　　记者:作为“去行政化”改革的主体,高校自身是否也应该做相应的调整?
　　朱清时:的确,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主管部门通过一个所谓的行政决策那么简单。
　　中国高校已有了几十年的行政化历史了,现在高校里很多人都已被行政权力给固化了。包括我们的很多教授,实际上都已是行政官员了,而且,很多高校的行政官员也都当上教授了。如果你再强调什么教授治校,那不还是他们在治校?
　　如果主管部门下一个行政命令说是要去行政化,要教授治校,其实是没有用的,因为人还是那批人。
　　所以,只有一代又一代的人更替了,一种新的文化生长出来了,中国大学才可能真正“去行政化”,才可能真正自治。我觉得这个过程,快也要至少十年,人不换是不行的。
　　我觉得可以期待的是,中国每年都要新建立几百所大学,现在可以要求这些新大学就按照“去行政化”的方向去建,十年以后,就会有一批相当多的新学校出现。
　　
　　高校更需要“授课大师”
　　记者:我们还注意到总理报告中,提到要“鼓励教师专注于教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述?
　　朱清时:现在大学里真正懂讲课的老师越来越少了,这与现在的管理制度有关。
　　教育部有过规定,审批一个大学需要这个学校有一定比例的研究生,这就造成每所大学都想招收研究生,都想办成研究型的大学,于是学校就都鼓励老师去做科研。同时,现行的大学评价体系也存在问题,老师教得好不好,要数他的论文篇数、科研成果,这些都是偏颇的地方。
　　现在应该有所纠偏,鼓励一些教师专心教学,把教学搞到最好。《规划纲要》说,“教师要把教学作为首要任务,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这一点特别对,教师就是要教书。
　　我觉得,高校更需要授课大师,然后才是科研。(马晖、宋美凤)
　　(摘自3月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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