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释放战犯【１９７５年：最后的战犯“全部释放”】

　　 　　这些最后的战犯,可以自由选择去处――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国家疗养,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还表示,被特赦的人员愿意去台湾的,也可以去,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
　　
　　1975年3月19日,清晨6时30分,和往常一样,抚顺战犯管理所,百十名大多两鬓斑白的战犯,在管教干部的带领下,来到礼堂,集中收听中央的重要广播。
　　发酵了一整晚的兴奋,在大礼堂上空积聚。18日晚,战犯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大道消息”――这是一次关于“特赦战犯”的广播。
　　播音员一字一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整个大礼堂立即爆发出轰鸣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手舞足蹈,有的仰面无语,有的泪流满面。”当年的管教干部刘家常回忆说。
　　没有人想到会是“全部释放”。前一天晚上,战犯们已就“这次会特赦谁”的问题讨论了一整夜,几乎每个人都在暗地祈求残生能获得自由。在这座监狱里,他们已经呆了十几二十年,即便是最年轻的战犯,也已年过半百。
　　抚顺战犯管理所接收的国民党战犯,来自东北三省、南京、武汉、北京、四川等地,最初共计350人,大部分为少将以上。
　　
　　9年后重启的特赦
　　
　　1975年3月20日午后2时,抚顺战犯管理所俱乐部摆下12张大圆桌,护士长和几位工人师傅身着洁白的围裙,穿梭往来,端菜添汤。
　　所长金源和管教员们热情招呼这些被他们管教了20年的国民党将军、官员,开始称呼他们为“先生”。
　　“不少人喝得酩酊大醉,醉得抬出去。岁数都很大了,但是真干杯啊,亲人话别一样,毕竟待在一起这么多年。”刘家常回忆说。
　　新中国的战犯特赦,从1959年首次特赦开始,基本一年一次,前后6次,共特赦国内战犯296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最后一批日本战犯,也在1964年3月被释放回国。
　　然而,在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后,军队接管抚顺战犯管理所,实行军管,特赦中断。
　　“军管时期对战犯比较严厉。”刘家常当时被下放到偏远乡镇,不能再参与管教战犯。到1970年初,管理所的权力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战犯们被批斗也成了家常便饭。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杨不平事件。”刘家常说。
　　杨不平曾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有一次他看到报纸上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时,颇不以为然地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是根据宪法规定、经过全国人大投票选举出来的,如果他有错误,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了,那也应当按照宪法规定,经全国人大讨论,投票通过罢免。现在扣上个赫鲁晓夫帽子,就推翻下台,这种做法违宪。
　　可想而知,杨不平自然成为战犯中“反革命”的典型,遭受打骂侮辱,“非笔墨可形容”。目睹这种状况,当时的战犯都认为特赦不再可能,一片绝望。
　　直到一份《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死亡情况的报告》出现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事情才开始起了变化。
　　报告列举了1966年到1971年历年战犯死亡的具体情况,以及危重病犯的情况。报告显示,1966年战犯死亡1人,1967年5人,1968年8人,1969年9人,1970年10人,1971年两个月死亡3人。
　　从此时起,重启“特赦”似乎就已经开始了准备工作。“每个战犯的基本情况开始要向上报告,包括历史罪恶、改造表现、处理意见等等。”刘家常说。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理者们,也没有预料到中央会全部特赦在押战犯。实际上,按照他们的方案,要留下8名战犯,其中包括周养浩――杀害杨虎城将军和宋绮云两家六口的主凶。
　　“我们的方案往公安部报,打了好几个来回,但都被否了,最后的结果居然是全部特赦。”刘家常说。
　　
　　
　　愿意去台湾的,也可以去
　　
　　战犯们的离开可以称得上“风光”――政府为他们发放了生活用品,从卫生纸到粮票,一应俱全。当卡车载着他们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当地群众夹道欢送,“人很多,都想看一看战犯的模样”。
　　但管理所内却乱成一片,“像是败退”。根据规定,特赦人员的衣物和笔记要上交,一律不得带走。
　　“基本上在监狱中的所有资料都要留下,包括改造日记、工作日记等等,甚至连管教战犯的学习材料也要上交。”刘家常说,当时的口号是“一页纸都不准留”,这些材料烧了好几天才清理完毕。
　　1975年3月21日,来自沈阳的12次特快列车,停靠在了北京站。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回到了阔别7年的北京,与他同车抵达的是新中国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293名战犯。
　　作为这次特赦战犯的第一名,黄维代表293名战犯,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感谢信,并在招待宴席上宣读了出来。一向“抗拒改造”、“连走路都挺着肚子”的黄维有此举动,令熟悉他的老朋友们惊诧不已。
　　事实上,黄维在被管教期间对研制“永动机”发生了兴趣。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金源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这个执拗的兴趣,黄维曾被认为“怠慢学习”,而他觉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并从中找到改造思想的突破口。“我让管理所电机厂的4名技术人员和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助黄维研制‘永动机’。”
　　这些最后的战犯,可以自由选择去处――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国家疗养,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还表示,被特赦的人员愿意去台湾的,也可以去,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
　　最终陈士章、蔡省三、张铁石等十人提出了赴台申请。除了蔡省三之外,其他人在台湾都有亲属,而最年轻的战犯蔡省三是蒋经国的“太子党”,临行前,他特地去王府井买了一幅刺绣,准备送给老上级蒋经国。
　　然而,来自台湾方面的声音却让他们大吃一惊。台湾方面以这些人是统战工具、是间谍为由,拒绝他们入台。
　　这让十名特赦返台的国民党前将领进退两难,只能焦灼地等待。但过港签证五次延期后,台湾方面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而就在这时,十人中的张铁石突然失踪,20多天后,传来了他已自杀身亡的消息。
　　“张铁石的妻儿肯定希望他过去团圆,但那么近就是进不了家门,是很悲惨的事。他应该是彻底绝望了。”刘家常说。
　　但张铁石的死并未让台湾方面的态度有所松动。申请赴台的特赦战犯们,四人去了美国,三人返回大陆,其余两人留在了香港。
　　
　　“没有中国共产党‘给出路’,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抚顺战犯管理所今天早已成为博物馆,这座被称为“远东最神秘监狱”的地方正在大修。虽然地处偏僻,但管理所门口不时会有人要求参观。
　　如今已经66岁的刘家常,在给这个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看大门”,他跟他的“学员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往来书信保存下来有数百封。
　　对于这批战犯,刘家常始终有浓厚的好感。在他看来,这些被释放的战犯,对共产党的改造都是认可的。原本在他们看来罪恶滔天、还没有改造好的周养浩,特赦之后的表现反而最好。
　　“只有一个人反对我们,就是国民党军统少将段克文。”刘家常说,段克文去了美国后,写了《战犯自述》一书,歪曲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事实,让他们很气愤。但是,针对这本书,其他战犯也主动批驳,黄维就专门写了一篇《黄维自述》来澄清事实。
　　据金源回忆,国民党战犯们释放后全部安排了工作,其中多数人被分配在各级政府部门或政协,还有一些人被分配在工业、农业部门,发挥技术特长。1960年被释放的前国民党少将副师长白玉昆,自愿到河北省一个农村种植果树,他栽培出许多新品种,每年获得丰收。他的果树栽培技术被推广到河北全省。
　　1964年被释放的42名战犯中,有28人受到各种奖励,8人被选为先进工作者。
　　目前定居香港的蔡省三,在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来大陆期间也是一路陪同,还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而蔡省三的夫人在弥留之际对他们全家的遗言,有如下一句:“要记住,没有中国共产党‘给出路’的政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38期,作者为该刊记者。标题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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