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话语之魂【寻找工业之魂】

　　 　　第二个十年（1959－1968）迷乱年代 　　 　　当1959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对于本国工业即将在未来三年里遭遇的曲折命运，还似乎毫无清晰的预见，人们依旧沉浸在几年来的陶醉与欣喜之中。他们根本不知道一场巨大的旱灾，以及伴随其发生的工农业的灾难、饥饿与痛苦，即将肆虐中国的大地。
　　
　　一
　　
　　1958年是风暴之前的平静。诡异的是，那是相当风调雨顺的一年，各地的农田取得了大量的收获，这种丰收又被解释为“大跃进”运动的成绩，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开始为如何处理过多的粮食而担心。刚刚结束的以苏联为模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被证明是相当成功的，工业产值的年增速接近20％。大量新建的工业项目在1959年已竣工投产，为这个新生的国家生产出各种新奇的设备与生活用品，工业产量的激增带给人们一种欣欣向荣的幸福感，而中国的领导人也顺理成章地认为，这些成就完全是拜过去一年里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所赐。
　　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苏联仍是一个无比光辉灿烂的榜样。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五年计划”被中国领导人奉为圭臬，他们试图效仿苏联的成功，优先发展重工业，将工业企业集中到城市，并筹划着对经济实施全面的引导与控制。
　　然而，毛泽东等人也明白本国的窘境，毕竟中国的工业基础与苏联有天壤之别，他们想要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道路。而从1956年赫鲁晓夫上台开始的苏联的巨变，也为中国领导人求新的想法增添了推力。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经济恢复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些成绩也使他们在民众中赢得了公信力。但中国仍然处于艰难的环境之中，它与美国处于敌对状态，与苏联、印度等邻国的关系日趋紧张，危机四伏的境况带给中国领导人一种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又转化为对快速成功的渴望。他们希望美好时光能够延续，就像曾经在战争中以惊人的速度击败了国民党军队一样，在经济战场上也收获让全世界瞠目的战绩。
　　毫不奇怪的是，中国领导人从自身的历史中去寻找革新的武器，于是他们找到了群众运动这个自延安时代以来便屡试不爽的法宝，他们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推动中国工业的革新和社会的质变。有了这个发现之后，中国领导人宣布，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于是在1958年夏秋之交到1960年上半年，中国掀起了两轮“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交通运输”的热潮。为了支持这种狂热，人们摆出了各种似是而非的哲学与历史的论据。针对一些犹疑的意见，人们提出这样的反驳：资产阶级的生产力已有脱胎换骨的飞跃，那么百万工农齐踊跃，敢教日月换新天，岂不更是入情入理，无可指摘？
　　后来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批评道，从19世纪后期开始，西方就走上了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发展经济的道路，而中国试图走一条苏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将投资驱动的增长发展到极致，并认定工业化的标志就是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比重占优，重工业产值在工业产值中比重占优。而在1959年，这种误解更被缩略为“在钢铁产量上赶超英美”这个单纯的目标。
　　
　　二
　　
　　中国在“大跃进”中提出了15年里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的目标。这个曾经辉煌的国度，在百年的没落中形成的屈辱感，此时演变为一种要与发达国家重新一较雌雄的渴望。中国政府和民众认定，虽然本国曾经落后，但只要以超出别国的速度直冲上去，昔日的耻辱便会如烟尘一般散去，毋庸再提。毛泽东豪情满怀地放言，就是要让“东风压倒西风”。无疑，要衡量这种力量对比，钢铁产量是一个清晰的指标。
　　于是整个中国落入了一种对 “钢铁元帅”的痴迷。务实的陈云等领导人提出的微弱的反对意见，在一片冒进的狂潮之中迅速沉寂。生产能力、燃料基础、运输能力等等经济上的考虑，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田野、街道甚至学校、住宅，无处不树立起了炼钢炉，炼钢行动使用了数千万的劳动力，以至于大量的庄稼与棉花烂在地里无人收割。在对钢铁热情的驱使下，数百万民众进入深山用最原始的方法寻找煤矿与铁矿，他们带着干粮和镢头，在崇山峻岭中跋涉，四处敲敲打打。除了工厂使用火车、汽车、轮船运铁运煤之外，民众推着手推车，驾着马拉大车，也加入了运输的大军。
　　中国人试图挣脱经济法则加在他们身上的束缚，实现一种神奇的增长率。所有呼吁冷静、克制、收敛的声音，都被责以“右倾”、“保守”的罪名。《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动群众打破常规》的社论，要求打破那些阻碍群众热情、活力与积极性的障碍，扫除那种消极、怀疑和保守的暮气。
　　1959年9月15日，河南省宣布在钢铁生产上打了一个大胜仗，声称全省在这一天产铁1.87万吨，全省还出现8个日产铁逾千吨的 “卫星县”。湖南邵阳的地方政府与民众豪情万丈――“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与此类似，“大兵团作战”、“千军万马”、“斗志昂扬”、“龙腾虎跃”、“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让困难见鬼去吧！”这些虚浮而激昂的词语，出现在农村的土墙上、报纸头版的红字里、地方领导人的高喊中，以及全民誓师大会上的喇叭里。《人民日报》专门发文介绍小高炉的建造方法与生产工艺。人们拆掉铁门与铁栏杆，拿出自家的锅盆，投入到熊熊的炼铁炉之中，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产量数字在地方政府攀比的狂潮中变得愈加离奇。
　　
　　三
　　
　　在这场狂热的突进运动中，在中国工业虚华的表象之下，真实经济的躯体已病入膏肓。“大跃进”期间所生产的钢铁合格率很低，大量树木被砍伐，炊具与农具被毁，人力疲敝，难以为继。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毛泽东等领导人试图纠正“大跃进”的方向，但在1959年7－8月庐山会议的争吵之后，狂飙突进派的观点占了上风。到了1960年初的时候，《人民日报》以“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作为社论的主题词。
　　但到了1960年时，事情已经很清晰，长年累月的经济强行军耗竭了这个国家的精力与民众的雄心。苏联人在1960年的撤出使许多工厂停工，饥荒在农村和城市中蔓延，大量民众非正常死亡，工业产值与生产率一落千丈。而中国的领导人们也发现，他们就像顺风航行许久的船员，满以为丰饶的新大陆指日可待，却不料恃勇轻进、急于求成的心态使他们落入了一个无比庞大的漩涡，等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航船从漩涡中拉出时，才发现自己距离大陆已经更为遥远，他们需要修葺被风浪打得伤痕累累的船只，重新找到航向。
　　1961年，中国开始对“大跃进”的错误进行调整。在新年的第一个月，一个语调完全改变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成为中国工业的新指针。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强调工业企业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要求企业扭亏增盈，增产节约。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大跃进”期间的灾难甚至被不留情面地归纳为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些举措给工业带来喘息的空间。1961年之后，中国工业经历5年的调整，终于得以恢复。1962年至1966年，工业总产值年增速达到18.67％，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由60％提高到90％以上。在科学家李四光的带领下，人们在东北和华北发现了油田。1963年，中国宣布原油实现自给。一年后，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的上空升起，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1964年8月4日，在美军与北越海军在东京湾的一次冲突之后，数十万美军进入南越。中国又迅速进入盘马弯弓的状态。毛泽东要求将集中在沿海与大城市的工厂迁移到内地，以建立战略后方。于是中国的工业化进一步扩展到了内部省份与边疆地带。1965年，中国经济实现了11％的增长率，这种良好的势头一直持续到1966年的上半年。
　　然而这些只是短暂的平静。毛泽东再次对中国的前景感到担忧。于是在1966年5月，一场比“大跃进”更为可怕的漩涡吞噬整个中国。各地的红卫兵开始进行“大串联”，地方政府的官员与企业领导人对于汹汹上门的红卫兵代表应接不暇。因为要为红卫兵腾出交通工具，煤炭、钢铁等物资堆积在铁路线上。《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这是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在此之后，是“打倒一切”、“全面夺权”、“全面内战”的浊浪，经济计划被废弃，各种工作规程被当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而遭到唾弃，从外国引进技术被骂为“洋奴哲学”，中国工业再次在集体无意识的狂热中全盘崩溃。工业总产值在两年里下降将近20％。
　　1968年真是奇怪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西方世界持续将近30年的繁荣与平稳，造成年轻人的厌倦与叛逆，巴黎的学生走上街头抗议戴高乐政府，反对越战的伦敦游行者冲击美国大使馆。这一切使得1968成为激情的代名词。而在中国，人们在感受到另外一种厌倦与叛逆，1949年以来持续将近20年的激情在逐渐消退。
　　到了1969年的时候，人们明显已经对于经济混乱感到难以忍受，武斗停止了，周恩来开始主持编制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工业总产值取得了34.3％的增长率。但像1959年一样，人们依然无法预见前路的波折，而要再经过坎坷的十年，中国工业才会真正走上一条冷静而务实的道路。
　　（4月6日《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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