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三次收回香港失败】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

　　抗战期间及日寇投降时，蒋介石趁着中国在反法西斯阵线中地位增强的机会，曾先后三次提出收回香港，然因当时中国是大国而非强国，或遭英国无理拒绝，或美、英狼狈为奸施加压力，使公理难敌强权，结果香港回归梦未圆。
　　
　　英占香港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香港本岛(1842年-道光22年-鸦片战争后，英国依照《中英江宁条约》割据)；二是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一带(1860年-咸丰10年-被英国侵占)；三是九龙半岛深圳河以南及附近诸岛,惯称“新界”或“九龙租借地”(1898年-光绪24年-英国强行租借)。
　　
　　废除旧约签订新约谈判中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不过半月，日军从英国人手中夺取了香港。
　　美、英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中国发布《宣战训令》，公开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并宣布：所有一切条约、约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中德、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
　　近代以来，东西方列强强加给了中国多个不平等条约，而今国民政府公开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得到各界一致拥护，在全国掀起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热潮。
　　1942年3、4月间，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和宋美龄，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希望尽早废除先前强加于中国的旧约，另签平等互利的新约。其时的中国，已与美、英建立了反法西斯的盟国关系，又是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的四大国之一，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又因坚持抗日六个年头的中国军民，紧紧拖住了百万日军，显示了无尽伟力。
　　罗斯福把美国政府的意向通报给了英国，英国首相丘吉尔声称只能部分废除。保留的部分，就包括了香港。
　　1942年10月9日，美、英两国同时通知中国，准备马上就废约问题与中国谈判。中国与美、英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谈判展开。朝野都以为，随着中英间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只等打败日本，香港就可以回归祖国怀抱了，然而事与愿违，虽然与美国的谈判颇为顺利，但中英之间的谈判却在香港问题上陷入困境。
　　英国首席代表、驻华大使薛穆，根据首相丘吉尔与外交大臣艾登的指令，在向中国政府递交的《备忘录》中，对于归还香港只字未提，且公开宣称：英国在香港问题上决不会发生丝毫动摇与妥协。英国首相丘吉尔更说：“我当国王的首席大臣，并非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土地。”
　　蒋介石虑及英国的态度，从维护盟国友谊以利反法西斯大局出发，作出了让步，只要求废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即归还九龙租借地，至于被割占的香港本岛及尖沙咀一线，且待以后另行谈判收回。
　　英国连新界也不愿归还，远东司司长克拉克申述其所谓理由：“租借地的大部分地区对香港的经济上和战略上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坚决抵制中国的这一建议，毫无疑问，中国的计划是要把我们一步一步地挤出香港。”
　　11月20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指示薛穆：“中英之间要讨论的条约，与包括九龙租借地在内的香港任何部分毫无关系。”中国政府针锋相对，外交部处长吴国桢批驳说：“租借地与租界本属同一范畴，既然中英新约将取消在华租界，理所当然应在谈判之列。”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也曾一再强调收回新界的要求。蒋介石甚至表示，如果中英新约内不包括收回新界，他就不同意签字。但英方也抱强硬态度，坚持此前方针。
　　12月23、24日，艾登一连二次电令薛穆：新界问题不在此次谈判范围之内。他甚至扬言，即使因此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蒋介石再作让步，放弃在新约中载入收回九龙的条文，但要求英方声明，承诺战争结束后归还新界。英国政府又拒绝了，内阁会议决议：不能接受中国要英国作出战后承诺的要求。艾登指示薛穆：如果中国坚持，我们只好不签订条约。
　　12月30日，薛穆将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通知了宋子文。由于英国的顽固执守，中英间的谈判进入了死胡同。要么谈判告吹，要么签约而不提收回新界，左右为难的蒋介石最终听从了宋子文与驻英大使顾维钧、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的建议：新约是英国人送上门来的厚礼，先收下了再说，不能错过，中国政府在签订新约的同时，公开声明要求英国在战后归还香港。
　　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约》在重庆正式签订。签约典礼上，宋子文向英国代表薛穆递交了一份照会，单方面声明对新界问题保留日后讨论之权。
　　
　　美中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上
　　
　　1943年夏秋季节，反法西斯阵线在欧洲、太平洋与中国战场节节胜利。9月8日，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盟军开始向德国首都柏林进击；败绩接踵的日军则退守“绝对国防圈”。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曙光显现。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建议下，11月22日起，美、中、英三国首脑聚集开罗会议，商讨战后重建世界秩序之事。
　　蒋介石视此次会议是再一次争取英国归还香港的良机，于是一到开罗，赶紧与夫人宋美龄会晤罗斯福，请求美国的支持，罗斯福作了令人鼓舞的表态：英国是不应再在香港享有帝国主义的特权了，战后可由中国先行收回香港，然后再宣布香港为全世界的自由港。
　　罗斯福言行一致，真的向丘吉尔提出了香港问题，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但丘吉尔拒绝与罗斯福讨论香港问题：“只要我还在首相任上，就不想使大英帝国解体。”
　　开罗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时，时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向参谋长、美籍将军史迪威提出，由中美联军收复广州、香港等中国沿海地区。丘吉尔极力反对，主张应有英军参与，并振振有词说：“香港是大英帝国的领土，英国军队必须参加广州湾登陆作战，从日本人手中夺回香港。”
　　
　　蒋介石反驳道：“香港原本是中国领土，被英国强加不平等条约所割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人被日军从香港赶走，而今，中国正在为独立自由而战，正在以鲜血和生命为收复香港而战，所以香港必须归还中国。”
　　罗斯福也再次劝说丘吉尔把香港交还中国，并建议二战结束以后变香港为国际自由港。
　　丘吉尔对此强硬回绝道：“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否则休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分离出去！”
　　
　　抗战胜利香港日军投降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统帅部公布了各盟国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香港被规定在中国受降区内。这样，理所当然由中国接受香港的日军投降了，蒋介石决定乘此机会，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但英国一心重占香港。
　　8月16日，英国政府公告：“香港不应被包括在中国境内，英国在香港拥有主权。”同时，命令其太平洋舰队司令哈克尔少将，率所部从驻地菲律宾赶驶香港。其用意是捷足先登接收并占领之，造成既成事实。也在这一天，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一项照会，告之英国政府正在安排派遣必要的军队，去重新占领香港，恢复香港行政。国民政府外交部处长吴国桢，遵照蒋介石的旨意复照薛穆：英国的要求与盟军统帅部关于受降的命令不符，英国政府及任何国家不得在中国战区擅自接收。
　　18日，蒋介石任命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受降主官，接受广州、香港、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地区的日军投降。张发奎命令第13军集结于宝安，待命进入香港执行受降接收任务。
　　19日，薛穆又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自说其道：盟军统帅部规定蒋委员长将接受中国境内之日军投降，此不能解释为包括香港。英国当初被迫弃守香港，而今由英军接受日军投降，事关英国的荣誉。
　　围绕由谁接收香港的问题，中英两国针锋相对，且都已指派了接收部队。蒋介石又寄希望于美国，但此时，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原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病逝，由杜鲁门接任总统。杜鲁门违背了美国政府的原有立场，接受了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的请求，让英国接受香港日军投降，并重新管理之。这背后原因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西方矛盾上升，在未来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中，他确信英国这个盟友较之中国重要且有用得多。
　　对于美国政府的出尔反尔，蒋介石失望不满又无奈，在致杜鲁门的电报中改变了收回香港的初衷，仅要求由中国受降：“如果美国确已同意英军在香港受降，中国政府可稍为调整既定之方针，即先让日军向中国投降，然后再由中国政府授权英国重新管理香港。”
　　蒋介石的让步是够大的了，连收回香港也不再坚持了。
　　但杜鲁门认为没有达到英国的要求，他支持英国、牺牲中国的主意已定，复电蒋介石，坚持香港日军只能向英国投降。蒋介石虽然气恼怨恨，但不敢不听其“忠告”，可是完全按英国的要求操作，不只颜面丧尽，更恐激起各界声讨。为了挽回面子，减轻舆论压力，蒋介石提出了“授权受降”法：即由他以中国战区统帅的名义，授予英国军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之权。又是大失所望，英国首相艾德礼并不领情，通过驻华大使薛穆转告蒋介石：“英国政府不能接受‘授权受降’，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之权只在英国。”英国人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令蒋介石难堪之余，大为光火，他强硬地说：“余委托英国军官接收香港之主张必须贯彻，特委任英国哈克尔将军代表余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香港日军之投降。请大使先生转达英国政府，如其不接受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他还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通报了这一决定：不管英国方面接受与否，余均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身份，任命哈克尔为余之受降代表。
　　这时，第13军已奉蒋介石之命，浩浩荡荡开进了九龙。
　　蒋介石如此强硬，为英、美所始料不及。美国总统杜鲁门眼看中、英双方的军队都已接近香港，极有可能发生冲突，如果打起来，会让苏联集团坐收渔利，于是急电艾德礼晓以得失，要求他适可而止。艾德礼三思而后行，提出了一个有所退步的折衷方案――“双重身份受降”。就是同意蒋介石的委托方式受降，但哈克尔少将不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而且代表英国政府。
　　9月16日，香港日军投降仪式举行，日本守备司令冈田梅吉及华南舰队司令藤田平太郎在降书上签字，哈克尔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及英国政府代表的双重身份，接受了日军投降。国民政府代表罗卓英出席了受降典礼。
　　这样，“米”字旗重新在香港升起，英国再度霸占了香港，直到1997年香港才最终实现回归。
　　 （7月2日，《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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