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　不减的俄罗斯情怀】 俄罗斯情怀

　　 　　2006年，在中国举办的“俄罗斯年”友好而热烈。作为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俄罗斯作家协会在北京为中国翻译家、学者举办了颁奖大会。我国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画家高莽先生荣获“高尔基奖章”。高莽先生从事俄苏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多次获得普希金奖章、奥斯特洛夫斯基奖章等俄罗斯文学奖。“和前几次一样，我能为中俄文化交流做一些事情，心里自然很激动。”高莽先生说，“2007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两国友好交往活动频繁。前两天，我收到俄中友协的邀请函，邀请我于今年到俄罗斯举办我的个人画展。”
　　显然，一说到中俄文化和中俄友谊，高莽先生就有说不完的话。
　　
　　把《保尔?柯察金》译介到中国，却自言没什么站得住的作品；为数以百计中外名人的画笔所描画，偏“自得”于给上百中外名人画过像；唯恐记错生日的亲友尴尬，半年里有人来时皆“不迟不迟，正好八十”……3月，《高贵的苦难――我与俄罗斯文学》刚出版；文画集《历史之翼》又将诞生。这位年过八旬的翻译家、作家、画家表示：“越老越不敢翻译了。”
　　
　　几十部译著，高莽感觉站得住脚的没几部，“我文字上不行”
　　
　　高莽曾慨叹，当他稍稍理解中国传统艺术的高深意义时，人已年近半百。在他的记忆中，孩提时代的哈尔滨，是一座有异国情调、充满诗情画意、又“畸形”的城市。1933年，他就读一所教会学校，那里的十年，成了他人生所有的学校教育。老师主要是俄侨，用俄语授课。这位中国人的艺术启蒙，是俄罗斯小说、俄罗斯诗歌以及俄罗斯绘画。
　　几十部译著，高莽感觉站得住脚的没几部，“我文字上不行”。1946年，他在哈尔滨已小有名气，“大伙儿都知道我是搞翻译的”，但延安一位老作家，看他翻译的照片说明时说他语言不纯。“说我语言不纯，我吓一跳。后来想想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恶果。”那以后，他开始“认认真真学汉语”。“文革”结束时，他出版一本集子，里面有他上世纪四十年代翻译的作品，编辑说他“三十年文字上没有进步”。这让他觉得“五雷轰顶”：“当时我已做编辑了，还是文字编辑。”此后，他找来老作家们翻译的作品，比照学习。“巴金、瞿秋白、蒋光慈、曹靖华、戈宝权等怎么翻译，怎么用词儿，我用心思考与琢磨。”
　　若干年过去了，有一次巴金给他写信，提及他外语、中文都不错，让他甚感欣慰。“我慢慢悟出来，语言是非常需要下功夫的一门学问。同一个词儿，它可以有很多种说法。翻译哪儿那么简单？！戈宝权曾跟我讲过，他说自己越到老年越不敢翻译，乍听我还觉着他是客气，现在我也越来越不敢翻译了。只不过还有股顽强劲儿，想碰碰那些带棱的硬石头，看看怎么能把它滚圆了。学会一件事很简单，会中文、会俄文……真正掌握语言艺术、语言特征，就太难了。什么事都很难。”
　　
　　学画于列宾的学生，却不敢说自己在绘画上和列宾有什么“瓜葛”
　　
　　年过八旬，至今难忘孩提时代的三位俄罗斯籍美术老师：第一位叶?斯捷潘诺夫，在当地颇有名气的油画家，他只给高莽上过大课，但教会了他“色彩也会说话”的道理――五十年后，高莽在俄罗斯驻华使馆的门厅里“邂逅”了老师的作品。第二位奥西波夫，在哈尔滨以临摹油画出名，教会了他临摹，此外还教会了他怎么做画布。第三位阿?克列缅捷夫――这位老师对高莽绘画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是大画家列宾的学生。1943年，克列缅捷夫为自己的学生举办了一次画展，高莽的《自画像》参展――这是他最早被报章评论的作品。这幅画一直被珍藏着，只是高莽不敢说自己在绘画上和列宾有什么“瓜葛”：“怕给列宾丢人。列宾的徒子徒孙画得如此这般，太惭愧了。”
　　17岁，是他生命中重要的一年。除了第一次展出了画作，还在中文报纸《大北新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译作――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虽然是个豆腐块儿，我还是高兴地蹦了起来，手都摸着天花板了――当然，哈尔滨那房子矮。”
　　50岁，他放弃油画，改习国画。
　　今年是俄罗斯“中国年”，高莽原本接到俄中友协邀请，于今年10月赴俄举办个人画展。现在，他说没准就不去了：“看我的外表像是不错，其实内部零件儿都不行了。到那儿以后，万一出点什么事儿，给人家添麻烦”。此外，“作品你看着好，人家行家一看，都什么呀？！我画的国画，都不敢称之国画，笔墨掌握得不行。展览，头一天热热闹闹，大家都来了，下午就没人看了。”
　　
　　母亲走时忘了给剪脚指甲，高莽心里一直放不下
　　
　　
　　1947年，高莽把俄文剧本《保尔?柯察金》翻译成中文，中国舞台上第一位冬妮娅的扮演者孙杰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两人同属虎，所以家里到处可见布的、泥的、毛绒的玩具老虎。杨绛等几位前辈和好友为这个家题写了“老虎洞”三字；而且“我俩‘同一天生’，她阴历，我阳历。相差一个月多一点。”去年二老八十寿辰，许多中外朋友惦记，高老说：“这个生日过了几个月。过了阳历过阴历。有一天，俄罗斯作协打来电话，问我生日按照阴历过了没有。那时按阴历生日已过了两天。我说没过，免得让别人不好意思、扫兴。他们那边挺高兴，说那还来得及，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俄罗斯作协以主席加尼切夫为首等四十多人签名的贺词。后来，就不管哪天了，谁来咱们就索性默认那天生日了。”
　　比他大一个月的妻子眼睛失明已十余年，高老一直悉心照顾。家里挂着一幅华君武的漫画，画上两只老虎亲热地依偎在一起，一只用双爪蒙着眼睛，旁题曰：“不是害羞，是点眼药的恩爱。”据女儿介绍，母亲有事情总是叫“高莽、高莽”，“很少叫我，我看着急了就帮她做了；父亲好使唤，因为无论她动作有多慢，父亲当时有多忙，他都会应声，并在一旁候着”。
　　现在，高莽最懊恼的事是――102岁的母亲走时，他没有给她修脚。“我一直觉得对不住母亲。她是裹脚的，指甲长到肉里。她一般能自己动手修脚时，坚决不让别人插手。平常都是自己修剪，弄得血淋淋的。她走的时候，我就应该给她修剪。这个事儿老在我脑子里转，为什么当时我就没有剪呢？”
　　
　　中国知识分子有刚强的一面，也有软弱的一面。有时做事有被迫或违心的时候
　　能走到今天，在高莽看来，是个“惊喜”。50岁时，他不知得了个什么病，医生给他开的假条，都是一周一周的休息。“意思是你必须休养，但假条我都没有上交。不好意思。大家都在工作，你老请假。那些假条都保留着，留作纪念！”
　　1945年起，他先后在哈尔滨、沈阳、北京中苏友好协会任口语翻译。当他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工作时，中苏关系有一阵“并不友好”。“现在看来，那真的是一个不小的波澜。”高莽说，但即便在那种时刻，他也没有失落与沮丧。“德国，并不因为出了个希特勒，我就不喜欢贝多芬了。俄罗斯民族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给了我信心。俄罗斯出现了那么多顶级的人物，我所爱的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家，还有好多画家、音乐家。我相信这些文学艺术的深刻思想和美会是持久的。”
　　在他的翻译生涯中，有一页是高莽的“痛”。阿赫马托娃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女诗人，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1946年，苏联大肆批判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那时，我国非常重视苏共的文件。他翻译了这个批判的决议，但此前他并没有读过这两位作家的作品。这个决议和报告把阿赫马托娃骂得一无是处，说她是“混合着淫声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云云。“文革”后，他想了解阿赫马托娃为何挨骂。当他在图书馆借到她的原著时，他醒悟了。她的长诗《安魂曲》，让高莽深切地感受到阿赫马托娃的爱国爱人民的胸怀和正义感。现在，他还常常想，“那个时候脑子怎么那么简单？”后来，他专程去瞻仰她和左琴科的墓，凭吊这两位作家，也写过文章悼念他们。
　　言及此，高莽感慨：“中国的文化历史太悠久了。中国知识分子什么事都经历过。大风大浪，升腾降落。中国知识分子有刚强的一面，也有软弱的一面。有时做事有被迫或违心的时候。能不能设一专门的学科，深入地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在不同情况下的心态与表现？”
　　
　　“你知不知道丁香花有几瓣？”
　　
　　高老本姓宋，小时候叫宋毓槐，爷爷见他老生病，说槐树上好长虫子，这名字得改。后来他改成了今天的名字。
　　高老问我：“你知不知道丁香花有几瓣？”我遗憾地摇摇头。高老说：“四瓣。如果你能发现五个瓣儿的花朵时，你就发现幸福了。这是俄国人的迷信。小时候，家里种了多株。跟俄国孩子在一块儿，看着五个瓣儿的，就赶紧吃掉。只是生活一直没见好。”丁香喜阳光，耐寒也耐旱，对土壤几乎没什么要求。他说自己特别喜欢丁香，搬来北京后，在自家门口种了一排，有紫红的、有白的。“一看到丁香花就想到小时候，想起哈尔滨。”
　　他很早就对女儿说过，用他的骨灰种一株丁香花，留个纪念。女儿原本在巴西工作，十几年前孙杰眼睛失明后就回国了，一直陪伴双亲左右。现在父女俩天天“贫”。高老说不愿躺在床上，与其那样，不如安乐死；还说愿意先把夫人送走，哪怕就早一分钟。“她眼睛不好使，我先走，撂下她一步都对她不住。”
　　曾有媒体把高老名字错印成“高葬”，他一点儿也不生气，还把这个名字纳为“笔名”之一。
　　“生活中有很多偶然。我从事文学翻译、作画、写文章，都是出于偶然。不知命运是在怎么安排我的。”高莽说道。
　　（4月2日《北京青年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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