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文化老人张中行|世纪老人

　　 　　采访张厚感先生，是在北京虽已初春却十分阴冷的一天。天色灰暗，我们坐在张先生家的客厅里，听他讲即将被一个百岁老人带走的故事。作为与张中行先生共事多年的晚辈、同事、挚友，同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的他，因刚刚牵头完成一篇沉重的写作――张中行先生的悼文，脸上明显留着疲惫。我们的采访一次次被打断，张先生的手机响，电话响……而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一个名字展开的，那就是2月24日溘然长逝的世纪文化老人――行公。
　　
　　1.著名语文教育家，学者，作家――我相信这样的称谓行公本人也会认可
　　记者：您一直称张中行先生“行公”，这个称谓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张：“行公”只是我们小圈子里的叫法，因为他随和，好玩，而大多数人还是称他“张先生”。
　　记者：您愿意谈一谈和张先生最后见的一面吗？是在什么时候？
　　张：过了年就听说，行公的身体很虚弱，不吃饭，喝奶也吐，只能靠输液维持，家里人着急，就把他送进了医院。行公去世前几天，人教社老干部处的同志就找到我，说行公情况不太好，社里要我提前准备悼词，但不要声张。我放心不下，就和几个同事及外地朋友去了医院。我们进病房的时候行公正在睡觉。我们轻轻把他叫醒，让他吸了点氧，精神看起来不错。我问行公：“认识我是谁吗？”行公很清晰地说：“张厚感！”另外几个同事，行公也都能勉强认出来。这样，我们都觉得情况比较好。我还对行公说：“山中常有千年树，路上难逢百岁人。您要争取活到一百岁啊！”没想到那次竟是见行公的最后一面。
　　记者：概括一位世纪文化老人的一生并非易事，您是以什么样的思路来完成的？
　　张:行公去世之后,我在第一时间得到通知,让我来执笔写讣告和悼文。我想,首先就要凭我的理解定一个大的“调子”。现在很多外界舆论把行公称作“国学大师”,或者“通儒”什么的。我认为这不准确,行公在世也不会同意。顺便说,“国学大师”这个称号安在启功先生、季羡林先生身上也都不一定合适,因为他们的研究领域毕竟没有涵盖“国学”。像王国维、陈寅恪这样专门研究传统文化、学术的大家才能称得上“国学大师”。所以我对行公的定位就是――著名语文教育家,学者、作家,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我相信这样的称谓是公允的,行公本人也会认可。
　　记者：为您非常熟悉、崇敬的张先生这样的大家写“盖棺定论”的文字，您的压力一定不小吧？
　　张：那是自然的。千余字的文章我们改了五六稿，可以说是字斟句酌。比如怎样写行公去世，和所有人一样写“因病医治无效”？太一般。我们最后用的是“停止呼吸”，“无疾而终”。这是事实，是一种人生境界。行公走得很安详，驾鹤西去，达到了这种境界。用老的说法，是“祖上积德”。据说夏衍临终前就对上海来探望的人很自豪地说：“回去告诉上海的朋友，我夏衍是无疾而终！”丘吉尔逝世更妙，他手指夹着哈瓦那雪茄，桌上放着法国香槟，爱犬蹲在一旁，壁炉里火烧得正旺，他“端坐安乐椅上长辞而去”――这是什么样的境界啊！何况行公享年98岁，就是百岁老人嘛。他生前也说过：“人生活到这一步，是比较满足的了。”
　　记者：送走行公，现在看，您觉得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呢？
　　张：还是有点小遗憾。悼词定稿之后我们才想起来，忘了一层很重要的意思。西谚有云：“失去一个老人，等于烧毁一座图书馆。”行公的逝世，是我社教材事业的巨大损失，也是我国文化教育界的巨大损失――这段话是要写在悼文里的啊！我们怎么就把它落下了呢？后来想补时间却来不及了。
　　记者：有什么办法来弥补这个缺憾？
　　张：这两天我总想再写点什么东西送行公，但是脑子一直很乱。想写首诗，也刚出来两句：与公相识恨时晚，廿载沙滩几度谈。因为我和行公是北大中文系校友，他毕业比我早三十年，我们都有很深的北大情结，后来又多年在同一办公室里办公，饮酒吟诗，赏砚临池，其风骨，其智慧，沁人心脾。我们之间有真挚的亦师亦友之谊。刚刚我们一位年轻的同事还发短信给我，他写了一副挽联：先生古之真人也负暄说禅论顺生大寝不梦；后进今者假想矣倚篱耕字悲逆旅小康即安。他就是曾为行公诗集《说梦草》写后记的才子李世中，与行公的友谊非同一般，情同祖孙，可见行公遗爱之广。
　　
　　2.他心态平和，就像一泓秋水，波澜不惊
　　记者：您和张先生共事二十多年，觉得张先生最重要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张：豁达，看得开，从来不生闲气。举个例子。有一次，行公被老伴支派去买点肉馅来包馄饨吃。他来到北大东校门外成府路的副食商店，售货小姐称好了肉馅，叫行公把钱放在一个盘子里。行公没听见，把钱放在了柜台上。该小姐很不高兴：“叫你把钱放在盘子里，怎么搁这儿啊？成心啊！”行公赶紧说对不起，我刚才没听见。你知道那小姐接着怎么说？――“那我骂你你听见了没有？”行公没说话，扭头出门，悠然打道回府了，“真的”没听见。后来行公在未名湖散步，跟北大的老教授说起此事，他们听了，都说――妙！
　　记者：这也是张先生的长寿秘诀吧？
　　张：应该是。行公八十多岁的时候，每周还到沙滩单位三四天，审稿子，看校样，会晤朋友，处理信件；另外三四天在北大家里，主要就是写东西，每周七八千字的产量，雷打不动，一天工作十来个小时毫无倦意。他还“训”我呢：“在人教社工作是有时间读书写作的啊！你年轻为什么不多写点东西？”他自己出门就是挤公共汽车，从来不叫出租车，提着两壶开水能自己走上四楼。我觉得行公能长寿关键就在于他心态平和，就像一泓秋水，波澜不惊。他总是乐呵呵过日子，从不自寻烦恼。有时候得了一方手感滋润的砚台，行公一天能摸好几遍，还让同事摸，朋友摸，指指点点，他能高兴好些天。
　　记者：除了豁达，张先生还有什么给您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张：行公是性情中人。前几年有记者采访他，说到生死观的问题，问他如果去世了可有什么留恋？行公说，当然有，帝王会留恋天下，我等凡人，留恋的无非是男女之情。记者又问行公，那您有没有情人？行公很干脆地回答：“有！”行公写过一篇叫《情网》的文章，里面就讲，在我弥留之际，如果“情网”中人能来看我，“执手相看泪眼”，我就满足了。
　　记者：看张先生的文字，的确是性情文章。
　　张：前些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行公还出了一本书，就是讲妇女问题的。行公总是说，人生根本就是“饮食男女”四字，“饮食”好满足，“男女”却是满足不了的，但我等人也无非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罢了。外国有句谚语，大意是如果一个女孩子很漂亮，男孩子不喜欢她的话，就都对不起上帝。行公有一次跟我讲，年轻的时候，几个朋友约好了去看赛金花，结果没去成，真是终生遗憾。若是见了，不知又能作出一篇多漂亮的文章呢！又说还曾和朋友约好去看魏喜奎，结果找错了地方，失之交臂，也是人生一大憾事。
　　记者：能说说张先生的家人吗？
　　张：行公的老伴是三年前过世的。那时候行公的身体已经很虚弱，常常住院。老伴就由保姆和女儿女婿轮流值班照顾。老太太身体本来很好，可是有一天从床上掉下来，摔着了。当时正是闹非典的时候，也不敢往医院送，结果一星期之后老太太就过世了。行公那时虽然身体不好，但一点也不糊涂，这件事他心里应当很清楚，但是没有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始至终没说过一句。
　　
　　
　　3.行公的功底深厚，他编课本，出诗集，写散文，写哲学、佛学的书……还指导朋友编写过菜谱呢
　　记者：很多媒体都说张先生是“大器晚成”、“厚积薄发”，您认为是这样吗？
　　张：不是，这么说不准确。他是哲人、诗人，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读罗素的书都是英文原版的。行公成就最高的当然是散文，但其实他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写的语法本子就很有影响力了。而他的兴趣却不在于此。他和我说过苦衷，涉足语法，一来感到安全，二来为了生计。当时行公的父母还都在世，加上岳母，三个老人；下面有四个女儿；老伴又没工作。全家只靠行公一个人每月的百把块钱工资生活。行公就在那段时间写了《紧缩句》、《非主谓句》等，反响很好。上个世纪50年代、70年代，两次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语法会议他都参加了。我还记得行公曾经非常自豪地对我说：“赵元任先生还引用过我书里的例子呢！”就靠这些小册子，行公送走三位老人，把四个女儿拉扯大，并送进了大学。
　　记者：哦，第一次听说。
　　张:不光语法书啊。行公的功底非常深厚，他编课本，出诗集，写散文，写哲学、佛学的书，一般人都知道，而有所不知的，他还指导编过菜谱呢！北京鼓楼前有个有名的马凯餐厅，我和行公还有人教社的同事常去那儿吃饭，一来二去，和经理还有厨师等关系很熟。后来我们还帮助他们出了一本《马凯名菜谱》，行公亲自修改、定稿，由北京出版社出的。当时，逢叫整桌菜的客人就送一本。现在那个餐厅迁走了，行公也谢世了。真是人世沧桑啊！
　　记者：您本人最推崇的是张先生的什么作品呢？
　　张:我当然也是最推崇行公的散文的。不要说文字,随便翻开他一本书,比如《流年碎影》,单看看那些标题――“抄风西来”、“伤哉贫也”……多么贴切,多么灵动!再看前面的图片,这张和启功先生举杯的合影,下面是行公自己加的话语――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绝妙吧？
　　记者：说说您给张先生的书作序的事吧。
　　张：前辈请晚辈、先生请学生作序,行公可能是头一份。1991年我们人教社出版了行公的《诗词读写丛话》,我是责编,行公执意让我写序。我当时找了同是北大同学的陶文鹏一起写,因为牵涉到对行公诗词作品的评价,我感到没把握。还不敢称序,只叫前言。我们写了拿给行公看,他一字未改。后来1995年又出了《说梦楼谈屑》,也是我作的序,又请同是北大同学的吴坤定参与。这次行公动笔了,我一看,只改了一处,我说他“文笔之奇高,有人叹为当今的《世说新语》”,行公把前半句改成了“文笔之奇,之高”,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只加了一个标点,一个字,一下子就提升了一个层次。我还和行公开玩笑:“您这是又把自己拔高了啊!”其实这本书行公本来没找我写序,找的是前面说的老吴。后来吴兄说不熟悉作品,他拿着书稿来让我写,我就说:“你怎么就不理解行公的本意呢?我‘吹捧’过他了,行公是想多找一个人‘吹捧’呢!”我们哈哈一笑!
　　记者：行公大智慧，处事真有意思。那张先生自己呢？对自己的作品他怎么看？
　　张：行公晚年的文章，这十几年是文坛的热门话题。虽说外界褒贬不一，但总是褒多于贬。行公本人觉得读者有不同意见，很正常。有一次他接到一封读者来信，说他的文章通篇都是无用的废话。他看了就是笑笑，还很认真地给人家回信。有小报披露他年轻时候的恋爱婚姻生活，颇有微词，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很多朋友都怂恿他写文章澄清，他却觉得不值得。他说，年轻时候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小事一桩――我的态度还是“知道了”。
　　
　　4.行公与杨沫：无以评说的纠葛
　　记者：大家都知道张先生是杨沫的前夫，所以有一个最让人关心的问题，张先生究竟是不是“余永泽”？
　　张：《青春之歌》面世之后，在世人眼里，林道静成了杨沫的化身，行公成了余永泽的“模特”。杨沫曾向行公打招呼，那是小说，请不要介意。行公说，我知道是小说，我不看；但心里想，如果是我，就不这么写。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行公和杨沫在北京的西郊相遇。言谈话语之中，杨沫对自己再婚的丈夫有些抱怨和不满的话。行公一句话也不接，只对杨沫说，我们只叙别后，不谈家庭。
　　记者：那么张先生后来对杨沫的态度呢？
　　张：“文革”中，有人来调查杨沫的历史，问行公，杨沫是否加入过国民党。行公答：不，她进步。那人就说：你怎么能够否定？我们掌握材料！行公回答：我根据她当时的思想表现，认为她不会加入这类组织；你们既然掌握了材料，又何必来问我？当时行公也正在受审查，一个已经“斯文扫地”的人，对面是吹胡子瞪眼睛的人，他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有道行。
　　记者：也就是说，他们两人可以冰释前嫌了？
　　张：不是这样的。杨沫复出之后，听说行公说真话，没伤害她，很是感激，慢慢两人的来往就多了起来。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让两人重新有了隔阂。当时有个年轻的女作家来采访行公，让他说说自己和杨沫的往事。关于两人分手的原因，行公说的就和在《流年碎影》里写的一样，说当时杨沫在香河，自己在天津，有一天接到香河来的一封信，说杨与在那里暂住的马君来往甚密，劝他如果还想保全这个家庭，最好把杨沫接回来。后来他虽把杨接回了天津，但从此有了隔阂，彼此都很痛苦，不久就分手了。但后来那个女作家发表文章的时候，用了小说笔法，描述成第三者插足，还“发挥”说，从小说到现实，革命加爱情的八股不见得多美满等等。杨沫看到之后很恼火，认为是行公怂恿作者这样写的，从此与行公又疏淡了。
　　记者：张先生难道不觉得很委屈吗？
　　张：其实行公一贯主张写人记事与写小说要分开，这件事实在让他有口难言。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杨沫出了本书，写“我的三个爱人”。写到行公，虽然肯定了他在“文革”中敢说真话，但说起年轻时的感情纠葛，还是老调重弹，说他“负心、落后”，多有不是。行公看了，觉得仍然是小说笔法，他自己还是保持“知道了”的态度，继续沉默。他私下里说，年轻时候的恩怨是非，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读者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不解释。人都这么老了，炒来炒去没意思。
　　记者：我知道张先生和杨沫有一个女儿，但她为什么姓徐呢？
　　张：我也问过行公这个问题，他说是因为小时候曾把女儿寄养在冀南的一个徐姓人家。每次行公提到徐然，总觉得欠女儿点什么，我猜是因为未尽抚养情义吧。
　　
　　就在我们即将结束采访，准备告辞的时候，天空忽然飘起了鹅毛般的雪花。张厚感先生站在窗边看了一会儿，忽然扭头对我们说，请等一下。接着他走到书桌边，铺开宣纸，完成了他那首一直想送给行公的诗――
　　哭行公
　　沙滩长恨相逢晚，
　　廿载千番促膝谈；
　　赏砚吟诗品小酒，
　　明月何时照公还？
　　
　　延伸阅读
　　
　　悼张中行先生
　　
　　著名语文教育家，学者，作家，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张中行先生，于2006年2月24日凌晨2时40分，在北京无疾而终，安详地停止了呼吸，享年98岁。
　　我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深切地缅怀这位世纪文化老人！
　　张中行先生1909年1月7日出生于河北香河一个普通农家。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35年大学毕业后，曾任教中学、大学，主编佛学杂志。1951年2月起任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及教学研究工作，历时半个世纪之久，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在叶圣陶先生领导下，张中行先生先后参加了《语文》、《汉语》、《文学》、《古代散文选》等多套中学语文教材及图书的编写、审读工作，主编了《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期间，为普及中学语法知识，还著有《紧缩句》、《非主谓句》等多部语文著作。晚年退休后，作为特约编审，他审读了多种教材及课外读物，特别是对文言作品的选注、解读，严格把关，一丝不苟，表现出老一代编辑家严谨的治学作风，受到社内外同仁的高度赞誉。
　　从中学时代起，张中行先生开始接触新文学，博览群书，追求新知。在沙滩红楼的大学四年，他开阔了知识视野，接受了科学、民主思想。毕业后，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思考人生问题，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哲学典籍，研读英文原版知识论、认识论著作，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哲学观。
　　张先生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功底深厚，文笔奇高。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活力焕发，以古稀之年，笔耕不辍。1986年《负暄琐话》面世，以冲淡平和的笔触，写人记事，怀旧伤远，别具一格，令世人瞩目。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相继问世，被誉为“当今的《世说新语》”。
　　此后，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张先生又接连出版了《禅外说禅》、《顺生论》等专著，说禅道别开生面，论哲理发人深思，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又出版了回忆录《流年碎影》。他检点平生，伤逝感怀，写尽世道人情，字里行间充满沧桑之慨，饱含人生哲理，令人荡气回肠，寻味不尽。此时，另有诗词集《说梦草》及杂文集《散简集存》付梓。他的大部分著作结集为《张中行作品集》六卷，凡数百万言，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的书拥有广大读者，风靡全国。一时间，张中行先生成为二十世纪末学界瞩目的文化老人。1995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对他作了专访。
　　张中行先生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治学遍及文史、哲学、佛学诸多领域,是一位文化底蕴丰厚的“杂家”。他执笔为文,以真面目见人,其文如行云流水,如话家常,举重若轻,含蓄蕴藉,平实自然，冲淡而有韵味，灵动而又厚重，具有独到的语言风格。
　　张先生一生爱国爱民，淡泊名利，生活简朴，乐观旷达，秉持贵生、顺生、乐生的人生哲学，无论遭际如何，都泰然处之。他尊重科学民主、反对封建专制迷信，重视知识学习，强调教育对人的启迪作用。他承传儒家“民贵”思想，又富现代理性精神，时存悲天悯人之怀，多有洞明世事之智。他摩砚临池，赏画吟诗，与朋友共而其乐融融。他好交游，重情谊，宽厚待人，有平民意识，对后学晚辈关爱有加，是一位慈祥可亲的长者。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百年老人张中行的道德文章，智者风范、仁者情怀，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张中行先生治丧委员会
　　
　　(3月3日《北京日报》，采访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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