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破冰”到“暖春”：中日关系发展历程|中日关系发展历程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的缔结过程 　　 　　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明文规定了要缔结条约。 　　正式的条约谈判是从1974年初开始的，到1978年的8月12日签字，整个过程历时3年8个月12天。这3年多时间，日本经历了三届内阁，中国经历了两代中央领导集体。
　　条约谈判花这么长时间，费这么大的劲，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谈判开始以后，日本政局发生了变化，原来联合声明中已经白纸黑字写上的反霸条款，日本方面又不同意写进条约。反霸条款很简单，就是一句话――我们两家不谋求霸权，也反对别人谋求霸权。但是日本方面不同意写进去，其实这是日本国内的右派为反对同中国缔约找的一个借口。谈判围绕这个问题一波三折，迟迟没有进展。
　　一直到1977年，中日两国的政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方面，三木首相下台了，福田内阁取而代之，中国方面，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工作。30年过去了，我对邓小平在领导谈判过程中的大手笔仍然记忆犹新。
　　首先，他针对日本社会各界，特别是政界、财界、舆论界的人士做工作，讲反霸条款的主要内容：我们不反对任何人，但是我们反对任何人谋求霸权。我们首先是自我约束，中国和日本不谋求霸权，这是郑重的自我约束。日本的老百姓、舆论和各界是接受这个道理的，所以很快就在民众中形成了要求福田首相尽快签约的呼声。
　　其次，小平同志通过日本政界、财界的上层给福田首相本人传话。比如说：“知道首相日理万机，工作很忙，但是条约这件事本来是很简单的事，现在让三木弄得很复杂化，要下决心的话一秒钟就解决问题，就是‘签订’二字。福田首相过去和我们的关系大家彼此都清楚，坦率地讲算不上老朋友，但是我们对这个并不介意，我们希望福田首相能够跟田中、大平一样，成为我们的好朋友。”这个讲话传到日本以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在这种情况下，福田终于下决心，条约谈成的时机趋于成熟。
　　《中日友好和平条约》最终于1978年8月12日由园田直外相和当时的黄华外长在人民大会堂共同签署。这是继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两国关系当中的又一件大事。而且这个条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近代中日史上的第一个真正的平等条约。它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也开辟了新的历史阶段。
　　
　　邓小平访日
　　开启中日交流之门
　　
　　在签署了这个条约以后，同年10月，邓小平同志就访问了日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高层领导第一次访日。
　　小平同志访问日本的第一目的就是宣布条约生效。签署条约和发表声明不一样，条约是国家之间的一种最高级的外交文书，是一种法律文书，签署以后，要经各自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然后交换批准书，才宣布正式生效。小平同志和福田首相共同出席了这个批准书的交换仪式，宣布条约生效。
　　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带着中国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大的课题去考察日本，了解日本的。这次访问称为改革开放的关键之旅，它给中国国内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后来借鉴了日本的很多东西，比如说“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个概念。为了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政府拿钱出来，动用财政来投资，这是日本很长一段时间采用的一个办法。中国借鉴了他们的做法，但是运用得比他们好，更灵活、更有效。
　　更重要的是思路上的借鉴。小平同志访问日本回来以后，有一篇很重要的讲话，这个讲话当中提到：搞现代化要善于学习，自己不懂的要向别人学习，我们不懂的要向外国学习，要学习他们先进的管理经验，要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这段讲话在当时非常不容易，现在听到向外国学习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在当时，不仅是高瞻远瞩，而且需要很大的勇气。实际上当时国内派了许多专家到日本去考察，是带着问题去探讨的。后来也从日本请来一些顾问，进行知识交流，和中国负责经济计划、财政政策的领导干部交换意见。这对我们彼此都有好处。
　　
　　20世纪90年代
　　中日关系陷入低谷
　　
　　那次邓小平访问日本以后，中日的交流真正地开始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很顺畅，大家感觉很舒适，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问题比较多了，且不断发生，有一些问题谈不通，解决不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到了新世纪，小泉首相上台以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
　　总的来讲，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两国之间的老问题、新问题接踵而至，而且解决越来越困难。这个时候正是冷战结束前后，冷战期间，为了应对共同威胁，一些问题被掩盖了。现在这个主要问题解决了，那些被掩盖的矛盾突出了，过去一些可以被解决的问题现在不可以了。这种现象不仅在中日两国之间有，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这是国际形势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还有另一个深层次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日本泡沫经济开始破灭的时候，这对日本的社会冲击很大，造成了政局的动荡。政局的动荡和经济低迷，使社会上弥漫起一种消极的、没有出路的情绪。而此时中国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路子，是蒸蒸日上的景象。两国的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日本过去在亚洲独大的局面难以为继，心理压力非常大，过去人们看好日本，现在看好中国。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遇到一个蒸蒸日上、走向繁荣的邻国。日本人对现实不满，有一种茫然的感觉。他们适应不了这样的变化，有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既不服气，又无可奈何。这种情绪反映在对外关系上，就是对亚洲邻国都非常强硬，而对美国非常顺从，这就使日本搞成了亚洲外交的僵局。
　　
　　长期稳定将是
　　未来两国关系的主题
　　
　　这两年中日关系经历了所谓“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的过程。特别是2008年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旅，双方发表了第四份政治文件，要全面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这个成果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2008年9月，鹰派人物麻生太郎当选了日本的新任首相，我不认为首相易人、政权更迭会影响大的形势，主张冷静、实事求是地来看问题。在国际上，选举过程当中和选举以后，当权以前和当权之后，一个人的政策思想、政治主张有所变化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不能简单地拿过去的事情来看现状。麻生首相就任时间还不长，就在这段时间里，我已经看到了麻生首相在中日关系方面表示出来的热情，包括他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和胡主席交换意见时发表的言论，以至于在历史问题上，他公开讲要按照村山首相的重要讲话来对待历史问题，对日本自卫队高级军官当中出现的历史 错误认识、错误举动采取了措施。他这些言论，都是积极的，我们应该更乐观地来看我们的前景。
　　现在全球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当今世界任何国家或地区很难独善其身。所以唯一的办法是要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世界很多国家对中日两国多一些期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国和日本，并不现实。中日两国面临的情况相当相似，比如都有较多的美元外汇储备，都有美国债权，所以共同语言比较多，容易谈得来，也比较容易合作。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地区，亚洲的区域合作仍然是相对滞后的。亚洲合作的一个重要起点是多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亚洲在区域合作问题上的觉醒。现在这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新的机遇，应该变危机为契机，应该进一步深化、扩大地区合作。我觉得可做的事情很多。
　　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总体是向前的，当中也有波折。我们现在越过了这个波折，达到了新的起点，应该说面临着一个极大的机遇，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机遇。经过了所谓“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以后，下一步中日关系的目标应该设定在什么地方?我比较倾向四个字，就是“长期稳定”。
　　要做到长期稳定，不受干扰，第一是政治互信。如果政治不信任，总是担心、怀疑，这个事情就不太好办。怎么保证政治互信?就是要定期地进行高层交往，不仅是高层，各个层次的交往都很重要。比如说议会、政党、民众团体都要交往，都要及时沟通。这是一种政治上的保证。
　　第二，加强人文交流，老百姓之间的各种层次的交往，尤其青少年的交往。尽管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但是相互要增进了解，现在主要的渠道仍然是通过媒体。如果媒体是客观的，那就能够客观地了解对方；如果是误导，就很麻烦。加强交往很重要，这是中日长期稳定关系的社会基础。
　　第三，就是经济合作。经济合作应该说是中日关系整个关系当中一个很大的亮点，已经取得了飞跃的发展。在经济上要创造新的增长点，要深化我们之间的合作，扩大我们各自的优势，这是非常重要的。 有政治、经济两个基础，再加上社会基础，中日关系完全可以做到长期稳定，我们应该有信心。
　　
　　责编　周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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