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莫斯科留学岁月_莫斯科的岁月

　　就在春节前夕，终于有机会去莫斯科出差了，我欣喜万分。飞机经历了平地云端，万米高空的起落，抵达了谢列梅捷沃机场。 　　正赶上使馆举办留学生春节晚会，我便踏雪赶去。大厅里张灯结彩，笑语欢声。我站在一旁，细细地打量起进门的学生来。
　　七年前，还是大三学生的我，与其他四名同学和一名带队老师，在莫斯科的普希金俄语学院度过了一年难忘的留学时光。时过境迁，我发现如今的中国留学生跟我们留学时真的不一样了。
　　从他们的眼中，我看到了比我当年更多的自信与成熟，谈吐彬彬有礼，衣着更为时尚，更具个性。男孩子长长的头发和女孩子的浓艳装束令人眼前一亮。
　　吃饭的时候，他们也相当有涵养，记得当年我们留学时，教育处的老师说，一个留学生要按三人的饭量来准备，好像永远也吃不饱。如今，吃的原始意味淡了，觥筹交错间，大家忙着交流，认识新朋友，互换电话号码。
　　我的校友，一个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帅气男孩，穿一条洗得发白的仔裤，弹起灰色的吉他，唱起流行歌曲来，歌声把我带回了留学岁月。
　　
　　轻松上课
　　
　　国内的大学课业都相当繁重，各类专业课、选修课和自习占去了大多数时间。接过留学的课程表，当发现一天只有5节课，头一堂课9点半才开始时，我们如释重负地笑了。
　　更令我们欣喜的是，普希金俄语学院类似国内的语言大学，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不同肤色，不同语言，连厨房里弥漫着的饭菜香味也不同。俄语成了大家交谈的工具，碰上难以表达的东西，干脆就手脚并用比划了。
　　我们五人组成一个班，有视听说、语法、国情、语言国情课，还有音乐课。视听说课从来没有课本，也不布置作业。每周，我们都会看一两部经典的俄罗斯影片。从获得过奥斯卡外语片奖的《战争与和平》到20世纪90年代初备受争议的电影《小维拉》。看完电影后，大家坐在小教室里跟老师讨论政治、文化和历史方面的问题。老师加琳娜是位美丽优雅的中年女子。她父亲曾是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时代的高级官员。至今，我还记得她斜靠在窗边，手叉在胸前跟我们交谈的情景。午后的阳光洒在她的金发上，流苏披肩一如她的眼眸一样幽蓝。
　　莫斯科的冬季很长，9月底就开始下小雪，第二年5月份才春暖花开。碰上风和日丽的日子，她喜欢领着我们在莫斯科的老街上散步，带我们看普希金当年与俄罗斯第一美女冈察洛娃订婚的教堂、莱蒙托夫居住的小屋和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寓所。
　　最难忘的一堂课是她教我们做俄罗斯的杂拌汤。在那个寒冷的冬日，我们却在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有的洗白菜，有的切胡萝卜，有的给汤加料。她在一旁给我们讲俄式大餐，讲饮食习俗。一阵手忙脚乱之后，大家围坐在散发着香气的浓汤前，心中感到难得的温暖。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俄罗斯社会，她带我们参观了议会下院，即国家杜马。她的一个朋友是一位俄罗斯共产党议员，钳工出身，却温文尔雅。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刚放下电话，很热情地迎上来：“刚有个台湾机构打来电话，说过年了，要来拜访。我告诉他们，我的朋友带几个中国学生来参观，就把电话挂了。寥寥数语，令我们深受感动。
　　语言国情老师是一个满脸胡须的中年男子。见到我们，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知道你们中国的学业负担很重。所以，你们到这里来学习，教室不应是这里，而是整个莫斯科城。我的课，你们可以不上，而是出去逛街。期末考试，我一定给你们打5分。”第一次碰到这样善解人意的老师，我们大声欢呼。那以后，我们就真的拿着地图，逛博物馆、参观莫斯科的古老庄园，甚至有些偏僻地方，连俄罗斯人都没有去过，我们却在不经意间闯了进去……一年过去，他只给我们上过半堂课，但他的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什么是语言国情？就好比自行车。在中国，它是你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而在俄罗斯，它只是人们休闲健身的物品。这就是差别……我希望你们在这一年时间里，多与莫斯科人接触，发现更多有意思的文化现象。”
　　以后的日子自然过得惬意而满足。当我写信告诉国内的同学时，他们都嫉羡不已。
　　
　　友谊情深
　　
　　音乐课时，我们会和其他国家如德国、波兰、越南的同学合班上课。视听说时，我们也经常一起交流，因而认识了不少朋友。
　　楼里的公用厨房更成了我们跟其他国家学生接触的主要窗口。每逢夜幕降临，厨房里就开始热闹起来。
　　中国菜煎炸炒煮，色香味俱佳。我们在厨房劳作时，经常引来一些饕餮之徒来，先是友好地冲我们笑笑，然后大赞好香，最后就开始品尝起来。我们几人的厨艺虽然差强人意，但对付他们已是绰绰有余了。不吃不相识。我们也趁机品尝了其他国家的美食。
　　南希是我的室友，也是我在学校认识的第一个外国朋友。记得到莫斯科的第一天，我兴高采烈地走进宿舍，却发现跟我同住的是个人高马大的黑人姑娘。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近黑人，感到非常害怕。我不知道自己第一个晚上是怎么熬过来的，不过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她头上的小辫子是假发，每周，她都从头上摘下假发，把近百根小辫一条条散开、洗净，再一根根编上。单是打理这头秀发，就得费上半天工夫。
　　她经常羡慕地望着我的头发说：“你的头发真好。我们那里的女孩，对头发的爱护胜过一切，大家的头发都编成很多小辫，可是我的头发太少，所以我担心自己嫁不出去。”
　　厨房里有一对印度小夫妻，男的高大憨厚，女的娇小玲珑，很贤淑的样子。他们做的抓饭，常常成为大家的共享之物。隔壁的科威特同学，每月1500美元的生活费，是我们的五倍，却只知道天天睡懒觉，炸鸡腿和土豆片。有时，我喜欢跟他开玩笑：“天天吃油炸食品对健康不好。”但第二天，我依然会在厨房里看见他睡眼惺忪地炸鸡腿。
　　通过厨房，我结识了一个从捷克来学习的女孩，她一头金发让我非常羡慕。分别的时候，她把我请到她的房间，倾诉完离情别意之后，她流着泪，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大剪刀，喀嚓一声，将辫子剪下，捧到我面前，我一下惊呆了，原来她是要给我做留念，好一个真性情的女子。
　　
　　清贫作乐
　　
　　当时，我们每月只有300美元的生活费，除了吃饭，我们经常去博物馆、公园，还要去圣彼得堡、伏尔加河游览，只能省着钱过日子。
　　出门在外，需要往家里打电话，但一分钟三美元的电话费，大家实在是囊中羞涩，那时也没有IP卡和所谓的网络电话。为了省钱，我们通常会坐车跑到附近的莫斯科友谊大学的留学生宿舍，打越南人开的国际电话，现在想来，他们可能是盗用的别人的线路，一分钟不过一美元的便宜价格，很让我们心动。打电话的人特别多，为了跟家里说上几分钟，我们通常要等上好长时间。最委屈的莫过于逢年过节，我坐了半小时的车，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家里的电话铃响了半天却没人接，竟委屈得大哭了起来。
　　没课的时候，我们喜欢乘着四通八达的地铁，拿一张地图，到处闲逛。我们的午饭，通常都是一个冰淇淋加一块面包。莫斯科的冰淇淋真是无上的美味，那浓浓的奶香似乎还萦绕在我的唇齿之间。我最喜欢的是一种叫列宁格勒的冰淇淋。遗憾的是，如今这样的冰淇淋已经没有了，处处是雀巢、和路雪。
　　而糕点店中香味扑鼻，我最喜欢一种核桃、蜂蜜制成的面包。我们当时的愿望，就是尝尽莫斯科所有的面包和冰淇淋。在寒冷的冬日，我们也要买冰淇淋，因为俄罗斯人说，冬天吃冰淇淋，夏天喝伏特加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莫斯科不产西瓜，西瓜都是从高加索运过来的，价格很高，我们五个人每次都把皮啃得特别干净，还美其名曰“西瓜皮维生素丰富”。
　　超市蔬菜昂贵，我们经常会去光顾市场。那里什么都论个卖，一个猕猴桃、一只香蕉、一头蒜，让人很不习惯。国内随处可见的芹菜，更是难觅。后来听说当地的一种植物有芹菜的味道，我们就跑到学校旁边的树林里去采，然后洗净剁细，擀面和馅。那天我们包了好多“芹菜”饺子，吃得肚皮都快撑破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向当地人学习，采蒲公英来熬汤，据说清热解暑。我们还采了好多黑浆果，洗净了加上糖，做果酱蘸面包吃，味道很不错。惟一让我们望而却步的是蘑菇。春天的时候，大家经常去采蘑菇，但都不敢轻易去尝，因为每年莫斯科都有人因吃毒蘑菇而丧命。
　　到了第二年春天，我们又有了新的话题：住院。起因是我们中的一个女孩因为肺炎住进了医院。大家去看她的时候，被医院的舒适彻底征服。她穿着一袭粉色的美丽长袍出现在我面前，我的眼前一亮：这是病号服？
　　她的病房里窗明几净，电视里放着巴西电视连续剧，中午吃饭是可口的沙拉、鲜美的红菜汤、松软的炸牛排、鱼子酱，饭后还有冰淇淋、水果，她吃黑莓果吃得牙齿都黑了。最令我们心动的是，她在那里住这么长时间，一分钱都不用交。而我们，还要自己做饭和上课。
　　大家对她的羡慕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她觉得病完全好了而医生偏不让她出院，于是，她偷偷地跑了回来。她说是医生对她管得太严，不让她出医院，逼着她按时睡觉，更重要的是，她很想念我们……
　　当时，大家心里肯定都在盘算，什么时候自己也能生病住院，享受一下如此的待遇？
　　
　　“光头党”惊魂
　　
　　在莫斯科的生活非常开心，当地市民对我们比较友好，惟一破坏情绪的是“光头党”。上世纪90年代末，正是“光头党”最厉害的时期。刚到俄罗斯，我们就被警告出门要小心，因为“光头党”活动得很厉害，而我们这些亚洲人则是他们进攻的重点目标。
　　记得到莫斯科的第二周，我们从超市出来，迎面走来四个牛高马大学生模样的人。我们五人一下脸色大变：光头党！只见两个人走到我们四个女生跟前，我们吓得直打哆嗦，但是他们只是把我们跟同行的那个男生隔开来，并没有动手的意思。另两个人则向那个男生逼近。男生非常机灵，马上把身上的钱包掏出来，将里面的所有钱都递给了对方。对方接过钱，其中一人突然抽出拳头，冲着男生的左脸打了一拳，四人随后马上消失了。
　　男生的脸顿时肿得高高的，他抹了一周的跌打损伤药，才算好了。不过好在他们对女生手下留情，否则我们也要受皮肉之苦了。
　　其实，他们只不过是群小混混，还不是真正的“光头党”。但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后来，我们每次出门都要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害怕遭袭。每年四月希特勒生日那天，更是“光头党”作案的高峰期，使馆通常会警告我们，让大家尽量不要外出，以免出事。那天，我实在是憋不住，便一人坐地铁去了红场，晚上回家时，同学告诉我，一个越南人在地铁站里被推到车轨上，被呼啸而来的地铁列车轧死了。
　　我生日时，想买个蛋糕庆祝一下。虽然最近的食品店离学校只有十分钟的距离，但走这段路，却比一百分钟还要长。路上行人稀少，我心里直打鼓。看到迎面走来个子高的人，手里拿着两块砖头，心慌不已，后来发现他拿的是两块大白面包，虚惊一场。当我捧着蛋糕回到宿舍的时候，感觉自己真是个英雄。直到现在，我还在怀念那个可爱的生日蛋糕，它是我吃过的蛋糕中最来之不易的。
　　这次去莫斯科，朋友都劝我不要坐地铁，但是我还是偷偷地溜去坐了。除了票价上涨外，里头的陈设并无变化。车厢还是那么旧，灯光还是那昏暗，噪音还是那么大，但是却让人感到难得的亲切。里边看书看报的依旧很多。连地铁报站的男中音都没有变，还是我熟悉的：“关门了，下一站是共青团站，请不要紧靠车门。”
　　地铁里依旧贴着我熟悉的荷兰菲利浦电器的广告：“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这一脍炙人口的广告词，在如今的莫斯科人心中，或许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吧？经历了车臣的战火硝烟，别斯兰人质事件的惊魂，俄罗斯人并没有失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妙龄女子手捧的鲜花中，从新婚夫妇如花的笑靥中可以窥见。
　　责编：翟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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