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弄钱黑色项目_弄钱高手

　　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唯一岁入来源是租税收入，所以各国财政部里最有发言权的都是税收部门，因为他们能弄来钱，但日本不一样。日本大藏省(现在改名叫了财务省)里由“主税局”管收税，但主税局的地位并不高。地位最高的是主计局，主管编制预算的部门。从这点就能看出日本的发展道路。从明治之后日本人就一直认为日本是穷国，收不出多少税，真要玩命横征暴敛也没多大意思，
　　国家是无法以横征暴敛致富的，征税超过了一定的水平，征税成本就会超过征税收入，征来的税还不够开支征税人员的工资。一般发达国家基本上对小买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税什么的爱交不交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而日本人认为与其花力气到征税上去不如花力气到编制预算上去，争取把好不容易挣来的赋税用到刀口上，为社会带来最大的效益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大藏省最好的人才都被集中到了主管编制预算的主计局。大藏省有权，大藏省高人一等主要是针对主计局而说的，因为无论是其他哪个省厅要想干点什么，只要主计局说一声：“这玩意不重要，先不列入预算”的话就完了。
　　所以二战前日本决定国家大事的最有权威的会议是“五相会议”――_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这五位。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藏相就是贺屋兴宣，为了这个藏相位置他也成了甲级战犯。
　　贺屋兴宣是主计局出身，是作预算的专家。这个专家可不是吹的，他在作为甲级战犯关在巢鸭监狱里时还在帮大藏省做预算，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
　　在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嫌疑犯在被美军交还给日本政府之后，伙食一下子差了下来，战犯们抗议的回答是“没有钱，大藏省不给预算”。贺屋兴宣亲自找大藏省交涉，得到的回答还是“真没钱，作不出来预算”。贺屋兴宣大怒：“把预算案拿来，看本官作给你看”，结果大藏省还真把预算草案拿到巢鸭让老长官过目，这位也真就在巢鸭里以罪犯之身帮大藏省作起了预算来。
　　贺屋兴宣天生就有一副弄钱的本领。1923年9月关东大震灾，救灾需要钱，那时贺屋兴宣还只是个刚从帝大毕业，在大藏省根本就没有说话的资格的菜鸟，但他找出来一条弄钱的路子。
　　那时候电话是奢侈品，考过了高文的高等官，初任年薪也就600日元左右，而一台电话机的安装权在黑市上要卖到3，000日元。贺屋经过计算之后，发现即使在东京增加一台电话也用不了1，800日元，就提出把装电话的方法改为交现钱就给装电话，正好一边在救灾大兴土木，捎带着就搞了工程，收来的钱又可以拿去进口电话交换机，有多余的还能用到救灾上，一举多得。
　　“下克上”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社会或者组织下层的日本人在相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时候，绝不肯轻易妥协。军队的少壮派军官是这样，衙门里的少壮派官僚还是这样。只不过官僚们手中没有武器，不会搞政变罢了。贺屋兴宣知道在自己在大藏省人微言轻，就去找了管电讯的递信省，得到了递信省的大力赞同。
　　等到递信省的报告送到大藏省后，暴怒的大藏大臣把出主意的贺屋叫去大骂一顿，说欧美各国的电话都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你怎么想出来收巨款装电话，这不是让别人笑话吗?贺屋据理力争：实际上地震之前黑市上就已经是三千了，我的方案只是一千八，本身就对用户有利，你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就抽不出钱装电话，黑市价很可能一直会涨到一万，到底哪种方法给人笑话?吵到最后结果到底还是采取了贺屋的构想，而这就是日本普及电话的开端。
　　因为刚开始搞预算时候的贺屋负责的是海军预算，1927年的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和1929年的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他都作为大藏省的随员参加了。知道弄钱困难的贺屋兴宣当然希望日本能够接受英美提出的裁军方案，但被作为海军省次席随员的山本五十六少将狠揍了一顿，被揍出了鼻血的贺屋兴宣听着山本五十六的“再不住嘴把海军军官全部叫来揍你”的威胁，只能住嘴，好在最后海相财部彪还是在协定上签了字，才让日本过了几年安定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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