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马丁奖 [马丁.贝尔:“现在的新闻已经死去”]

　　他亲历了波黑战争的炮火，并以目击证人的身份指证了卡拉季奇。但如今他断言，战地报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1992年，马丁?贝尔(MartinBell)在报道波黑战事时被严重炸伤，后幸免于难。在英国，他是个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
　　约好采访时间后，马丁?贝尔问《世界博览》特约记者：“你能认出我来吗?”我回答：“能。因为你是一个总穿着白色西装的男人。”
　　
　　白色西装曾救了他的命
　　
　　采访在爱丁堡加里东尼亚(Caledonian)酒店的大堂里进行。马丁?贝尔照例是一身白色的西装。来往的人一眼就认出是他，不时驻足，向这边多看几眼――眼神中充满了崇敬。
　　话题首先从“白色西装”开始。白色代表纯洁、诚实，我问马丁?贝尔如此钟爱白色西装，是否因为这个缘故?马丁?贝尔否定了这样的猜测。“我很迷信，我去过很多危险的地方，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因为穿了白色的西装，我大概早就没命了。就这么简单。那是在1991年，我被派往克罗地亚，报道当地的战争。当时天气很热，我穿了白色的西装，突然，很多子弹飞来，但是没有一颗射中我，我觉得白色西装给我带来了好运。”
　　之后整整20年，马丁?贝尔一直保持着穿白色西装的习惯，无论是在危险的战场还是安全的后方。他并不建议其他战地记者也穿白色西装：“最好是穿舒服而且不显眼的衣服。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如果是冬天，下了雪，白色西装的颜色和周围环境的颜色保持一致，就成了天然‘保护色’。”
　　他回忆，上世纪60年代，记者到战地采访时几乎没有任何防范措施。没有装甲车，没有防弹衣，也不经过任何培训。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看1991年我在克罗地亚报道时拍摄的照片，我根本没有穿防弹衣，没有任何防护措施。1992年，我们在当时的前线萨拉热窝报道，子弹射中了我们的车，但没有射进车内，我们这才知道，在当地找的车是可以防弹的。我找到BBC(英国广播公司)，要求他们对战地记者进行保护。之后，装甲车、防弹衣才开始普及，BBC还开设了如何应对恶劣环境的课程。”不过，马丁?贝尔本人从未参加过这类培训，他说自己曾经当过兵，实战经验告诉他如何在危险的环境中保护自己。
　　虽然已经年满73岁，但马丁?贝尔依然会去危险的地方，不过，这一次不是作为战地记者，而是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
　　尽管这个“职位”还有其他的名人，比如贝克汉姆和郎朗，但总有一些工作是唯有马丁?贝尔才能做得到的。“我继续参与一些项目，报道危机的前沿状况以及战后的影响。我最近去过也门和苏丹，报道了当地难民的情况。当一些‘名人大使’不适合去这些地方的时候，基金会就会派我去。”
　　
　　战地报道的黄金时代已逝
　　
　　和三四十年前战地记者的工作方式、工作环境相比，马丁?贝尔认为，今天的战地记者处境比以前更危险。“当我开始做战地记者时，就是拍照片和录像，然后把拍好的带子空运回伦敦。那时候，战地记者可以站在人群中做实地报道，最主要的危险是双方交火。‘9?11’事件之后，随着‘圣战’的流行，很多记者――不仅仅是西方的记者――成为被绑架、勒索、劫持的目标，记者已经不能够像以往那样工作。如果记者去前线，那他一定是跟军队一起去，或者，他们根本就不去前线，站在酒店的房顶上进行报道。”
　　此外，记者的采访资源也越来越有限。马丁?贝尔继续回忆他所经历的战地采访：“报道越南战争时，我们可以在南越政府统治区自由穿行、采访，美军也为我们提供帮助，我们可以搭乘任何一架美军直升机……”
　　不过，马丁?贝尔并不认为“战地记者”是份好差事。“能不做就不要去做。显然，如果非要做，你必须具备几个条件：应变能力、有耐心、好奇心、冷静和聪明。因为你要去一些别人不想让你们去的地方。对有些人而言，战地记者会特别有吸引力――这些人一定是好胜心强，有点疯狂的人。”
　　“你根本不需要去冒险，因为危险会冲着你来。”马丁?贝尔始终记得1969年，报道北爱尔兰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徒之间的争端时看到的情景。“到处是枪炮声和暴力。记者经常遭受恐吓，我得随时提防突如其来的暴打。”
　　对于今天的战地新闻报道，马丁?贝尔并不乐观。“我将要去曼彻斯特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做一场报告，报告的名字是：新闻的死去。尽管还有一些不错的战地报道，但是，真正优秀的战地报道在消逝。越来越多的记者报道依附于军方，新闻通讯社的报道质量也在下降。目前，我们对很多战事了解很少，比如索马里、刚果、苏丹。为什么呢?一是这些报道成本昂贵，新闻组织要考虑预算；二是危险。再看看新闻排名吧，受欢迎的不是国际新闻，而是名人报道。所以，通讯社宁愿增加对名人八卦新闻的报道。战地报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马丁?贝尔是“具有影响的新闻”理念最强力的鼓吹者，普利策新闻奖得主迈克尔?帕克斯(MichaelParks)在十多年后对此都记忆犹新。2009年他在中国接受采访时提及：“马丁说，面对战争、大屠杀、种族灭绝和饥馑，我们必须大声疾呼，这样公众才会对此采取行动。”
　　迈克尔?帕克斯因为揭露南非种族隔离的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在苏丹拍摄的那幅秃鹫和饥饿小女孩的照片则获得了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然而，也引发了关于新闻伦理的争论――人们关心小女孩最后的命运，质问摄影师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照片：他有没有赶走秃鹫去帮助那个小女孩?
　　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马丁?贝尔的身上，他会怎么做呢?“我相信，我们在做的新闻工作就是在帮助人们。在波斯尼亚东部，我看到2万多平民被赶出家园，我可以捎带一些人，可我没有这样做。报道更重要。但是在萨拉热窝，当我拍摄照片时，恰好碰到一场火灾，有人受伤，我就停下记者的工作，开自己的车送受伤的男子去医院。我想，记者的首要职责是讲故事，报道真实，但有时，人性更重要。战地记者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记者。”
　　谈到战地记者的伦理道德，另一个问题同样令他们感到迷惑：战地记者是否应该向海牙的国际法庭提供证据?战地记者不应该是中立的吗?“大多数记者拒绝这样做，尤其是美国记者。在波黑塞族前领导人拉多万一卡拉季奇的审判案中，我提供了证据，做了证人，我也很高兴我能够这样做。”
　　
　　为对抗腐败而独立竞选
　　
　　1997年，马丁?贝尔离开BBC，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在柴郡塔顿选区的议员竞选，并以成功当选――这是自1951年以来英国首位成功当选的独立议员。马丁?贝尔将这次“转折”视为偶然。“我从来没有想过从政。但因为我有一定知名度，有人希望我和保守党内一名被怀疑腐败的官员竞选。当时，他的席位很稳固，对手政党拿他没办法，所以只能希望政治圈外的人和他竞争。我答应了，并且赢得了竞选。不过，我也只做了4年政客而已。”
　　当时，马丁?贝尔已经59岁，虽然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但对他而言，这种转变还是很突然。“几乎所有政客都有所准备。但是对于我，从成为候选人到被选举上，只有三周时间。所以我必须迅速适应新的工作。最初是不动声色地观察，然后，我知道我该做些什么了。”
　　以记者身份投身政治，优势显而易见，“你可以很快写好材料，反应敏捷，你了解哪些记者来者不善，你知道如何发布新闻通稿，如何获得媒体的关注。我从来都不是多么成功的政客，但是我的言行可以引起关注。”马丁?贝尔的“特立独行”受到了大众的支持、也受到了其他党派的支持。“他们并不把我当作是这个体系的威胁，他们只是觉得我有点古怪而已。他们对我也很好，经常会给我一些建议，他们有各自的党派，而我是独立的。”在那几年的政治生涯中，马丁?贝尔感到最大的压力是，“你不可以辜负投你票的人。”关于记者和政客的相似点，马丁?贝尔认为，“政治和新闻业吸引的是相似的人群：他们都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甚至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党派之间是，党派内也是。党派内常常会有一些暗斗。”
　　战地记者、政客都已经成为过去时。最近几年，马丁?贝尔热衷的是写诗，描写战争的诗。“通过简单的诗歌，探讨战争的意义，战争的价值，”他脱口而出：“开战容易，摆脱战争，却艰难得如同走出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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