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螺煮多久杀死寄生虫【贵阳小吃：螺蛳壳里能否做出大道场】

　　贵阳小吃以其无与伦比的魅力，征服了许多游子的胃，这也成了贵阳除气候宜人之外、征服人心的一种软实力。比如像贵州文化薪火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邹蓝教授这样的无锡人，到过贵阳几次，再到厦门，就有了一把用贵阳小吃比较厦门小吃的标尺。今年五一，我们同赴厦门，游览鼓浪屿，采购岛上中华老字号特产，又到中山路品尝了著名的黄则和花生汤、沙茶面。虽然一路上他都忙着从腰间掏出相机，拍这碟碟碗碗，但嘴里冒出来的评语却是：厦门的小吃真不如贵阳。
　　我想这话有失偏颇。厦门人，比如朦胧诗人舒婷，听到这样的说法可能会气不打一处来。厦门与鼓浪屿的服人之处，不是小吃，而是一水相拥、遥相呼应、山水之美的陆岛，摄人心魄。这里审美的路径是由眼入心，而非由嘴入身。仅从厦门半岛到鼓浪屿，亲近一下这山这水，就需要搭乘摆渡。以休闲之身心，不断推进视野，眼帘始终在山水绿荫宅院里切换，可以想见是何等的诗情画意。虽不曲径通幽，却也是移身入梦。两地小吃之不同，比的不全是味道。
　　但贵阳的小吃，却也好生了得。4月19日，我们同赴贵阳参加贵州财经学院发展委员会成立大会与论坛，下飞机后，晚上去逛了著名的小吃街――合群路夜市。只见这里已变成了一个不夜城。上千米长街，各种食摊摆在道旁，人声鼎沸，生意兴盛，毫不逊色我们在北京、武汉看到的小吃街。那一晚，我们虽在飞机上吃过了晚餐，但仍经不住一家牛肉粉店外诱人的商业招贴的诱惑，忍不住要了一碗，一分为二，分尝试鲜。果然，粉、汤入口，身心俱爽。用邹教授的话，这就是贵阳小吃比厦门强的一点。
　　一个在北京生活了20余年，又几乎游历遍了中国西部的无锡人，竟然看出小吃是贵阳的另一特色，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发现”。因为这反衬了一个被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贵阳小吃，不过是小生产者，在贫困经济背景下，依靠有限的资源和需求，螺蛳壳里做出的道场。比如“丝娃娃”，就是些许豆芽、海带、折耳根等绿色食品，用比山东煎饼还薄的小碗口大小的薄饼一包，再浇上醋、酱油等汤汁；恋爱豆腐果，也就是烤豆腐一块，再加以佐料；串串香麻辣烫，更是一只汤锅，一只竹签，荤素都串起烫煮，成为放学的孩子、路边的行人的美味佳肴。
　　贵阳小吃，食者花钱不多，价廉物美；经营者成本不高，舍得受累，就几乎可以永续经营。读大学时，我就见过体育系的同学，晚上蹲在街边，2块钱吃到我们下晚自习。而操此营生的，老大娘居多。这其实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国农村银行创始人尤努斯观察到的“女人最具经济学家头脑”现象的一种贵阳版本。由此联想，“老干妈”出现在贵阳，决非偶然。上世纪80至90年代，贵阳国有与集体企业改制，大量员工下岗。体制转型，抛出了尖锐的就业问题。何以民生？贵阳开放了街摊夜市，比上海去年修订街摊开禁法规，至少早了十年。
　　穷则思变，无业市民凭千把块本钱，就能练摊，一度造就了贵阳全民皆商的景象。其实质是一种制度创新，激励创业，是没有办法中最好的办法。此外，我还发现即使是做小买卖也有不同――卖衣服的，不如卖小吃火爆。原因似乎是前者讲时尚，后者讲实惠。时尚的源头，不在贵阳，这必将加大小贩们的经营难度与成本风险，受制于物流等配套环节的制约。而小吃，大部分原料就地取材，城乡衔接，成本不高，只要真有文化独创，就能大昌其道。何况，如今贵阳，日趋成为旅游、休闲、度假宜居城市，这给贵阳的服务业，从传统过渡到现代，提供了容量足够大的市场新空间。
　　今年第12期《当代贵州》上刊登的《下合群路：小吃夜市改造样本》一文说，云岩区当局正在对小吃夜市实施“十统一”的改造。这意味着贵阳小吃一条街，正在向更高的经营平台升级。但这实为是一种被动“整顿”，还有向理性规划升华的可能。比如，拓展、丰富小吃的产品结构，吸纳各种小吃多元文化来此“扎堆”，使这里成为“小吃联合国”。第二是按市场趋势，引领街市实现空间转换。我理解，改造应该是政府有针对性地提供“支撑系统”，从环保、质量、卫生控制入手，实现低中高档，千百种小吃集聚，在更大半径里“腾笼换鸟”。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有多方面表现，如空间缺失、规划缺位、生态与视觉污染、文化的亲和力也若即若离。如能借小吃扩展特色，走文明发展范式――从尊重民生到文化、生态和谐，没准能搞出一个贵阳的“新天地”，聚焦成天人合一的“大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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