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项目制的组织阐释与大学学术场域变迁

　　摘要：在高等教育项目制行动框架中，相关行动主体不仅有国家，还涵括高等学校以及高校教师甚至学生等制度末端的行动者，由此构建了高等教育项目制实践的“基层场域”。借助于高等学校这个“基层场域”中的高层次人才引进办法、科研奖励制度、职称评定细则等政策实践，项目制逐渐建立起其与学术资格、薪资定价、收入分配、学术评价等高等教育事务间的某种必然性关联，高等教育项目制内涵获得生动演绎。被高等学校组织阐释与建构后的高等教育项目制，改造与重构了大学学术场域：新型“学术卡里斯玛”的诞生意味着对人才的重新定义、场域资本被重组与场域运作规则被重构等。于此改造与重构中，高等教育项目制被镌刻成作为“二元对立”、“边界”、“等级”、“尺度”等概念的制度印象，无论是场域中的学人还是学术，也都建立起了各自的项目属性，有关大学学术衡量与评价的价值观、认识论与方法论在高等学校组织的诠释中从整体上实现了根本迁变。
　　关键词：高等教育项目制;组织阐释;学术场域;项目属性;场域变迁
　　当前，教育、文化、出版、科技、扶贫、旅游、环境、能源、税收、医疗、水利等各类项目及其实践构建了一个具备总体性意义的庞大项目体制，很自然，高等教育项目制作为庞大项目体制中的重要成员已构成现今高等教育宏观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1][2]综观研究现状，对于高等教育项目制的宏观理解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研究的主要集中地，而缺乏一种对这一宏观制度予以微观诠释的视角，也即高等教育项目制的组织阐释并没有被提上学术议程，从而无法呈现高等教育项目制的完整内涵及其对高等教育影响的细致性与深刻性。将这一思路与视角予以学理化则牵涉制度与行为的某种关系。按照新制度主义的解释，在制度与行为之间，一方面，在总体上制度虽构成行为的一个结构性框架;但另一方面，行为也塑造着制度，行动者通过角色扮演等途径使制度存在成为可能，从而赋予制度更多生动内涵。换言之，制度秩序的形成或者说制度内涵的丰富性仰赖于行动者承担角色的实现。“行动者通过承担角色展现制度的同时，也不断赋予制度可理解的意义。”[3]如此，从行动者（包括组织与个体等）行为方式、路径等诠释制度内涵进而窥视其对行动者的影响便构成制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从宏观上讨论高等教育项目制相异，本文的旨趣即是从微观组织场域出发，从作为行动者的高等学校的角度去诠释高等教育项目制对大学学术场域的影响，即高等教育项目制的组织阐释，并以此为相关研究提供启发。
　　 在实践中，高等教育项目制的组织阐释体现在高等学校这一行动者的政策文件与规章制度中，例如高等学校人才引进办法中对各级各类人才项目的重视、科研成果奖励制度中对获取人才项目与科研项目的物质激励、职称评定条件中对科研项目的硬性规定等。由此，经过高等学校组织诠释后的科研项目、人才项目携带鲜明的组织意图，这种意图通过学术评价、教师聘任、人才引进、科研激励等组织实践与治理行动加以呈现，从而诱发出与科研项目、人才项目有关的诸种学术治理机制。当项目制及其内含的诸种学术治理机制不再是高等教育中的一个现象片段而是作为一个总体性的系统特征与社会事实存在时，那么项目制的组织运作与诠释则会使大学学术场域发生根本性改造与重构，无论是场域中的“人”，还是场域中的其他“存在”（包括资本、规则、惯习等）。亦即，当项目制这一制度与学术场域相遇时，项目吸纳学术成为项目制嵌入下大学学术生态的典型特征。在论述进程中，韦伯的“卡里斯玛”概念、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供了诸多有益启发，但本文不对场域理论作全方位的介绍与解读，而只在特定情形下借用部分概念作为文章分析的重要工具与切入视角。
　　 一、人才的重新定义：新型“学术卡里斯玛”的诞生
　　“卡里斯玛”是马克斯·韦伯使用的一个概念，其见于韦伯关于宗教、政治经济等著作的论述中。在其宗教的意义上，“卡里斯玛”是巫术的标志，“卡里斯玛”式的宗教人物是术士、祭司、先知等角色。在政治经济领域，最初的“卡里斯玛”式的人物是武士，后来是将军或国王。概而言之，一个人之所以表现出“卡里斯玛”，是因为他（或她）在宗教、军事或其他领域成功地成为了一位领袖、英雄或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当我们把这一概念推及其他领域时，“卡里斯玛”是一种在特定群体、特定领域中极具权威、可以称得上是领袖的人或“人化”的物。比如，在人类知识谱系上，不同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及知识人群体都可以称得上是“巫师”，都带有“卡里斯玛”的痕迹。从最初的人文知识到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知识的“卡里斯玛”的构成形式与表现形态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中世纪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人文知识占據知识体系中的顶端，在大学中表现为哲学作为母体学科地位（自然科学也从哲学中孕育而出），而哲学与哲学家很显然是那一时段学术与学人的“领袖”。随着自然科学从哲学母体中分化出来后，历经人类社会的反复实践与主观建构，自然科学知识、方法、价值已发展为知识体系中的“将军”或“国王”，其他知识体系对自然科学的范式加以顶礼膜拜，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专家、学者也似乎被认为是一个更具“权威性”的知识群体。因此，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及其中的人被建构为一种带有“卡里斯玛”特征的知识印象与学人印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在知识领域也存在“卡里斯玛”的印痕。
　　·教育管理·高等教育项目制的组织阐释与大学学术场域变迁
　　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学术也被赋予类似特征与相近意义的“领袖”角色，即学术的“领袖”，这种学术的“领袖”被马克思·韦伯、威廉·克拉克称为“学术卡里斯玛”。在大学系统中，“学术卡里斯玛”的来源与表现则是部分教师被视为“宗教领袖”，并且这种构成会随社会变迁而变化，比如在宗教主导下的“学术卡里斯玛”与在世俗政府主导下的“学术卡里斯玛”便有着不同的结构表现。因此，“学术卡里斯玛”也可被认为是一个“移动”的概念。在大学的历史谱系中，“学术卡里斯玛”历经从传统大学到现代大学的变迁，建构了“学术卡里斯玛”的系谱学。
　　 威廉·克拉克论道：“在传统的大学中，教授就代表了传统权威，而教授职位的获得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某些委员会和选举团体的投票。投票不是一种理性的过程，而只是在某些社会中为了取得某一集团的同意并表达其意志的传统性过程。选举所体现的，更多是委员会和选举团体而非被选者的意志。而被选中者则会延续团体并恪守传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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