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丰瞻其学,性情其人

　　学者因治学而被称为学者，何为治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过程，包含了学问与生命、人世的关系，也即学问当是以滋养生命惠及人世为根本，偏离此宗，治学即步入歧途。这与农人耕种土地以养身成命并惠及他者是同一道理。学者作为治学之人，学术与生命交融，以学术滋养己身，从而惠及世人。魏建即是此种意义上的一位学者，而身处师范院校，作为以身垂范的教师，他的这种学人品格显得尤为可贵。
　　魏建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30多年治学，从第一篇学术论文就引起学界名师欣赏到成为国际论坛唯一外方大会主题报告人，魏建的学术影响也从国内扩展至世界。30多年为师，精耕细作，收得一树繁花，学子遍布全国各地，在各个领域各展风采。而这一切，均来自其丰瞻的学识，以及丰瞻学识滋养而成的通达性情。
　　无所不窥 而有所本
　　魏建1958年出生，和同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当过工人。这种契入生活土质层的经历，让他拥有了文学研究者必备的深度体验人生的能力。
　　1978年2月，魏建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进入泰安师专就读，也进入了一个对知识如饥似渴的特殊时代，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昂扬向上的风气之中。“那时不是我用功，而是所有人都在用功，个别人不用功也只是偶尔不用功。”在魏建的记忆中，大学生活为他建构了人学合一的生活方式，“平常上课，课下读书，走在路上背古诗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知识就像食物、水、空气一样，汲纳长养在他的生命里。
　　魏建首先产生浓厚兴趣的是语言学，但毕业留校后，系领导的意愿却是让他教授中国现代文学。这是他第一次在专业方向上做出抉择：“我最喜爱语言学，如果让我选择文学，我的首选也是古代文学，其次是外国文学，而不是现代文学。”但庄子治学无所不窥而有所本的境界，让他立志拓宽视野，广博其学，因此接受了系领导的安排，成了一名有較好语言学和古典文学根底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教师。
　　1982年，魏建进入山东大学中文系进修，在一批知名教授的影响下继续读书，夯实了学术底蕴，眼界也得以进一步开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对知识的渴求，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每当购入新图书，山大新华书店总是要被争先恐后购书的人群所淹没。魏建当然也是“抢书大军”中的一员。“当时，我还同时在泰安师专教授中国现代文学。每次在济南看到优秀图书，就推荐给那边的学生，于是，泰安新华书店好多书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
　　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全社会都在求学的时代”，那是一种对知识集体式渴求的爆发，甚至是对知识匮乏的一种“集体恐慌”，魏建认为自己是这个时代氛围的受益者。
　　1985年，他考入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一年级时，为了完成冯光廉教授的课程作业，魏建被动选择了并不太感兴趣的郭沫若作为研究对象，交了一份有关郭沫若历史剧研究之研究的课程论文。“不感兴趣”并不能遮掩这位年轻人喷薄而出的才华，这篇课程论文不但被《郭沫若研究》采用，而且主编黄候兴先生还写来亲笔信，邀请魏建到北京郭沫若故居商谈修改意见。那是一次看似闲聊、甚至不必要，事后看来却至关重要的谈话，黄先生谈到了论文内容的修改、题目的修改，邀请他出席9月份在湖南举办的全国性的郭沫若学术研讨会。这对一个年轻人是极大的鼓舞，而郭沫若是一个充满巨大争议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魏建从这里走进更为广博的文学和文化世界，不断拓展着他的学术天地。
　　丰瞻其学 必有高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学风浓厚人才辈出的时候。识人如钱理群、王富仁等前辈大家，曾私下评价当时的现代文学研究新秀，认为有四个人最具学术前途，魏建即是其中之一。现在看来，这些大学者不但学养精深，而且目光卓具。魏建没有因此而自命不凡，而是脚踏实地攻克着一个又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难题，发表了一大批具有学术前沿性和学术引领性的学术论著，从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变成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学术领军人才。
　　2001年3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正式批准为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的组建工作是1999年开始的，魏建作为筹备组的第一人为这个重点基地落户山师立下汗马功劳，而且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当申报工作大有希望的时候，他推荐当时齐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王志民来山师担任研究中心主任，自己则重新回归现当代文学领域。但这几年，成为他“治学中极为关键的时期”。
　　“古人治学从来就分两大派别：‘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多以‘六经注我’为主。”魏建表示，“相比之下，治古典的学者特别注重文献与史料。”与“古”字号研究者的长时间合作极大地影响了魏建，更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式。“我开始反思自身学科，只会‘六经注我’，不肯‘我注六经’。而做学问，必须两者兼而有之。”
　　魏建开始转向文献史料的研究，尝试“我注六经”之时，恰好1978年开始编纂的《郭沫若全集》在2002年宣布竣工。魏建发现，这一“全集”并不全，其中，“文学编”的作品遗漏特别突出，魏建决定着手弥补这一缺憾。此后的几年时间，魏建在上海、北京、四川等地来回奔走，翻阅旧报刊、旧书籍，在报山书海里寻找郭沫若的佚作和相关文献史料。而后对搜集到的佚作进行核查、考订、辨析和整理。到2007年，就已经搜集整理出《郭沫若全集》遗漏的文学作品1600余篇，2012年，他主持的《郭沫若文学佚作大系》完成，这是郭沫若研究领域第一个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项目，结项时被评为优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08年，魏建当选为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2009年，魏建接到第一次世界郭沫若学术大会的邀请，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席会议。在会上，他发表的学术论文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大会为其颁发了“杰出研究奖”，并当选为新成立的国际郭沫若学会执行会长。2010年，第二届国际郭沫若学术大会落户山师，魏建成为会议的主要召集人和主持者。2012年6月，远东文学研究第五届国际学术论坛在俄罗斯圣彼得堡隆重召开，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位与会学者中，不乏享誉世界的学界名流。会上，魏建成为唯一的外方主题报告人，这是对一名学者的最高礼遇，而且也因为他的报告，中文成为这次论坛的工作语言。同时，这也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国际化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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