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散文

开封散文篇一：2011年年度散文选散文精选

2011年年度散文选散文

解读黄河：陈世旭

一

黄河是一条河。

走向黄河，是一种战栗的敬畏。

作为中国人的母亲河，它以5400多公里的长度，4830米的落差，集40多条主要支流和千余条溪川，千回百折，横贯西东。流经9省区，跨越23个经度，集水面积75万多平方公里。流域内人口过亿，耕地3亿亩。以平均年径580亿立方米的流量承担全国15%的耕地、12%的人口和数十座大中城市供水。

世界上再没有一条河如此重浊。“号为一石而六斗泥”，流域每年每平方公里有4000吨土壤被侵蚀，一年坏灭耕地550万亩，却又每年给河口输送泥沙10亿吨，净造国土几十平方公里。年均泥沙筑成宽1米、高1米的墙体，长度是地球与月球距离的一倍，是赤道的27倍。

世界上再没有一条河如此桀骜不驯。河道任意摆动，宽窄差异几十里；河床或层层掀起，深揭数丈，或无限淤高，悬于城市半空；洪水决口泛滥，纵横凡几十万平方公里，使百万黎庶化为鱼虫，只在昼夜之间。

黄河之于中国，是终年的哭泣流成的河。

无数灾难无数忍耐无数期冀无数挫败，无数莫名的暴躁无数难以诉说的痛苦与忧烦，惊悸与困惑，一直伴着这条河在流淌。掀开阴云密布的眉睫，仰望一次次卷土重来的怒吼。北斗斟满了雷声，绿草和黄金在梦里汹涌。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西来决昆仑，咆吼触龙门，落天走东海，九曲万里沙。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贯中川。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穷秋旷野行人绝，马首东来知是谁？

浩浩荡荡轰轰烈烈的河，风风火火欢欢喜喜的河，吹吹打打哭哭啼啼的河，摇摇晃晃跌跌撞撞的河，携来沉沉浮浮的代代子民。季节的景色在浊浪中轮回。多少王朝倾覆，多少宫殿掩埋，多少王公贵族落魄，多少能臣骁将饮恨，多少迁客骚人哀号，多少佳人美姬消殒。河东河西河南河北，头顶火盆跪拜神圣的源头。当石头碎为粉末，当骨头朽成泥土，当高粱淌成鲜血，当眼泪凝成麦穗，手执铜壶烫暖一河热泪，黄河，你还是受尽了磨难的子民最想唱的歌！

二

黄河是一条河。

走向黄河，是一种惊世的悲壮。

豪饮北风，伫立在高岸。倾听大漠荒原，倾听古战场铁马金戈的长啸，倾听五千年祸福相生从不静息的声威。苍凉夕阳抚摩傲岸峡谷，抚摩黄河子民青铜质地的肤色。黄河百折不回，黄河不废万古流。

空中的寒星，是谁的眼睛？水面浮动神秘的灯影，地平线撤退到时间与意识的外围，万种声音在裸原的深处悄无声息。黄河钩沉，流星划过。河水击响节拍，一种不可违背的预约。温柔与雄浑弯曲成一个民族不屈的灵魂。

谁主持了秋天的全部收获？谁把千秋的史话传诸无穷的后世？黄皮肤的古老民族，站在迸溅喧嚣的激流上，站在粗粝蛮野的船歌里，站在烈烈烽火锻造的旋律中。能割舍一切，不能割舍黄河的品格。那是生命的赞歌，生命的光辉。

三门峡！禹王马蹄长青苔，中流砥柱依旧在。

禹门口！鲤鱼跳过成龙。劈开万仞山，黄河如同破竹。气吞山河，浊浪排空，问鼎中原。

壶口！黄河直立。舞者从云端跳落大地，跳落硕大的牛皮鼓。黄土地划出长长的弧线，坚岩劈出狰狞的裂痕。步步踩着鼓点，陡然急切，忽又沉雄；或寒泉注淌，或雨打梧桐，越舞越酣然。

苍黄的牛皮鼓起了白烟，黄河唤起威风，鼓声直击心头。鱼龙跳峡，兵甲交锋，狂涛扑岸，霹雳腾空。旅人肃然发痴，屏了呼吸，凝了眼神。穿叶蝶倏尔消失，紫槐花纷纷洒落，灿烂白日绕过千年古树，峭石上投下苍鹰的黑影。沉默弥漫大地。

一代代黄河人，把血脉喷涌成黄河的血脉，把骨肉凝结成黄河的骨肉。不由分说的狂飙，翻卷出无尽的悲歌。就只为多年以后，儿女们能够如此美丽地在大地行走：纺织棉花，种植水稻，收割麦子，拉网打鱼，早晨读唐诗，黄昏背宋词，宣纸上泼墨，瓷器上绘画，在江南的雨巷徘徊，在塞北的草原纵马，用醇酒招待客人，用香茶浸泡温情，和美好的男子或女子相爱。有一天老死，就埋在河岸随便哪一座山峦。

一片片向海上漫泛的土地，那么年轻，来不及生成礁石。一种平静是如此明净，醉归的舟子凝神谛听天籁。隐隐约约黎明的钟声，悠远地传来，轻轻拂落淡淡的疏星。而越海而来的朝霞，如潮涌。

东营三角洲！最湿润最年轻的风，抚摩坚硬的手掌，抚摩风干的梦想，抚摩深夜的凝思，抚摩朝日的喷薄。黄土地留下的热血与汗水，岁月无法冲刷，也无法更改。

铁凝：山中少年今何在——关于贫富和欲望

不久前我看了北京人艺的一出话剧名叫《窝头会馆》，编剧是中国非常优秀的作家刘恒。有人问起作者这出戏的主题，这让刘恒感到发窘，于是他说主题就是一个字：钱。如果“钱”显得直白，换个含蓄一点的说法是：困境。

正是“困境”这个词打动了我，让我想到第二届东亚文学论坛的主题之一：贫富和欲望。这几乎是一个当今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因为有人类就有贫富和欲望，有欲望就有困境。而人作为生物界的高级动物，所面临的困境更为复杂。“外在的困境是资源短缺，内在的困境是欲望不灭。”这也是刘恒的话。

面对一个大的命题，我常常感到自己叙述起来的力不从心。那么，不如就让我从小处开始，从我的一个短篇小说讲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写过一个名叫《意外》的短篇小说，这是迄今为止我最短的小说，1000个字，汉字排版一页半纸。有时候我也会像刘恒那样被朋友问道：你这个小说是写什么的？为了简便，我常用一句话表述，我说这大概是一个关于困境和美的故事。小说大意是这样的：二十年多前中国北方深山里的小村子台儿沟，很少有人家挂照片，因为很少有人出去照相。镇上没有照相馆，去趟县城，跋山涉水来回五百里。谁家要是挂张照片，顿时满屋生辉，半个村子也会跟着热闹几天。小说主人公山杏的哥哥来信向家里要张“全家福”照片，信中特别提到，最想念妹妹山杏。他在南方一个小岛上当兵已经两年，走的时候山杏才八岁。接到哥哥的信，山杏就催爹妈去县城照相，从春天催到秋天。后来，摘完了核桃、柿子，山杏一家终于决定远征县城去照相。那天晚上山杏一夜没睡好，看妈在灶前弯着腰烙饼，爹替她添柴烧火。他们用半夜的时间准备路上的干粮，如同过年一样。天不亮，他们就换上过年才穿的新罩衣，挎起沉甸甸的干粮篮子出了村。他们搭了五十里汽车，走了二百里山路，喝凉水、住小店，吃了多半篮子干饼，第三天才来到县城。他们找到了照相馆，照相师傅将他们领进摄影间。当满屋灯光哗的一下亮了起来，当高楼大厦、鲜花喷泉之类的他们从未见过的华丽布景把这一家三口人包围时，他们甚至来不及惊叹，照相已经开始。在照相师傅的指挥下，他们努力把自己坐端正，同时大睁着眼睛向前方看去。随着灯光哗地灭掉，这隆重的事件，几乎一瞬间就结束了。半个月后，山杏爹从村委会拿回一个照相馆寄来的信

封。山杏抢着撕开封口，里面果然有张照片。但这张照片上没有大睁着眼睛的山杏一家，照片上只有一个人，一个正冲她们全家微笑的好看的卷发姑娘。第二天，山杏家的墙上挂出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姑娘冲所有来参观的人微笑着。有人问起这是谁，爹妈吞吞吐吐不说话，山杏说，那是她未来的新嫂子。

二十多年前我是一家文学杂志的小说编辑，有时候我会在小说《意外》那样的深山农村短暂地生活，或者说“采访”。在一个名叫瓦片的村子里，我在“山杏”的家里住过。那一带太行山风景峻美，交通不便。村子很穷，土地很少，河滩里到处是石头。因为不能耕种小麦，白面就特别珍贵，家里有人生重病时，男主人才会说一句：煮碗挂面吃吧。我却被当成贵客款待。山杏的母亲为我煮挂面，煎过年才舍得吃的封存在小瓦罐里的腊肉。当我临走把饭费留下来时，他们全家吃惊地涨红了脸，好象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在这个家庭，我见到了被常年的灶烟熏黑的土墙上挂着唯一一张城市年轻女性的照片，就是我写进小说里的那一张。有位德国作家说过，变美是痛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那么山杏一家对这陌生照片的态度，就是把困境变成了美吧？还有善良。

二十年之后，小村庄瓦片已是河北省一个著名旅游风景区的一部分了，因为铁路和高速公路铺了过来，一列由北京发车的火车经过瓦片通向了更深的深山。火车和汽车终于让更多的外来人发现原来这里有珍禽异兽出没的原始森林，有气势磅礴的百里大峡谷，有清澈明丽的拒马河，从前那些无用的石头们在今天也变成了可以欣赏的风景，而风景就是财富的资源。我曾经为了自己一部电影的拍摄再次来到这山里，电影里需要深山农户的院落，我毫不犹豫地向导演推荐了山杏的家。我看见从前的瓦片村民大多开起家庭旅馆，山杏们有的考入度假村做了服务员、导游，有的则成为家庭旅馆的女店主。她们不再会为拍一张照片跑几百里地，旅游景点到处都有照相的生意。她们的眼光从容自信，她们的衣裳干净时尚，她们懂得了价值，也知道谈论信息。当我向她们打听一个更远的名叫“小道”的村子时，山杏们优越地说：“哼，小道呀，知道。他们富不了，他们没信息！”瓦片和周边的村子都富了，在这些富裕起来的村庄里，也就渐渐出现了相互比赛着快速发财的景象，毕竟钱要来得快，日子才有意思。就有了坑骗游客的事情，就有了出售伪劣商品的事情，就有了各种为钱而起的“嚼清”。那一次导演对我的推荐很满意，山杏家几乎原封不动地成为了电影里女主角的家。制片主任问我场地租金怎么算，我想起从前山杏一家的纯朴，有把握地说，你就随便给吧，他们不会计较。但事情并不似我的预料，当我回到我的城市后，曾很多次在家中接待瓦片的房东——山杏的爹。因为有了汽车、火车、电话，因为有了信息，遥远的山杏爹总是能够快速把我找到并申诉摄制组付他报酬的不合理。比方他说摄制组用墨汁把他的新房的白屋顶刷成了黑色；大灯把院里一棵石榴树烤成了半死；为了剧情需要他们还往河里摔过他的羊，摔了一次又一次，五只羊被摔得十天起站不起来??这都是钱啊，可他们都没给钱。我一次次放下手中的写作帮助愤怒的山杏爹向摄制组要钱，心中却时有恼火：要是没有火车呢？一切不是单纯得多吗？交通、通讯和旅游业给瓦片带来了财富，同时也成为一种运载欲望的挑衅的力量。现代化的强大辐射面对封闭的山谷，是有着产生这种力量的资格的，虽然它的挑衅意味是间接的，不像它所携带的物质那么确凿和体面。并且我始终认为，它带给我们的积极的惊异永远大于其后产生的消极效果。

那么，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在进化着乡村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扮演了催生欲望的角色。商业文明的到来和它“温柔的挑衅”使未经污染的深山农人的品质变得可疑；没有它们的入侵，贫苦的山杏们的思维逻辑将永远是宽厚待人。可我想说，这种看似文明的抵抗其实是含有不道德因素的，有一种与己无关的居高临下的悲悯。贫穷和闭塞的生活里可能诞生纯净的善意，可是贫穷和闭塞并不是文明的代名词。谁有权力不让山杏们利用大山的风景富裕起来呢？谁有权力不许一个乡村老汉跳上火车去找人“投诉”亏待了他的摄制组呢？其实当我在这儿比喻火车是催生欲望的角色时，蒸汽机火车已经从中国全面退役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背影；内

燃机车、电气机车也不再新鲜。几年前上海就已经出现标志着国际领先技术的磁悬浮列车。在这个人类集体钟情于速度的时代，那个仿佛不久前还被我们当成工业文明象征的蒸汽机车，转瞬之间就突然成了古董。蒸汽，这种既柔软又强大的物质，这个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了近现代文明之旅的动力也就渐渐从领先的位置上消失了。当它的实用功能衰弱之后，它那暖意盎然的怀旧的审美特质才凸现出来。问题是，当今世界，早已先期享受了工业革命那实用功能所带来的诸多物质进步的人们，谁又有权力为了个人今天的审美愉悦，去对那些大山里的山民们说，我们可以富，但你们却不行呢？

我在这时想起一个深山里的少年。上世纪90年代，一个初秋的下午，我在一个名叫小道(向山杏们打听过的小道)的村子里，顺着雨后泥泞的小道走进一户人家，看见在堆着破铁桶和山药干的窗台上靠着一块手绢大的石板，石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三行字：

太阳升起来了，

太阳落下去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

问过院子的女主人，她告诉我这是她九岁的儿子写的。我又问孩子是否在家，女主人说他割山韭菜去了。那天我很想看见这个九岁的深山少年，因为他那三行字迹歪扭的诗打动了我——我认为那是诗。那诗里有一个少年的困境，愿望，他的情怀和尊严，有太阳的起落和他的向好之心。那天我没有等到他回家，但我一直记着石板上那三句诗。今天那个少年早已长大，或许还在小道种地，或许已经读书、进城。假如在新世纪的今天，我把他的诗改动一个字，变成“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富呢”，我还会认为这是诗吗？

与其承认这还是诗，不如承认这是合理的欲望。如同16世纪葡萄牙诗人在欢迎他们的商船从海上归来时那直白的诗句：“利润鼓舞着我们扬帆远航??”

“利润”这字眼嵌入在诗行中看上去的确令人尴尬，但文学的责任不在于简单奚落“变富”的欲望，因为变富并不意味着一定变坏，而“变好”并不意味着一定和贫穷紧紧相联。文学在其中留神的应该是“困境”。贫穷让人陷入困境，而财富可能让人解脱某些困境，但也有可能让人陷入更大的困境。最近我在一篇讨论当代中国乡村的价值变化的文章中读到，消费经济时代的突然降临让许多没有足够心理准备和文化准备的村民，无暇也无力去做其他可供想象的人生筹划。多挣钱以确立存在地位的欲望压倒了这些，他们被迫卷入人与人之间一场财富竞赛的长征：争盖高楼，喜事大办，丧事喜办，以丧失尊严来换取以为的“面子”。中国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过南方一些农村，有人在办丧事时请戏班子跳脱衣舞，因为花得起钱而在邻里间“挣足了面子”。这让人瞠目，让人想到说的虽是村民但又何止村民？我的一位北京亲戚，当年住在四合院一间三平方米的小屋里，如今他在为自己选购汽车时，打开一款已属高档车的车门，竟皱着眉头不满地连声说，“后排座间太小，空间太小！”所有这些，更让人思考一个国家在富强的崛起时，文明在何处以何种面目支撑。文明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制度性守护，是对人性尊严所必须的自由平等的捍卫。这也正是其价值魅力所在。

生活在前进，高科技日新月异。人类的物质文明在过去200多年里发生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之前的5000年。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对于人类有文明史的5000年，200多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些。更何况，若从非洲南方古猿走出森林开始，人类生理和心理的进化至少已经历了500万年。有人类学家称，几乎所有人都对蛇有与生俱来的恐惧，源于人类祖先早年在丛林中生活，无数代人与蛇共处，很多人失去生命，因此已把这种警觉融入人类的基因代代遗传。当200多年的进步使人类仿佛已经成为这个星球唯一主宰的时候，我们是否真正知道欲望将把自己带往何方？我们是否真正明白自己造成的这所有变化的结果和含义？人类恐怕还要有更漫长的时间去领悟，以让灵魂跟上变化的脚步。今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不断加深，我们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物质要求也一再地扩大，虽然我愿意赞美高科技带给人类

所有的进步和财富，但我还是要说，以财富和物质积累为核心诉求的变革，不能仅仅成为一种去伦理、去道德、去乌托邦的世俗性技术改革。巨大的物质力量最终并不是我们生存的全部依据，它从来都该是更大精神力量的预示和陪衬。这两种力量会长久地纠缠在一起，互相依存难解难分。它们彼此对立又相互渗透，构成了我们内在的思想紧张。而文学要探究的领域，也应该包括这种紧张。

为什么我常会心疼和怀念瓦片村的山杏和她的一家？为什么处在信息时代的我们，还是那么爱看电影里慢跑的火车上发生的那些缠绵或者惊险？我不认为这仅仅是怀旧，我想说，当我们渴望精神发展的速度和心灵成长的速度能够跟上科学发明和财富积累的速度，有时候我们必须有放慢脚步回望从前的勇气，有屏住呼吸回望心灵的能力。就这个角度来说，文学最深层的意义和精神可能是保守的——即使以最先锋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文学。保守或许对科技创新有害，但在善与恶，怜悯与同情，爱与恨、尊严与幸福??这些概念中，并不存在进步与保守的问题。因为永恒的道德真理不会衰老，而保卫和守望人类精神的高贵，保卫和守望我们共同生存的这个星球的清洁与和平理应是文学的本意。在人类的欲望不断被爆炸的信息挑起、人类的神经频频被信息蹂躏的物欲时代的喧嚣中，文学理应发出它可能显得别扭的、困难而保守的声音，或许它的“不合时宜”将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也因此，文学将总是与人类的困境同行。也因此，文学才有可能彰显出独属于自己的价值魅力。

太阳升起来了，

太阳落下去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

我还是记起了深山少年写在石板上这简单的句子，因为这里有诚实的内心困境，有稚嫩的尊严，更有对“我”的考问和期待。“我”是充满欲望和希望的少年，少年是人类世界的未来。

人什么时候、怎样才能变得更好呢？

范曾：准将的肩章——记戴高乐将军

我拜托将军的者，前巴黎大区省长、九十三岁的沃塞尔(LucienVochel)先生将一幅我水墨画的戴高乐将军肖像赠送给菲利普·戴高乐，因此有了以下两封往返的信件，它们将。菲利普·戴高乐

海军上将

议会名誉议员此致：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

范曾大师

亲爱的大师，亲爱的院长先生：

我与太太在医院盘桓了相当时日后回到家中，太太则仍然滞留医院的病榻，我惊喜并骄傲地发现我们的朋友吕西安·沃塞尔省长送来大幅戴高乐将军的肖像作品，她是如此光彩照人而形神兼备，更兼充满和谐、审美情趣与苍劲有力的中文书法题跋，足徵任字皆不能望其项背，使我写此信时感到，但却依然以九十高龄亲笔手书，以对您给予我的莫大荣幸和满足表达由衷的感谢。

以此，我及家人便幸运地拥有来自如此伟大的国度的大师之杰作，戴高乐将军于1964年正式承认了那个伟大国家，然其内心则在早年初获世界历史知识时便于此不疑。

我把您的照片置于画作的背面珍藏。这是出自悠久的文化世家的伟人的肖像与杰构。您于全世界的绘画、诗歌、文学诸领域及高等学府皆享有盛名。

再次对您的隆情美意深表谢忱，亲爱的大师，亲爱的院长先生，请接受我极深厚的友谊

开封散文篇二：曹含清散文《去禹王台看樱花》

去禹王台看樱花

周末睡了个懒觉，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满屋子的春光，光线明丽耀眼。我心里盘算怎么度过这个灿烂的春日。去广场上放风筝，去城郊的草莓园采摘鲜草莓，还是去电影院消磨时间……刷牙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禹王台的樱花，现在恐怕已经开得如火如荼了。我立刻决定去那里看樱花，享受这个灿烂的春日。

禹王台在开封市区的东南隅，春秋的时候大音乐家师旷曾在这里筑台演乐，因此我们又叫它古吹台。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去过那里，看到一棵棵枝叶繁茂的樱花树就惋惜错过了花期。

我乘车去那里，到的时候将近中午，明媚的春光照耀着亭廊楼阁，沐浴着苍郁的松柏。游人不多，园子显得有几分寥落。我沿着一条碎石小路向前走，穿过一片树林远望到了樱花园，只见千枝万枝花团锦簇，像是一团团云霞在这里升腾聚集。一股股樱花的芳香仿佛琼浆玉液渗进肺腑，让我沉醉。

走在樱花园里，眼前和头顶交错着一枝枝樱花。我觉得脚底下像是踩着一朵朵云彩，在繁花间飘来荡去。仔细地观看这些樱花，它不如桃花艳丽，比杏花娇媚，它的美就在于不艳丽却一身娇气，不清雅却风骨高洁。

我默坐在樱花树下想到了师旷。据说他觉得眼睛看到纷纭的世界使他无法专心做事，所以他用艾草熏瞎了自己的眼睛，让自己的心清净下来，去专心练琴。后来，他的琴艺高超，声动寰宇。我静静地思考师旷的故事，总觉得当艺术和自残联系到一块的时候便毫无美感，只是悲壮。大约两千六百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在师旷曾经抚琴的地方静坐，去遥想那消失在宇宙里的琴声。

师旷逝世大约一千三百年之后，大诗人李白、杜甫和高适一起来过这里。天宝元年，李白得到唐玄宗的征召。他踌躇满志，奔向长安。本想大展经纶，济苍生，安黎民，没想到抱负落空，英雄根本没有用武之地。于是他离开京城，约上杜甫和高适一起游山玩水。他们到这里的时候或许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他们在园子里宴饮游乐，吟诗作赋，互相谈谈理想，发发牢骚。如今诗仙和诗圣已经死了大约一千二百五十年，唐宋元明清已经成为一摞厚厚的历史，上面落满了尘埃，而这春天依旧，繁花依旧。

我站起来的时候身上落了几瓣樱花。一只布谷鸟在园子里鸣叫，春光暖暖地照耀着大地。我抬头望了望樱花树上的一片蓝天，望到了几页远去的云影。

开封散文篇三：中华散文鉴赏

《苏轼传》译文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译】苏轼字叫子瞻，是眉州眉山人。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四方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的成败得失，常能说出其中的要害。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很有感慨，苏轼问道：“我如果做范滂，母亲能答应我这样做吗？”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译】到二十岁时，就精通经传历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有的见解，嘴里不能说出，现在看到这本书，说到我心里了。” 嘉祐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当时文章晦涩怪异的弊习很重，主考官欧阳修想加以改正，见到苏轼《刑赏忠厚论》，很惊喜，想定他为进士第一名，但怀疑是自己的门客曾巩写的，便放在了第二名；又以《春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殿试中乙科。后来凭推荐信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让这个人出人头地了。”听到的人开始哗然不服，时间久了就信服此语。

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译】服母丧。嘉祐五年，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因他才能识见都好，举荐他进秘阁。考试作策论六篇，过去人们应试不起草，所以文章多数写得不好。苏轼开始起草，文理就很清晰。又笔答制策，被列入第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被列入第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译】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繁重，岐山下每年输送到南山的木筏，从渭河进入黄河，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相继破产。苏轼访察到其利弊所在，为他们修订衙规，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按时进送或停止，从此害处被减少了一半。

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

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译】治平二年，入朝判登闻鼓院。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听到他的名声，想用唐朝旧例召他进翰林院，管理制诰之事。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远大杰出，将来自然应当担当天下大任。关键在于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而佩服他，都想要朝廷使用他，然后召来加以重用，那所有的人都没有异议了。现在突然重用他，天下的士人未必以为正确，恰恰足以使他受到牵累。”英宗说：“姑且给他修注一职如何？”韩琦说：“记注和知制诰地位相近，不可马上授予。不如在馆阁中较靠上的贴职授予他，而且请召来考试。”英宗说：“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会有不能担任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到试了两篇论，又列入三等，得到了直史馆的职位。苏轼听到了韩琦的话，说：“韩公可以说是用德行来爱护人的呀。”

适逢苏洵去世，朝廷赐给他金帛，苏轼推辞了，要求赠父亲一个官职，于是赠光禄(来自:WwW.ZHaOqt.nEt 蒲公英文 摘:开封散文)丞。苏洵将死，因哥哥太白早死，子孙没有成人，妹妹嫁给杜氏，死了还未下葬，嘱咐苏轼。苏轼服丧期满后，就马上安葬了姑母。后来大官可以让子孙得荫，就推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

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译】熙宁二年，苏轼回到朝廷。王安石执政，向来厌恶苏轼的议论和自己不同，任命他做判官告院。熙宁四年，王安石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官员商议。苏轼上折发表议论说：

求得人才的道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注重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的英明，朝廷有注重实际的政策，那么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以为人才还有余。如果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又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至于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正是合适的时候，即使是暴君也无法废除，等到不再适用时，即使时圣人也无法恢复。所以风俗的变化，法律制度就跟着改变，好像江河的改道，强求复旧，就难以奏效了。

庆历年间开始设立学校，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里审判，军事问题在这里讨论，又要选汰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使天下人愁苦吗？至于不作大的更改，而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和庆历时代有何不同？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但可因循旧制，沿用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代废去就够了。至于科举的办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和盛衰，根本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祖宗的时候，科举的办法，和今天的比起来哪一个更精？言语和文章，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好？所得到的人才，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处理得好？把这四点的优劣一比较，那争论就可以解决了。

现在想要改变的不过是这几点：有的说乡试选拔人才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免试诗赋，有的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试卷，有的想使应试者免考帖去部分经文默写字句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请陛下留意在长远的、重大的事情上，这些区区的方法又何相干。我又实在有过于忧虑的方面。那些关于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开始就没再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大而无当不可追根问底；看这些人的相貌，更是高超却没有显著的特征加以斟酌，这难道真能如此吗？大抵中等人的性情，安于放纵而喜为怪诞而已。陛下又要怎样使用他们呢？

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译】奏议上呈后，神宗觉悟地说：“我本来怀疑这事，得到苏轼的奏议，心里就清楚了。”当天召见他，问道：“当今政策法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苏轼回答说：“陛下性格天生明知，上天赐予文才武功，不用担心不明察，不用担心不勤政，不用担心不决断，只担心治理事务太急

躁，听人话语太宽广，进用官员太快速。希望能以安静来治理国家，等待事物的出现，然后加以处理。”神宗震惊地说：“你的三句话，我应当仔细地考虑。凡是在馆阁的人，都应当为我深思治乱的办法，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下，和同僚讲起这些事。王安石不高兴，令他做开封府推官，将用事务来困扰他。苏轼决断精当敏捷，名声传得更远。正逢元宵节下令要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命令降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喜欢灯吗？这不过是奉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欢笑而已。但百姓不能每家都买，都认为以不急用的耳目玩好，夺去他们衣食所必需的钱财。这件事极小，而关系很大，希望您能追回成命。”皇帝下诏书免去此举。

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臣

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译】当时王安石正推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利，说：

我所想说的，三句话而已。请求陛下维系人心，敦厚风俗，保存法纪。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罢了，正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钱。失去了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说和顺平易和众人同心而不能安定，刚愎自用而不遇危险的。陛下也知道人们对新法的不满了。

从祖宗一直以来，管理财政的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用六七个青年人，日夜在里面讨论研究，又派出四十多人，分头出外办事。那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名义；六七个青年人和四十多个派出人员，是求利的工具。开创的声势很大，百姓实在惊讶疑虑；创立的法令新奇，差吏都很畏惧疑惑。用皇帝的身份来谋求财利，用天子的宰相来管理财务，人们产生种种议论，万民议论纷纷，然而朝廷却置之不顾，还说：“我没有这事，何必顾虑别人说。”正如拿着鱼网到江湖去，对人说“我不是去捕鱼”，不如丢掉鱼网而人们自然相信。赶着鹰和狗进入山林，对人说“我不是去打猎”，不如放掉鹰和狗而野兽自然安静。所以我以为要消除谗言而招致和气，那就不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

现在君臣都日夜忙碌连吃饭的时间都延迟，几乎一年了，而使国家富裕的功绩，还茫然像捕风一样，只听说内府拿出几百万缗钱，祠部给僧侣度牒五千多人而已。用这些手段作为富国的办法，谁不能做呢？而所实行的事情，路人都知道其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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