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的“红色铁流”

九死一生的“坦克独苗”

　　长征途中，1934年8月1日出版的红军《红星报》第56期内页刊登《中华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里面配有一幅有坦克形象的宣传画，坦克侧面写有“红军抗日先遣队”字样，这是外界关于人民军队了解坦克兵器的最早记载之一。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为了抢夺胜利果实，以“收复主权”为名向东北调兵遣将，企图尽快从苏联红军手中接管城市，把立足未稳的共产党武装消灭掉。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自卫军（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前身）积极行动起来，利用苏联军事当局与国民党办理防务移交的空档尽可能多地把日军遗留物资运回解放区。11月初，自卫军某部营教导员高克到沈阳原日本关东军战车修理厂侦察时，无意中发现那里有几辆日本关东军遗留下来的坦克装甲车辆。此时沈阳的形势异常复杂，苏联虽然成立军管机构，但原伪满洲国的军警宪特并未肃清干净，他们手里掌握着大量隐匿的武器和硬通货，在地下活动的国民党特务唆使这些人大搞破坏活动，并要求他们“坚守本职，直到把沈阳移交给国军”，事实上，沈阳城内苏联军管当局能够依靠的维持秩序的力量只有中共领导的自卫军，因此苏军对他们表示了善意，对其寻找日军遗留物资持默许态度。

　　在国民党军即将踏进沈阳城的最后关头，高克和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将两辆九七式坦克连同部分修理器材和零件开出修理厂。突破国民党军和土匪封锁线的过程中，随行的日本俘虏暗中破坏了一辆，剩下的“102”号终于抵达长白山脚下的通化，那里有东北人民自卫军的炮兵司令部。时任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兼炮校校长朱瑞紧握高克的手说：“你们开来的不是一辆坦克，你们给我军带来一支装甲部队……”1945年12月1日，已改名的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部在沈阳郊区马家湾子宣布成立东北坦克大队，全队30人，孙三任大队长，毛鹏云任政委，高克等为副大队长，那辆九七式便成为人民装甲兵历史上的“第一车”，不久坦克大队转移到通化炮校，民主联军又从山沟里找到多辆被日军抛弃的坦克，我军第一支坦克部队终于初具规模。

　　1946年2月春节前夕，国民党特务孙耕尧与藏匿于通化的原日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密谋，企图发动当地的日本溃兵、侨民及伪满官吏实施暴动，呼应国民党军进占南满地区。藤田派遣多批死党到城内外搜罗流散日军和埋藏武器，光在市区就收编了3 000余名日本降军，他专门指令死党赤川仙一郎策反了我坦克大队留用的日本技师新仓，任命他为战车队长，暴乱时指挥坦克加入战斗，消灭城内的民主联军，并派一辆坦克进入大广场，以阻止中共援军。2月3日凌晨，时钟敲打四下时，全市电灯突然闪灭两次，而后全熄，玉皇山上忽地腾起三堆大火，顿时不同方向都响起“嘟！嘟！嘟！”三长哨音，接着全市枪声大作，一场蒋日伪合流的反革命大暴乱爆发了。驻扎有坦克大队和炮兵学员队的通化南关成了匪徒们攻击的重点，警卫人员死守阵地，配合从外地剿匪归来的朝鲜义勇军，成功消灭了日伪暴徒，使坦克上不了街，从而控制了暴乱局面。战斗中，我坦克部队战士牺牲10余名。
　　据亲历平叛战斗的坦克兵董来扶回忆：2月3日深夜，他在睡梦中被同榻而眠的坦克副大队长高克踢醒，让他到外面看看谁在吵架。董来扶忙披着大衣，拎着驳壳枪往存放坦克的地方跑。原来是日本留用人员新仓与警卫战士发生争执，他声称接受命令去发动坦克，而站岗人员不让进，董来扶将计就计：“上级命令，坦克不发动了，跟我到队部走一趟。”新仓进屋后，感到事情不妙。“搜！”高克命令道。董来扶上前一搜，在新仓钱夹左上角发现一个折叠得小指肚大的东西，展开一看，是一块用降落伞布做的白长方巾，上写“队长”两个字，下面有一行日文。董来扶正看日文，高克也凑了过来，不料新仓冲过来，对准他俩前胸各击一拳，两个人毫无戒备，被打倒在地，新仓夺门而去。这时候，东北炮校院子里响起急促的紧急集合哨，坦克大队人员直奔日本留用人员住处。日本人正躺在被窝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搜他们的衣服，也没发现破绽。董来扶眼尖，发现一个人枕头下露出一个白色的布角，取出来一看，正好和新仓钱夹里的白色长方巾一样，上面写的是“队员”。警卫人员把其他人员的被子一掀，发现每个人的脚下都有一块白布，原来是国民党串通日本人想搞暴动，炸毁我军的坦克和武器，白色长方巾是暴动时的袖章。“队长”和“队员”是暴动时的官衔。他们正在屋内等待暴动时信号———电灯三灭三亮，发现事情暴露，才将袖章踹到脚下。经审讯，日本人说60颗手榴弹已装进坦克。董来扶等人赶紧向车库跑去，果然在坦克里找到了手榴弹。这辆人民军队的“坦克独苗”终于保住了。

小试牛刀占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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