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紧要处”的引路人

　　老一辈中国作家柳青曾说过这样一段被广为流传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人的一生。”我以往很少提起，柳青和他的《创业史》其实可以算是我文学道路上的第一位真正的领路人。他的那本耗费了毕生精力书写的厚笃笃的大著《创业史》，当时被我下乡的知青同伴撕去了封皮，用一颗大铆钉钉在宿舍门楣上.用作大伙儿上茅坑时可以随手撕下来擦屁股用的手纸.是被我用一摞其他的纸替换下来的。《创业史》从此成为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人孕育自己的“作家梦”的温床和沃土——在烈日灼烤的地头边捧读《创业史》，在乡间昏暗的油灯下抄录《创业史》，成为我青嫩的人生记忆中最深切、也最恒久的一道刻痕。这段“文学手纸”的故事，因为被我的一位耶鲁高才生写成一个非虚构英文短篇，刊载在2014年秋天的《纽约时报》周末版上，一时好像变得广为人知（遇见过好些耶鲁同事的询问）。然而，那个似乎由柳青的《创业史》引领出来，在人生的“紧要处”重重推了我一把、搀了我一把的人——也就是俗话说的“命里贵人”吧，我却似乎至今从未形诸笔墨。他，就是我今天这篇追忆小文里要提到的.我的母校中山大学的荣退教授——金钦俊老师。
　　记忆的画面还是要回到那个忧患重重、风云变色的年代。从1968年到1978年，整整十个年头——我的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最稚嫩也最珍贵的青春岁月，都是在海南岛的大山大野间度过的。父、兄系狱，全连队年龄、个头最小的知青“细崽”，孤独沉默往还、可以一个星期不发一粒声的哑巴“强巴”（电影《农奴》中的假哑巴角色）.酷暑中一天要挑一百多担水浇地的橡胶苗圃工，还有，晨昏牧放八十六头黄牛的深山放牛娃……都是当年贴在我身上的名头标签.也是可以把人压垮压折的无名重负。柳青的《创业史》及悄悄伴随的文学梦、作家梦，成为我在艰困严酷时光的唯一救赎。在古早年间流放此地的我的本家先辈苏东坡的海南儋州“儋耳山”下（当地叫“纱帽岭”，我猜此名与苏东坡和“春梦婆”那个“翰林乌纱，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耳！”的故事相关），一盏灯，几本书，一支笔，陪伴我度过了多少个山风嘶啸的漫漫长夜：也最终，因为坚持读书和写作，手中的笔成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真实利器。从1970年开始.我在大会战工地写的那些表扬稿，陆续登上省报《南方日报》和《兵团战士报》后，我先后担任过兵团的师、团报道组员；我的第一篇文学习作——散文《修筑长城的人们》整版刊发在1974年夏秋的《南方日报》之后，又先后被借调到《南方日报》写作组、省出版社少儿组以及省创作室（即后来的省作协）与珠影厂剧本写作组等等，参与过当时广东众多“遵命文学”的写作，有各类小说、散文之类的文字陆续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广东文艺》等全国与省市报刊发表。也因为如此，我错过了很多知青当年翘首而盼的招工、招生机会.被爱才的海南农垦及当地领导一再“扣住不放”，“肥水不流别人田”。最夸张的一次，是1974年末广东省委组织部下了商调令，作为全省五个候选人之一，要把我调送北京“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编导班（即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编导系）进修，据说学院宿舍门上都已写上我的名字，却被当时的海南农垦最高领导人抗命不从，坚不放人。后来获知，海南当年就被定为副省级的行政区，有相对的自主权，即便省委组织部的商调令也无奈它何。为了“彻底”把我留住.海南农垦局把我从儋州西培农场上调到海口，并打破惯例为我专设了一个“创作员”的编制。当时的农垦局领导找我谈话.笑眯眯强调了一番“组织对你的重视和培养”以后，说道：“小苏炜呀，只要我XXX在这个位置上一天，你就甭想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我是1977年深秋.在海南三江“围海造田”工地某个海天迷茫的夜晚.从工地广播里听到恢复全国高考的消息的。当时，知青下乡运动进入第九个年头.各种“运动”弊端已然充分呈现.成为“文革”苦海里的一艘行将沉没的破船。当年一起下乡的知青同伴，无论新知旧雨能“脱离苦海”的，都通过各种手段——参军、招工、招生、病退、顶退，“走后门”甚至“督卒”（偷渡）等，陆陆续续、先先后后离开这艘“沉船”了。身在海口的我，送走了一拨又一拨“脱难”的老友。我知道这次高考，是我浮沉在“苦海”里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次“围海造田”大会战的总指挥，正是当年那位笑眯眯地强留我的副书记。因为恢复高考被视为当时“抓纲治国”的战略部署，我申请参与那年高考，得到了副书记的首肯；我便在每天一身泥一身水的围海工地奔波里，开始了我的高考复习.并在正式考试前一个月.被批准离开工地回到海口，准备应对这迈过攸关人生大坎儿的关键一役。
　　可是.一个十五岁只读过初中一年级半学期就被“革命”中断、随即“上山下乡”的娃崽儿，尽管曾经在乡间的灯油下熬坏了眼睛，熏黑了书页，但如今翻着那些仿若天书、重若千斤的数学、物理、英语的书页，我除了抓耳挠腮的长吁短叹，就只剩下打瞌睡的份儿。到了海口考场（记得是设在府城当时海南师院的教室），文、史、哲、地理的考题还好说（后來听说我的相关考分也还不错），一到数学考题我就只能抓瞎，匆匆做了初中数学方程式的那一道题（还不知是否做对了），便讪讪然交卷了。两个月后，“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录取通知放榜，我的“名落孙山”既是自己多少有些心理准备的.却又是带着一千个不甘一万个沮丧的——一个又一个，我再次把知青同伴送离海口，送上大学旅程。孤身照影，我知道自己或许此生此世都无以离开海南，脱离这个“知青”身份了。
　　记得1978年春节刚过.我亲自把考上北京大学的把臂好友黄子平送回广州.送上了北上的列车。我们俩因同在海南开始写作生涯而结为莫逆.在这次“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1977年高考中，相约一起报考北大、中大。他个性内向，又历来背“右派子弟”的家庭包袱，竟把高考的“最后志愿”报给“海南通什师范”这样的山旮旯“学院”。我当时大表不解：“大家都巴巴地盼着离开海南.你为什么还要选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最后志愿’呀？”这位日后成为知名学者和批评家的“平哥儿”当时竟如此告我：我就是个“我要读书”的现代“高玉宝”，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只要能赶上高等教育的末班车，脱离这个“知青”身份，再不济，也可以有个“海南通什师范”垫垫底呀！有着“老高一”文理双优底子的“平哥儿”，最后却惊喜万分地被北京大学中文系所录取，在当时简直是令大伙儿敲锣打鼓、狂欢达旦的大事！在广州，我陪着他，和一众小哥们儿不知说过多少次甜里带酸的“壮别话”，吃过多少回一醉方休的“壮行酒”。汽笛轰鸣，列车嘶啸，送走“平哥儿”和一大拨考上各路大学的知青“神仙”.又只身踏上十年间渡海无数次的“红卫”号海轮，摇摇晃晃、晕晕沉沉地回到海南岛，“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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