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宋家客厅》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
　　爱玲》（花城出版社2015 年版）是宋淇之子宋以朗围绕其父及其文人好友间生平交往的趣闻轶事，将信件作为史料，整理写成的一部传记体回忆录。身为中国早期现代戏剧理论家、藏书家宋春舫之子，作者宋以朗的父亲宋淇（笔名林以亮等）是个名副其实的文学“多面手”。宋淇笔耕不辍，涉猎甚广，一生致力于各种文艺事业，为人低调慷慨，他一生结交挚友无数，其中包括最耀眼的文坛巨擘，如钱锺书杨绛夫妇、傅雷一家、诗人吴兴华，以及不得不提的上海“天才”女作家张爱玲。
　　·壹·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一书呈现了特定时代背景下文人自身的选择，以及他们各自难以预测的命运走向，文字风格平淡而近自然，尽可能客观、公正地还原了上世纪30 年代至80 年代中国文坛一幅幅文人交往的生动画卷，时而博人一笑，时而引人唏嘘。与其说《宋家客厅》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传记，倒不如说它是一部颇具个人随笔性质的回忆录，颇有几分19 世纪享誉英国文坛的大散文家查尔斯·兰姆之“个人化散文”的韵味。然而，这部传记体回忆录却又不只是停留在个人随笔的层次上，此书探讨了诸多文学史上的谜团、公案，根据作者自身已掌握的资料，进行逻辑严谨的考据与大胆的猜测，因此深具学术价值。作者公开了许多钱、傅、吴、张与宋淇夫妇的信件，因此正如陈子善先生在序言里所写的：
　　以朗兄撰写《宋家客厅》，既充满感情，又不失客观公允。因而，不仅仅是张爱玲研究、钱锺书研究、傅雷研究、吴兴华研究，宋春舫、宋淇父子更不必说，乃至40 年代上海文学史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这都会从这部引人入胜的《宋家客厅》中获益，而且我敢断言，不是一般的获益，而是深深的获益。
　　子善先生所言，精辟地概括了《宋家客厅》的价值。
　　宋淇之子宋以朗留学欧美，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又有较为年轻的心态，因此笔触不至于过于凝重稚拙，而是多了分恰到好处的含蓄与客观。宋以朗作为一个统计学博士，文学虽非其所长之终身志业，叙述人称虽为第一人称，却秉持“不随意评价，只公开资料，供读者判断的”的坚定立场。作者在该书中多次提到，宋淇与宋邝文美夫妇作为张爱玲下半生最要好的朋友，被张指定为其文学遗产的唯一继承人，而宋淇之子宋以朗在其父母逝世之后，则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张爱玲遗作的继承人和出版人。2009 年，宋以朗出版了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立刻迎来轩然大波，网上的口诛笔伐、抗议出版接踵而至。这部被张爱玲生前嘱咐需“被销毁”的自传体小说却终于还是面世了。面对读者的负面回应，宋以朗的态度始终很明确，在该书的结尾他写道：
　　张爱玲在世时，出版商、朋友、经理人时常干预她的意愿，甚至替她做“不出版”的决定，以致有些作品到今天仍不见天日。我现在的责任就是把选择权归还读者，而不是给张爱玲的未刊文字做最后审判。
　　宋以朗的态度是无可挑剔的，出版作品并不意味着强迫读者阅读，但作为唯一拥有张爱玲遗作的继承人，如果不考虑读者的意见而私自销毁作品，无疑是更加不负责任的。作者的逻辑清晰、立场公正，不带个人偏见地澄清了许多误解，试图向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张爱玲”。
　　·贰·
　　作者自身与他笔下的人物之间的关系较为特殊，由于宋以朗与书中提到的文坛巨擘们并无直接的接触和来往，也非同时代人，使得作者能够以相对客观疏离，甚至可以说是以近乎學者的态度看待他父辈这一代的文人交往、文人逸事。作者撰写《宋家客厅》这部传记，主要的资料有三大来源：一是他自己的回忆，包括其父亲和亲戚告诉他的家庭往事。然而，这些回忆不免有真假掺杂的成分，就如同许多口述史一样。记忆的缝隙无处不在，个人历史建构的不可靠性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好在这些零星回忆并不占据书中大部分内容，而只是一笔带过。例如谈到作者对张爱玲本人的印象，他只用寥寥几百字作了个极为简短的叙述。第二个来源是已经刊行的文献，例如其父写宋淇的《毛姆与我的父亲》，提及他和张爱玲友谊的《私语张爱玲》等。这些文献虽然提供了许多细节，却只能表现笔下所写人物的一个侧面，不能窥得全貌，因此，宋以朗如何管中窥豹、整理资料、去伪存真，颇费一番周折，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考据功夫。最后一种来源，也是该书中最具研究价值、尚未受到学者充分重视的，则是宋家未刊行的手稿和书信。由于宋淇与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生前均为挚友，他们留下了上百封私人信件，仅张爱玲就有六百多封，而这些资料均在整理中，作者也会陆续斟酌刊发，颇值得期待。
　　传统的人物传记，几乎都套用人物从出生到死亡，一根线从头串到尾的直线形叙述模式，中间贯以诸多烦琐细节，读来难免沉闷。而宋以朗的这部传记，分开看都是一篇篇独立的散文，分开发表亦无大碍，具有其独立性与完整性。传记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应注重刻画人物性格、关注时代背景下的人物命运，而不是一味地堆砌史料，以“事件”为中心。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纪传史”的鼻祖，而太史公的长处亦在于对人物传神的描摹，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史记》创造了一种“互见法。”所谓“互见法”的意思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 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所谓“为了使每部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就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
　　在这本史料无比丰富的《宋家客厅》中，宋以朗无疑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司马迁写《史记》的这种“人物互见法”。 书中涉及的活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物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之间偶有交集，也曾互通有无，谈文论道，这些文坛人物之间，存在一个“看”与“互看”的问题，颇值得注意。文人的自我观照与文人间的相互观看，都构成了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史上一幅幅动人的画卷。该书的每一章节几乎都是围绕一个中心人物加以考察，由他展开叙述，例如开篇第一章写的是宋以朗的祖父宋春舫，中部分别分了三章分别写钱锺书、傅雷和吴兴华，最后卷下集中围绕张爱玲，这样以人物为中心的散文随笔文体，配之以报刊连载的形式，是非常引人入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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