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中的“吃”文化

　　近日，余光中病逝，他的一首《乡愁》，引发无数人的感怀，而他的这种“乡愁”中，不仅包含着对故园的浓浓思念，对故乡的人、风物的思念，还有对家乡的饮食文化、吃文化的怀想。
　　余光中曾说“《乡愁》写的是对重庆的思念”。重庆的“悦来场”、青年会中学、朱家祠堂、磁器口、规划馆、三峽博物馆……都是他故乡的回忆。余光中小时候，爱到嘉陵江去捞鱼，捞起来就在河边架起柴火把鱼烧来吃，一玩就是大半天，家里人还要去江边找他吃午饭……虽然离开重庆60年，但余老还能说一口重庆话，就连饮食习惯都还保留了重庆的习惯，他说“自己小时候家里经常煮火锅，那时候比较简单，就是放点辣椒熬汤，然后煮点菜就是火锅。”
　　由此，笔者想起这样一句话：“乡愁乡愁，一双筷子，一杯清茶……”乡愁，是常常伴随着家乡吃食的滋味在心中蔓延。
　　林语堂的乡愁观也是如此：“我们对故乡的眷恋，大半是因为留恋儿提时代尽情尽兴的玩乐。许多身居异国他乡的美国人，时常渴望故乡的熏腿和香甜的红薯……”
　　的确，一个人，无论生活在哪一个国度，只要是身在他乡，便有了怀想故乡的亲人、怀想故乡的风物、怀想故乡饮食的心理体验，这就是所谓的乡愁。
　　董桥在《乡愁的理念》中说：“‘乡愁’是对精致文化传统的留恋……”而饮食这种日常生活中习焉不察的行为，正是文化的印记之一。
　　饮食的文化与文化的乡愁是如此浓得化不开。
　　一个人生于斯、长于斯，他在故乡的生活与“吃”联系最为密切，这样他便形成了独特的个人化的地方味觉，一旦他迁徙他乡，这过去的味觉体验便成了记忆。而这种记忆是很难磨灭的。鲁迅在他的《朝花夕拾·小引》中就诉说过这种故乡味觉体验：“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菱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它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所以，每当人们回忆起故乡时，故乡那个地方的味觉记忆便会涌出。这时，故乡食物便成了一个象征符号，具有了替代乡情、乡思的意义。回味家乡的滋味成为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回归和灵魂的皈依。有人说得好，饮食是“味蕾上的故乡”，饮食是“立体的乡愁”。
　　人因饮食而聪敏，而更多的人因饮食患上了思乡病。故而，有故乡情结的人自道乡愁是一种“思乡的病”。乡愁，既然是一种“病”，便有人弹曲解乡愁，有人赋诗解乡愁，有人回忆解乡愁——而回忆中最美妙的或许就是故乡的吃，因为在这故乡的“吃”的回忆中，有亲人的音容笑貌，有故乡的人情物理，有趣味横生的儿时事件。它们早已融入生命，幻化成岁月的印痕，积淀为一种精神存在。西晋文学家张翰，被齐王任命为大司马东曹掾，但是他看到政事混乱，预感到齐王会遭失败，于是以“秋风起，思念故乡菰菜、莼羹、鲈鱼脍”为托词，辞官回到了故乡吴地。这个故事成为经典，历来为中国文人所赞赏和乐道。这种文人追思故乡美味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而且成了中国文人的一种文学趣味和文化精神血脉。作为传承，现代文人离乡背井，漂泊异地异域，寄乡愁于食物，不厌其烦地叙写自己味觉记忆的行为，同样构成了一种颇具独特意味的文化现象。
　　周作人有《故乡的野菜》一文，还有关于故乡绍兴的糕干、糯米食、白果、水红菱、黄菱肉、酒等各种吃食的美文。
　　汪曾祺也有《故乡食物》《故乡的元宵》《故乡的野菜》等专写故乡江苏高邮食物的文章。《故乡的野菜》中，描写附近村子里的女孩子叫卖枸杞头的清雅之声，大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买杏花”的古典韵味。
　　台湾文人作品中，也多有描写乡愁美食的佳作，其中以集散文家、美食家于一身的梁实秋的作品为代表。
　　梁实秋在北京长大，“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北京遂成为故园之地。他的谈吃集《雅舍谈吃》，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台湾完成，其中回忆北京饮食的便有十五六篇，谈及北京的汤包、爆肚儿、“酸中带馊腐的怪味”的豆汁儿、酸梅汤、冰糖葫芦等十几种美味。
　　乡愁，是人类最美丽的情感，它所催发的唇舌之间关于故乡美味的美好回忆，成为人们寄托乡思、消融生命焦灼、安顿灵魂的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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