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海培：如何认知美国的“反华势力”

　　美国国会“反华势力”领军人物佩洛西以众议院议长身份访华，这是美中关系上的一件大事。

　　此次访华无论从代表团的构成（理智派人物），还是日程安排（以能源和大气议题为主），或是行前对媒体的低调处理（不接受媒体采访），都能感觉到她在刻意营造良好气氛，力争实现与中方的良性互动。她在中国的一言一行很少提及令中方不快的话题。这令不少观察人士跌破眼镜，也使一些利益团体大失所望。很难想象这就是17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从怀里抽出抗议布条的佩洛西。

　　在她行前，笔者曾与她的中国事务幕僚长谈。他问我对议长访华有什么建言，我说只有一条，希望她能完成从自由派议员到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转型。从她在华的一言一行和回美后的记者会看，她是做到了。

　　佩洛西过去是否反华？

　　这让笔者感触良多，不禁想到中国政治和外交中很有意思的问题：如何看待海外、西方，特别是美国所谓的“反华势力”或“对华不友好人士”。笔者一直认为这些是一个太笼统的超大概念，它把所有对华不满、投了“反华”法案票或同情中国“异议势力”的人都放到一个外延和内涵极广的概念里面了，而且这种标签贴上容易，拿下难，实不宜经常启用。

　　语言对人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可以说，一个民族的遣辞用句常常会深刻影响其民族个性。笔者在中国报刊和与国内一些人士交谈中惊讶发现“反华势力”、“对华不友好”这类词或概念目前依然使用频繁、随意，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待不同意见人士的处置态度。这种“反华势力”扩大化倾向既把许多不必然会成为“反华势力”的人推向真正的反华阵营，同时对准确把握中外关系也会有许多误导。

　　也许更为严重的是，“反华势力／对华不友好”作为一种思维概念的对立面不就是“亲华势力”吗？在这种思维方式引导下，人们很难看到绝大多数占据中间灰色地带，既不反华也不亲华的人士。它也无助于厘清问题的是与非。假如中国确实在某些问题上存在有待改进之处，你又如何判断对方批评的动机呢？假如对方既批评又赞赏中国，那又该如何是好呢？以这种两分法眼光看问题，我们平时对中国的建设性批评和建言，一不小心，也可能被划入“对华不友好人士”之列。它像1997年取消的“反革命罪”：内涵和外延极广，定义模糊，执行主观，概念不合时宜。

　　尽管笔者一时也没有很好的替代标签，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对人的问题上，标签要尽量中性，尽量少用，特别是像“反华人士”或“对华不友好人士”这种可以拎起来打人的大棒，一旦常用会把自己伤害得更厉害些。

　　英文中有个很好的表述概念，那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讲的是如果你满脑子装的都是“反华势力”这样的概念，你的眼睛就会到处寻找这样的敌人，最终你就会造就一大批真正的“反华势力”出来。我们在美国常用这种说法来批评右翼人士的“反华”言行，告诫他们说你们天天把中国看成假想敌的话，那么你最终就很有可能把中国“培育”成美国的敌人。反之，在中国也会有这种可能。

　　当然，美国及西方也确有逢中必反的反华人士，但那毕竟只是极少数。但就是对他们也要加以细化和分解，知道人家不满的出处和动机，这样才能在对应时做到有理有据有节。

　　比如美国的右翼反华和左翼反华就很不一样。美国右翼或共和党反华，早期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共，眼下则是作为维持美国全球主导权的一种条件反射。

　　但左翼或民主党并不会对此轻易买单。美国左翼并不认同这种“美国第一”或把穷兵黩武作为对付中国崛起的国策，他们更有和平主义倾向，支持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这在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已十分明确。而左派在人权议题上的“反华”更多的是从这种普世价值、社会进步的角度来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尽管不时会开错药方。夸张点讲，左派是从“一颗流血的心”的角度来“反华”，常常并非恶意，而右翼反华则其用心要复杂和阴暗很多。只有放在这种大背景下了解佩洛西的“反华”才能把握好佩洛西多年来在中国人权和西藏议题上的种种表现。

　　称“陈水扁先生”会更好？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那些公认的“对华不友好人士”？对他们也要讲求方式方法。原因之一是这些人不是不变的，而中方的利益和观点也不是不变的。举个例子。当年港督彭定康因在走前高调搞“政改”，让中方很火。于是各类宣传机器一起开动，大批特批，甚至进行人身攻击。结果呢？几年前彭氏以欧盟外交专员身份访华，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一起大骂美国搞单边主义，所谈甚欢，相见恨晚，中方一改对其印象，并期望加大与欧盟外交事务的协调。

　　当然，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人人皆知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从美国最为反共反华人士到跟中国走很近，以至于英文为他老人家专门创立了一个表达法：Nixon going to China或说do a Nixon-going-to-China。放到“反华人士”语境的上下文里，意思就是“越反华的人越可能会亲华”。这不是值得深思吗？

　　对铁杆“反华人士”也要文明相待的另一个原因是，你越是搞那种“千古罪人，遗臭万年”式的大批判，甚至对人格贬低，就越容易显示出你自己的非理性和不文明，反而容易失去道德制高点和政治上的优雅。试想，对李登辉和陈水扁要搞台独，我们只须以平常心申明我们认为台海两岸分离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就行了，有必要恨得咬牙切齿吗？但假如雅量再多点，在正式场合里坚持称其二位为“李登辉先生”或“陈水扁先生”，那会让世人，特别是台湾民众感到中国政府的雅量和文明，更反托出他们两位的理念偏执和人品低下，从而赢得更多的人心。

　　对政敌或持不同意见者的不黑既白和情绪化处置，究其根源，其实是中国文化中相对缺少人性宽容和中国政治史上千百年来你死我活残酷斗争的反映。但愿这一页能在这一代最终被翻过。

　　在中美两国政府的积极努力下，特别是中国政府不计前嫌，以宽容大度的心态，主动伸出善意和解之手，通过佩洛西议长的访华，达成了双方的良性互动，基本做到了温总理对佩洛西议长所说的“和而不同”。这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就如何对待自己的“政敌”开了一个良好而又文明的先河。

　　作者是美国华裔社会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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