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研韬：悖境中的中国传媒

　　中国传媒正在有序和无序中艰难地探索着。中国民间对官方传媒的不满已经公开化，官方管制传媒的传统模式已经失效。值得庆幸的是，政府反复高调宣示保障新闻自由。

　　中国传媒压力激增

　　中国传媒面临的舆论压力激增，而且越来越公开化。2009年1月和3月，凌沧洲等人发表了《抵制央视，拒绝洗脑》和《再见！宣传与谎言》两封公开信，谴责中国的“喉舌们”。这些启迪民智、鼓舞人心的号角，刺破了新闻界与学术界沉闷的氛围。

　　2月9日（元宵节）央视新楼发生大火后，有网民调侃说，“做人不能太CCTV啦！否则，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此类黑色幽默反映出央视不得人心。“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张国勇、宋春丽等高调评议“央视大火”，赢得民间齐声喝彩。

　　除了混淆新闻与宣传、顽固坚持洗脑政策，中国媒体人的专业素养下降更让媒体饱受诟病。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部分媒体和新闻人为了私利而放弃专业操守，甚至敲诈勒索。在中国煤炭大省山西，假记者遍地行，连街头小贩都敢说自己是记者。每有矿难，真记者和假记者一起排队领“封口费”。

　　2008年7月14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李家洼煤矿发生特别重大事故，造成35人死亡、1人受伤。事后矿主买通了记者与某些政府官员，瞒报事故达2个月之久。类似事件在中国屡见不鲜，最典型的是三鹿毒奶粉事件中部分中国媒体的恶行。

　　早在2008年7月就有记者获得了可靠信息，却因媒体“自律”未能公开报道。在记者简光洲点名报道“三鹿”前，其他媒体都只用“某品牌”代替。有毒产品曝光后，三鹿公司通过投放广告，要求媒体不报道，同时网站搜索删除负面消息，阻止公众获取信息。

　　由此可见，中国的部分媒体和新闻人已经沦为危害公众利益的帮凶。中国民间流传的“防火，防盗，防记者”并非空穴来风。正如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所说，“从前的记者主要受政府领导层监控，现在记者最大的威胁，往往是大商家。”

　　传统管制宣告无效

　　中国传统的新闻管制手段就是选择性传递对官方有利的信息，而严格控制不利的信息传播。一句话，完全混淆了新闻与宣传。其结果之一就是官方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持续下降。2008年我们在某省的调查表明，47.4%的受访者对当地媒体评价一般，26.3%的受访者对当地媒体不满意。2009年我对129人的访谈显示，根本不相信中国官方媒体的占17.8%，半信半疑的高达47.3%，基本相信和完全相信者仅占34.9%。

　　分析表明，从事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与实践的受访者对中国官方传媒的评价低于平均水平。换句话说，“业内人士”最不信任传媒。调查还显示，经常与亲朋好友谈论时政的受访者对传媒的评价较低。社会交往已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闻媒体的正面影响力，社会上已经形成质疑官方媒体的舆论氛围。

　　传播学上的“期望违背理论”（ExpectancyViolationsTheory）说，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总是带着期望。当期望被违背时，人们对信息本身的注意力就会下降，而对导致此违背现象的原因格外关注。受众对媒体越失望，对限制媒体的各种因素就越不满。传播学者把这种社会心理现象称为“唤起”（arousal）。

　　根据“相互依赖理论”（TheoryofInterdependency），人们在社会互动中总是寻求最大投资收益率。由于互动各方拥有的“权力”不同，社会互动以不同的交换模式进行。根据

　　JohnThibaut和HaroldKerry的理论，受众希望从传媒中获得客观、多元、可靠的消息。当意识到他们现有的“权力”无法提升传媒表现时，受众很可能会选择远离中国传媒而转向非常规信息系统（境外传媒或小道消息）。

　　这种媒体生态容易催生出三种现象。一是“破网”软件受欢迎。目前，国内的很多民间意见领袖都能自由登陆境外新闻网站。二是“回旋镖效应”。中国人向境外媒体和组织“投诉”中国，加深了西方人“中国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印象，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国政府改善其国际形象的努力。三是“草泥马”现象。当“河蟹”“烧饼”等密码语言在网络上流行时，管治者的形象已经受到伤害，政府的信息管制事实上已经失败。

　　不仅如此，中国的民间意见领袖们还将官方媒体的新闻宣传与社会现实进行比对，并将中共现行的新闻政策与其在野时（未执政）时的政治主张进行对照，巧妙地批判中国现行的新闻管制政策，揭露官方媒体的恶行。

　　中国传媒难以突围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视察时提出了舆论引导的五点建议，其中提到“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温家宝总理强调要以“开放、开放、再开放”的态度对待境外记者。这说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初步意识到了中国媒体政策存在偏差。

　　经历了3.14拉萨骚乱和北京奥运会后，中国政府已决定推行国家公关战略，争夺国际话语权。但笔者以为，如果中国的新闻制度和新闻理念不能与时俱进，“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得不到切实保障，中国传媒仍难以突围。

　　事实上，中国新闻体制改革尚未进入政策议程。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说明，国际压力无法改变中国新闻体制。而国内呼声则无法有效上达：官方渠道不会如实上报传媒现状和民间呼声，民间要求因缺乏可靠的“传输带”(transmissionbelts)而大多存活于社会层面。

　　体制内的学者们还在努力维护现行新闻制度，据说“上网实名制”就是某传播学者的建议。从宪政、人权高度的政策倡导让当局十分警惕，而新闻与传播学界尚不具备倡导重构政治传播系统的胆识或能力。中国的新闻体制改革之路依然崎岖漫长。

　　为适应剧变中的传媒生态，中国已决定建立“中国电视新闻直播联盟”和国家网络电视台，CCTV《新闻联播》也将首次建立正式完整的评价体系。中国政府正试图通过自救措施提升对国内外舆论的影响力。事实上，中国新闻界、学术界早已开始了相关理论探索，《青年记者》杂志就经常发表一些颇有见地的分析与建议。

　　中国政府还亟需建立“政治正确和技术正确同等重要”的理念。无论是管理层面还是业务层面，过度强调“政治正确”而忽视“技术正确”的做法害党误国。2008年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只有爱国热情是无力改善中国形象的。中国必须重用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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