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的历史与解读（上）

　　提出问题

　　长期以来，大陆史学界对1943年出版的、当年影响极大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有如下定论：一、该书由陶希圣代笔完成；
二、蒋介石之所以要陶希圣代写这本书，主要是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作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是蒋介石欲挑起新内战的宣言书和动员令。三、在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下，中共揭露和批判这本书的“反动性质”，最终粉粹了国民党的“反共进攻”。1

　　在审视以上结论的推导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些结论有些似是而非，背后的许多历史事件被简化了，多数研究成果往往沿袭以往“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话语，未能深入讨论当年处于国内外政治风云中的蒋介石以及陶希圣的思想、心路变化过程，以及与此纠葛不清、错综复杂的国共两党之纷争等多方面的情势。也许，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惟达至结果的过程，更值得我们探究。

　　本文主要通过陶希圣这位当事人的档案资料、蒋介石日记以及相关的中共党史文献等，在历史大背景下系统地梳理陶希圣以及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思想言论，考察陶希圣、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写就及出版前后的心路历程，尽可能客观地解读这段众说纷纭的历史，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一、该书由陶希圣代笔说法是否准确？二、蒋介石推出这本书的主要动机是什么？三、《中国之命运》被视为“反共宣战书”是如何提出的？为何说它是“反共宣战书”？四、围绕《中国之命运》一书争论背后，国共两党领袖交锋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弄清历史事实真相，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笔者惟有尽量避免“以靴戴帽”式的以论带史研究方法，本着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态度，尽量在历史细节上下功夫，努力重现那段异常丰富而又错综复杂的人物活动和历史场景，期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陶希圣代书《中国之命运》”说法不准确

　　在史学界，人们一提起《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就有是由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前北大教授陶希圣捉刀代笔的定论。

　　专门考证过蒋氏王朝的李敖就说过：“所谓蒋介石‘可以说是著述等身\"，其实都是他的文学侍从们捉刀的。蒋的文学侍从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陈布雷，一个是陶希圣……蒋介石每写专书，就有文学侍从代笔。”2台湾学人如此说。

　　在大陆，或者说在中共历史上，最早将《中国之命运》一书和陶希圣名字联在一起批判的是毛泽东。1943年7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共第一篇批判《中国之命运》文章,这篇署名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文章开首一段，是毛泽东亲笔所加，毛泽东写道: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3

　　毛泽东一开始便点出陶希圣和《中国之命运》相关联一事，再以陶希圣曾经跟随过汪精卫的身份来贬低《中国之命运》。这种“毛泽东笔法”，颇为犀利。中共批判最得力者陈伯达说：“在蒋介石出版了实际由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后不久，延安也有了这本书。”4此后，在中共党史的叙述中，陶希圣代笔《中国之命运》遂成定论。

　　一般说来，领袖人物的著述或多或少由御用文人代笔是常见之事，毛泽东后来针对《中国之命运》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一文，大部分也由政治秘书陈伯达执笔。5笔者认为“陶希圣代笔《中国之命运》”说法之所以不准确，是因为该书的撰写过程中，蒋介石的参与程度被世人大大忽略，这是因为：一，《中国之命运》撰写内情鲜为人知。二，蒋介石当时仍是国民政府领袖，中共的批判锋芒大都指向陶希圣，后人也就将论就论地沿用下来。

　　下面，笔者按照当事人陶希圣的回忆，并参照相关的历史文档和蒋介石日记，尽可能将当年的细节疏理还原：

　　1942年10月10日双十节庆典后，蒋介石决意出版一本著述，指定陶希圣担任搜辑资料，整理文稿的工作。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组长的陶希圣说：“十月十日，蒋委员长于重庆夫子祠庆祝国庆会场宣布英美放弃在华的不平等条约，并发表文告。会后委员长找我去，要我写本书……我就接了下来。”6

　　11月，陶希圣按蒋介石口授内容整理了近3万字初稿交了上去。接着，“蒋委员长为了草拟与修改文稿，在黄山潜心工作将近五十天之久”，7蒋介石在黄山官邸每修改书稿一遍，就传陶希圣前来取回整理和校定，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次年1月。陶希圣对这段频频来回往返的苦差事的每个细节记忆犹新：

　　委员长到黄山，我就到南岸南方印书馆去等，那儿有军用电话可通。忽一个电话来，说稿子来了，要我到差船码头去等。我就去了。……有一次我到码头对管理员说：“我是侍从室第五组组长，有公事要过江。”他看着我，不认识。当时船在对岸，他就打电话过江，说：“有一位组长要差船，开过来。”后来，我又去了，他就打电话说：“上次来的那个组长又来了。”我心想，这话可不太好，你这个组长怎么用差船呢？这一天，我在南岸，黄山来电话，通知我先到差船码头等，公文立刻送下来。我到码头后，不与管理员说，就坐在那儿等。一会儿，黄山下来一辆摩托车，来人下车向我敬礼，并将公文双手送给我，那管理员见了马上打电话，说：“开船了，开船了！”这次实在痛快极了。……有时刚回住处，又来一通电话要我再去。8

　　有人说蒋介石为一介武夫，不善笔墨，这是以讹传讹。蒋介石是个一生勤奋好读书之人，“一二·八”之后，蒋介石常在日记里感叹知识不够，所读书从以往的儒家经典、兵书为主，扩展到法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拿破仑传、俾斯麦传以及管子等书籍，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据蒋介石研究专家杨天石所说，在重庆大轰炸期间，蒋介石依然在防空洞里专心读书。不仅如此，蒋介石还一向欣赏自己的文笔，喜改他人文稿甚至代笔。如当年龙云指责汪精卫叛国投敌，劝汪“立下英断，绝对与敌人断绝往来”一函，就是蒋介石代龙云起草。而吴稚晖《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一文实为吴稚晖和蒋介石的共同作品，蒋介石在1939年4月11日的日记写道：“上午，手拟驳斥汪文，修改稚老最后一段”，“甚感痛快，因之心神兴奋，几不成寐。”9

　　同样，蒋介石在曾补修改《中国之命运》文稿时也有类似的得意心情：“本日增补文稿指斥共产党为变相军阀与新式封建一段时，诚精思入神。此文如非自撰，恐任何人不能深入此境也。10当年从军的黄仁宇说，蒋介石为“表示文责自负，数月之后他再写出：‘《中国之命运》出版以来，最反响者一为英国，一为中共。此乃预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有如此之大也。’”11

　　陶希圣说：（蒋）“在黄山官邸，以四十多天的工夫，再三再四改稿，每一章每一节的命意与行文，经过七八次乃至十余次的修订与增删，方才定稿。”12直到一天晚上，“委员长问我说：‘现在可以不改了吧！’我心想，这下可好，回说：‘大概可以不改了。’委员长遂交代我定稿。”此时，陶希圣草就的不到3万字初稿，“经过了蒋委员长将近二十次修改之后，全稿已在十万字以上”。全书修订后，书名请沈尹默先生题，“蒋中正”三个字则请蒋介石本人写。13

　　从上文可以看出，《中国之命运》一书，陶希圣根据蒋介石口述内容起草的篇幅占不到全书三分之一，蒋介石修改、增补部分占三分之二有多。当年陶希圣自己也如此陈述：他只负责《中国之命运》的中文原稿的整理、校订，及排印、校对工作。14这些工作属于辅助性质。

　　《中国之命运》一书体现了蒋介石的政治和哲学思想，蒋为此感到满意甚至自豪，多次表示对全书内容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当书稿分发国民党中央及政府高层人士研讨并签注意见时，蒋介石面对100多份反馈意见书的态度是：枝节可改、核心部分不可更改。对此，负责收辑意见的陶希圣说：

　　二百册分发出去后，共收回百余份意见，批评最多的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弊病。如王宠惠表示中国正与英美并肩作战，不宜于此刻批评不平等条约。……委员长说：“你们留学英美的，只晓得不能批评英美，但是如果不说出不平等条约的弊病，那我们打了几年仗才得的结果，岂有价值可言？同时也显不出撤废不平等条约的好处。”他们就不好再讲了。15

　　还有反对说：

　　　　《中国之命运》这一书名宜加修改。若改为《中国之前途》，或较为妥切。委员长认为这一书名唯一的根据就是国父所说“国家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这句话就是全书的宗旨所在。如其改变，将使全书的宗旨不明了。

　　另一条争议颇多并要求删改的是：

　　　　蒋委员长是国家的领袖，不必自居于一党的领袖。所以第七章（关于中国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一章）应该删除。但是蒋委员长认为中国国民党乃是革命建国的党。没有中国国民党，即没有国民革命。没有国民革命，亦即没有当前的抗战与战后的建国事业。倘如中国国民党被挖空了，那就是国民革命失其依托，而国家亦唯有任人宰割之一条路了。16

　　对这类批评意见，蒋介石完全是一种不容置喙的态度。

　　《中国之命运》出版后，蒋介石在一次约集国民党负责人士的会餐上，有人提出：“《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外间颇有批评。”蒋介石答道：“我发表了一本书，当然引起人们的批评。如果出书之后，没有反响，那书就失败了。”17蒋介石对书所持观点，仍然坚定不移，就连外国友人提意见，蒋的态度也如此。传教士毕范宇向蒋介石建议删去第七章。他说：“外国友人都是希望委员长做全国的领袖，不做一党的领袖。”坚持党国不分的蒋介石答道：“没有国民党领导的革命抗战，就没有中华民国的国家”，18坚持不作改动。

　　因这本书，陶希圣没少遭攻击。刚从德国回来的蒋纬国听到传言纷纷，气冲冲地赶来侍从室找陶希圣挑剔毛病，陶希圣只好将原稿拿出来对他说：“全部初稿完全经委员长改写，不见我的笔迹。”蒋纬国审视一遍方才罢休。19陶希圣心中百般滋味可想而知，他虽然没说什么，但他的长子陶泰来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委员长行伍出身，众所周知，故对其著述之事，咸表怀疑。实则此书之材料和意见，均出于其本人，父亲不过执笔编排而已。谣传纷纷，均谓非其所著，冤哉。”因此，当书准备正式出版时，陶希圣遂向蒋介石建议：“此书出版后，立即由中央通讯社发布新闻，述蒋委员长以四十多天的努力，撰述此书之经过。”蒋介石不同意，陶只好作罢。20

　　当然，蒋介石之所以找陶希圣而不是陈布雷起草这本著述自有他的考虑，陶希圣嫡侄陶鼎来就说过：“蒋要他来写这本书，显然不是仅仅因为他会写文章，蒋下面会写文章的人很多。蒋要求于他，正是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上的研究成就，来补充蒋自己在理论上的不足。这是除陶希圣外，任何别人都做不到的。”21

　　只是陶希圣能有多大的发挥余地还不好说。从书的撰写过程看，陶希圣基本是按蒋介石的思路起草、整理和校对，整本书体现了蒋介石的思想。尽管陶希圣还说不上仅在蒋的思想框架内寻章摘句，但确实难有大的发挥空间。因此，这本党化著作与陶希圣以往开风气之先的经济社会史著述不同，了无气象之新，无论是在政治学或是历史学，均无出色表现，它既像史论，又掺杂了一些哲学思想，正如费正清所言：“蒋介石的思想是来自许多方面的大混合：曾国藩为人处世应以道德目的来衡量的见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从日本、俄国、美国以及轴心国家方面来的影响，都被放进他那保守的民族主义框架之内。”22

　　张治中的这段评论比较中肯：“一般人认为此书充分流露钧座保守思想之所在，而钧座注意当时对国民教育之意义，未注意其可能引起之政治影响。”23思想驳杂而又含有强烈的排外性的农民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之命运》当时并没有受到知识阶层重视。教授出身的陶希圣也深明这点，私下与友人说过：“明知有伤手之虞，亦唯有尽心悉力捉刀以为之。”24这也是政治乱世文人从政的不得已。

　　尽管如此，《中国之命运》还是被国民党认为是继孙中山三民主义以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是蒋介石政治哲学思想的一次系统阐述。虽然当时严重缺纸，但这本书第一次就印了20万本，至5月，已行销130万册以上，正中书局印了130版来供应市场的需要，到年底更是重印了200多次。《中国之命运》在学校和大学里很快就成了一本必读之书，全体军官、公务员以及中央政治训练学院的学生和国民党青年团成员都必须读这本书。

　　综上所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陶希圣对该书的起草和校定、整理起了重要作用，是部分书稿的起草者；
在书的立意和观点上，蒋介石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内容上，蒋介石的增订、补充部分，远远超过初稿篇幅。在时间上，蒋介石花费的时间并不比陶少。说陶希圣代书《中国之命运》的观点至少是简单化，甚至是不准确的，如同我们说陈伯达代书《论联合政府》一样不妥。

　　二、蒋介石推出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

　　关于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的动机，大陆学者几乎众口一词：是“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作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何以出现这个定论？笔者放下一节解答，我们先来分析蒋介石本人的写书宗旨，再来推导蒋介石撰著的真实动机所在。

　　首先看当事人陶希圣是怎么讲的：

　　自十月十日起，蒋委员长着手起草一本书。书的目的是在指出百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一旦解除，一般人应如何以独立国家自由公民的资格，与世界各国的国民平等相处，同时应如何自立自强，共同致力于建国的事业，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各国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25

　　为此，陶希圣还特意作了解释，他说，《中国之命运》的宗旨出于蒋介石的两段训词。第一段训词指的是1942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庆祝“双十”节大会上的讲话。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国庆节。黄仁宇当年正好目睹这一场面，他说：“翌日为国庆日，他（指蒋介石——引者注）往重庆较场口宣布。恰巧当时我和弟妹蹀躞街头，忽见蒋乘敞篷车至，车行极缓。虽有宪兵指挥群众清道，但无特别戒备，车行所至，两侧群众自动鼓掌。”26就在这次会上，蒋介石郑重宣布美、英两国政府将放弃一切特权，重新商定平等新约的消息，蒋介石声明道：

　　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从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立自强，人人要做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民，始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家，以期无愧为同盟国之一员。27

　　第二段训词指的是次年1月11日，中美及中英平等新约正式签字时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我国自清季开始与列强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来，到了去年正是百周年，我们中华民族经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战牺牲，乃使不平等条约百周年的沉痛历史，改变为不平等条约撤废的光荣纪录。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亦是英美各友邦对世界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尤其是我们同盟联合各国证明了此次战争目的之所在，是为人道、为正义而作战的事实。”28

　　陶希圣强调说：“《中国之命运》的宗旨，就是上述两段训词。”29从内容上看，两段训词都与废除不平等条约有关。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秘书，陶的陈述难免有党派倾向，但他说出了撰写此书的历史背景。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次日，中国即对日本宣战，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国民政府遂成了美国和英国的地缘战略伙伴，甚至是心腹盟友。1942年元旦，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后，中国开始跻身世界四强地位，美、英允诺战后废除在华的治外法权。但蒋介石坚持战后废约与中国现有国际地位不相符，美、英应当在战时就放弃在华特权。

　　从当时蒋介石一连串迫不及待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蒋废约愿望之迫切和强烈：

　　1942年3月，蒋介石不满外交部向盟国提出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战后应无条件取消”言论，蒋借助中国战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及中国在新的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推动国内新闻舆论界发起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4月23日，蒋介石通过宋美龄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如是我观》一文，将这一运动推向高潮。文章谴责了在华领事裁判权，提出取消外国在华的种种特权。宋美龄毫不客气地指责英国在远东作战不力却继续以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宋美龄要求那些以抗战名义的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大班门”滚回英国。文章措辞尖锐，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美国社会形成一股同情中国的舆论潮流，不少报刊发表文章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从4月起，华盛顿和伦敦为放弃对华特权一事频频商议。8月2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告诉英国外交部，现在是采取确切步骤的最好时机。

　　9月2日，蒋介石为促成和华盛顿速订新约之事，派魏道明替换胡适接任驻美大使。10月4日，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表示，“中国今日尚未能取得国际上平等之地位，故深盼美国民众能了解中国，欲其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应先使其本身获得平等地位始”。30蒋介石并亲自草拟交涉要点，要求美方提前放弃不平等条约。5日，蒋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要他向美方表达中国希望立即废除旧约意向，带头声明放弃“对华条约中包含的不平等条约”。

31同一天，蒋授意陈布雷撰拟新闻稿，敦促美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发挥其一贯对中国友善的精神，做一件能够转移世界视听，彰明盟国道义权威的大事。326日，魏道明向罗尔斯呈递有关废约内容的国书。7日，宋复电：“关于从速取消不平等条约，原则上美方当无问题，最好俟文回国面陈后再进行。”蒋介石不同意，迭电相催：“如美政府能提前讨论取消不平等条约，则我方应立即与之开始交涉，不必待兄回国也。” 33

　　使蒋介石深感意外的是，没等宋子文开口，美国国务卿赫尔于9日正式通知魏道明：“美国政府准备立时与中国政府谈判，缔结一规定美国政府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国际问题之条约。美国政府并望在最近期内完成上述目的之草案，提交中国政府考虑。”34美国政府于3日通知了英国外交部，定于9日美英两国分别发布。就在这一天，美英两国正式通知中国驻美、英使节，“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35并于10月10日国民政府的国庆节之际公开宣布这一决定，接着，加拿大、荷兰、巴西等国相继表示了同样的态度。魏道明宣称：中国与西方关系进入新时代。36

　　翻查以上的国际外交变故，我们才能体会蒋介石当天在日记写下这样的话：“接获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之通告，此为总理（国父）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中心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37蒋介石立即致电美国罗斯福总统表达谢意：“几十年为中国争自由的奋斗中，继续不断地梦想中国终必成为一独立并且是民主的国家；
近日理想已成事实。谨自内心感谢阁下卓越的领导，鼓励和协助中国在盟邦取得平等的地位。”38

　　蒋介石激动地表示他为美国“此一壮举所感动，实无适当言词足以表达与欣慰之感情”。行文至此，笔者也就理解黄仁宇说过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对蒋介石为一生大事。”39就在这一天，费城独立厅的自由钟敲响31下，以此向开始走上独立之路的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国庆节遥致祝福。蒋介石专此为美国特别于中国国庆日鸣自由钟向罗斯福致谢，提出“深望最近续订新约之时，将包括一切不合于国家平等原则或国际公法一般原则之现存特殊权益让与权特权等，一律加以废除。”40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找来陶希圣商议撰写一部书，目的“是要教导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的国民，鼓舞其民族自尊心，与世界各国国民平等相处”。41

　　以上主要是陶希圣的叙述。蒋介石本人也记载有他写此书之目的，就在蒋与陶商量撰写《中国之命运》一周后的10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写道：

　　际兹不平等条约取消，外交胜利之时，应不失机宜推行战时生活，改造民众心理，转移社会风气，革除政治习性，至于发展经济，平定物价，健全新县制各级组织与省县各级参议会，亦宜同时进行。使人民能为国家服务，不失为现代国民，而得能与联合国各国之国民并肩作战，对世界战争能有所贡献，如此方不愧为独立自由国家之国民也。42

　　从中看出，藉着“不平等条约取消，外交胜利之时”，“不失机宜推行战时生活，改造民众心理，转移社会风气，革除政治习性”，应是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的思想发端。不久，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讲，反复强调民众心理改造的重要性：“战时的生活没有能厉行，新生活的信条还不能普及，国家总动员令的法令还不能贯彻，经济管制的办法更没有普遍实施”，要求“纠正一切缺点，彻底革新生活”。43

　　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努力争取下，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新约，废除两国在华特权。随后，中国又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这样，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形式上被废除了。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44

　　对于中国人来说，取消西方列强近百年在华治外法权，无论如何也是值得记载的历史时刻，其意义之重要，我们从当时《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从重庆发来电讯可见一斑：

　　中国过去一年突出的事件是取消了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结束了中国所称“一个世纪的压迫”，这是西方人很少把握的事实，但对于认识中国它却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对中国人的情感来说，这场战争不是始于1937年7月7日，那只是一场更大规模斗争中的一个偶发事件。这一斗争可上溯到1927年的北伐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这一斗争的编年史上，将记录下这样一笔：只有6年来的抗日战争才使西方终于接纳中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站立在平等的舞台上。45

　　诚然，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与国际法的进步与发展分不开。1942年元旦，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其宗旨和原则都是强调主权平等、民族自决和禁止使用武力，这就为蒋介石一再倡议废约提供了重要依据。

　　综上所述，在时间上，陶希圣叙述的蒋介石两段训词都与《中国之命运》一书出台密切相关，蒋介石发表第一段训词后，即找陶希圣商谈撰书一事。第二次训词时，正是蒋介石反复修订书稿之时。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撰写《中国之命运》时，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也占据颇多篇幅。

　　当时书稿在党内高层征求意见时，被批评最多的也是关涉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他们认为此时批评友邦，有损心腹盟友关系。但面对诸多批评，蒋介石不为所动。陶希圣说：

　　委员长认为中国百年国家积弱之势与国民从自大转为自卑的心理，都是导源于列强的侵略与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尤其是国父倡导三民主义国民革命，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要目的。现在不平等条约由于革命抗战之坚贞奋斗而得以解除，一般国民如何改变其民族自卑感而培养起民族自尊心，国家如何与世界各国立于平等地位，而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这就是中国今后的根本课题。因而本书不能不追述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束缚的实况，与我们为国家平等自由而革命抗战的经过。倘如删去这些章节，那就是全书失其意义了。”46

　　蒋介石十分看重废除不平等条约，蒋坚持把中国的民族耻辱和其他现代弊端，几乎完全归咎于外国列强的掠夺和不平等条约的危害。1934年5月11日，蒋在日记写道：“自道光廿二年鸦片战争中英白门合约起，及袁世凯接收廿二条，乃至华盛顿九国公约止，中华民族之人格与国家主权皆为此九国公约所埋葬。”47蒋誓言要洗雪百年民族耻辱。在蒋介石的政治理念中，不平等条约是导致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中国应该毫无例外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1942年11月17日，就在与美英讨论重订平等合作新约之时，蒋介石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的《建立平等互赖的世界，消灭任何帝国主义》一文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消弭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48西方观察家认为蒋介石有一种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幻想。早在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就把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新政府主要外交目标。1929年，还未站稳脚跟的国民政府匆忙宣布该年是废除治外法权之年。1930年1月，取消列强治外法权的谈判进入与各国会商阶段，后因日本入侵东北而停止。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首篇里赫然声明：（国父）“弥留之际，确定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中国国民革命的第一个目标，复将这个未竟的大业，留给我们后死的同志”。全书共分八章，其中直接涉及不平等条约内容的就占了三章。费正清说过：“该书为庆祝1943年英、美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出版”。49邓野也说过：“蒋介石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契机，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50今年，邓野在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再次强调：1943年1月中国与英美签署平等新约，中国至少在形式上废除了半殖民地地位。这个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主题之一具体经由国民党完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对于蒋介石来讲也就具有相当的政治宣传意义，为此，蒋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51

　　百年的屈辱记忆，使蒋介石十分强调民族自尊，蒋认为一个国家，首先必须自强、自助、自求。52在发展和各国关系时，要坚持自主，用人而不被人用。53全书甚至含有强烈的排外性的农民民族主义色彩。因此，当《中国之命运》在中国发行高达100多万册并成为必读书时，国民党的审查机关却在外国记者的电文中删去了一切有关此书的内容，英译本也一再推迟出版。

　　因国共两党纷争，民国史往往被人为裁为两节，两边都有自我设限，以致我们读史需作常识性补充。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论从历史事实还是蒋介石的思想逻辑、心路历程来看，引发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的最主要动机。

　　三、“是为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和宣战书”是如何提出的？

　　那么，几十年来，中共党史为何一直沿用蒋介石出书动机“是为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和宣战书”、是“蒋介石欲挑起新内战的宣言书和动员令”等观点呢？54这一论断是怎么提出的，是否符合史实？

　　笔者发现，这一说法之所以影响深远，源于当年毛泽东亲自组织批判《中国之命运》运动中的一句关键词，提出者是陈伯达，他在根据毛泽东意见撰写《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说：“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为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55陈文是当年中共组织批判《中国之命运》系列文章中最早和最重要的一篇，由毛泽东亲自修订并作为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发表，后还专门印了单行本广为散发。为写此文，陈伯达全情投入，写到激动处，陈可谓“笔泪俱下”。陈伯达不无得意地说：“这本书对于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起了作用”，他还借用李六如的话形象地概括道：这本书甚至“顶了几个师的力量”。56

　　翻查史载，陈伯达的话显然夸大了。陈伯达文章发表于1943年7月21日，此时，已是胡宗南部队撤出陕南的第11天、蒋介石公开声明对边区“无进攻之意”的第10天之后，也就是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处于退却阶段，何来“顶了几个师的力量”？如果《中国之命运》是一本对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宣战书”，“是为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和动员令”，按常理，书甫一出版当引起中共高度重视，而不是事隔四个月后才组织批判。

　　那么，这几个月时间里，国共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妨深入一层分析。

　　从1942年下半年—1943年上半年，也就是《中国之命运》推出前后一段时间里，国共双方并未出现剑拔弩张情形，相反是双方频频往来的和谈时期，当时双方都希望将国共问题纳入政治解决轨道。两党出现这种新思维，主因是世界出现变局。

　　在中共一方。1941年6月德国突袭苏联后，苏联无瑕东顾，延安失去国际支持。同时，莫斯科希望共产党支持国民政府积极抗战，以解除东线之忧。面对新局势，审时度势的毛泽东意识到，随着苏联和美、英结盟，世界大势为之一变，战后的国际格局将出现一种妥协局面，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需作重新调整，做长期合作的打算。

　　在国民党一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为中国的最大盟友，连一向瞧不起中国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立即致电蒋介石：“我等向为良友，现则同对一敌共同奋斗矣。”57美、英的支持，令孤身抗日苦撑近5年的蒋介石突然有了“绝处逢生”的慨叹，他先前曾预言：“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情势终必演变而日本终归失败也”，58这一天终于到来。借助外部特别是大国美国的力量打败日本，是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一贯思路。59现在，在美国支持下，中国正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迈向世界四强地位。在近代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未有如此之崇高。陶希圣感慨地说：“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42—1943）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增高到了顶点”之年。601942年初，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等国家与地区）最高统帅之后，第一次成为国际头面人物。这年的6月1日，蒋介石的肖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个人声望逐渐高涨的蒋介石认为中共对他的威胁在消减。在这种背景下，国共双方都在寻求新的和谈方式，应该说，受莫斯科指示的中共一方更主动。

　　1942年1月，在苏联养病的林彪带着莫斯科旨意回国，林彪特意通过新疆督办盛世才向蒋介石报到，并大谈特谈国共合作，甚至主张国共合作建国。61蒋介石留意到他的学生林彪回国后，中共随即在政治上停止进攻，双方的军事摩擦顿减，两党关系明显缓和。5月，苏联得到日军向中苏边境集结的消息，再次呼吁中共采取行动。6月15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致函毛泽东：“当前局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努力改善同国民党的关系。”62 7月5日，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约见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表示希望政治解决国共纠纷问题。中共随即在发表的“七七宣言”中作出和解姿态：

　　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谈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63

　　国民党方作积极回应。7月11日，国民党派张治中和周恩来、董必武会晤，周恩来提出妨碍两党团结的军事政治问题可以通过谈判解决。7月21日，蒋介石亲自接见周恩来，肯定国共谈判之事。8月14日，蒋介石再次接见周恩来，提出“国内的问题应好好解决”，甚至提出希望一周后去西安会晤毛泽东。64毛泽东获悉也表示：“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 65毛泽东并在他本人修改的一份《情况通报》中指出：国民党最近已放弃了5月间的军事反共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势。66但由于中共中央一时摸不清蒋介石急切见毛的意图，担心蒋对毛不利，只派出林彪在周恩来陪同下面见蒋介石。林彪特别向蒋介石转告毛泽东的意见：今后国共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67到了10月下旬，毛泽东仍对亲自见蒋谈判一事深感兴趣，但一再遭周恩来反对而作罢。

　　11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服从政府命令，忠实的实现三民主主义，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68对此，中共认为“这是对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是“时局好转的开始”，即使国民党“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可以这样做。”69毛泽东还于12月1日，写了一封缄件给蒋介石，内称：“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进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70

　　12月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对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发表谈话，表示：“全会坚持抗战，加强团结之意图，吾人深同感”。并声称：在对外对内的最重要政策上，国共两党之见地，基本上并无二致。7114日，周恩来也指出：目前两党关系是“空气缓和”，“关系恢复”，趋向好转。由于中共的积极回应，16日，蒋介石再度召见周恩来与林彪时，表示国民党是有诚意解决两党统一团结问题，希望真团结，不是政治手段。蒋介石甚至声称：只要他活着一天，就绝不会让中共吃亏。72林彪也表示拥护国民党十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精神。次年3月28日，何应钦明白无误地告诉周、林：国共两党目前最要紧的是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不能再有摩擦发生。敌人一贯政策，是以华制华，同时还进行挑拨离间，是我们内部不能团结，如果我们中了敌人的诡计，将来只有同归于尽。73周表示同意，林也说延安方面很希望两党彻底合作。这一时期，两党对于合作问题的态度均是积极的。

　　这段你唱我和时期，正是蒋介石酝酿、写作、修订和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时间（1942年10月至1943年3月）。如果说，蒋介石一面与中共和谈，一面谋划撰写一部意在掀起反共高潮的理论书籍，于逻辑和情势都说不通，更何况国际社会也不允许蒋介石“内讧”。美、英为共同对日，多次警告重庆政府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就会削减租借法案中的对华军事援助。史迪威甚至威胁，如中国内战他必将飞机带走。在重庆政府看来，美、英、苏三大盟友都不好得罪，重视“国际之地位”的蒋介石要保持他在国际社会的声誉，维持国内团结一致抗日的局面是必须的。

　　虽然，作为一种战略设想，毛泽东早在1942年4月就提出“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预设，并且认为“他们布置很久了。”74至于“高潮”迟迟未来，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由于日军尚未发动反苏战争而进攻云南、浙江，使得国民党内部问题严重，有暂时延缓的趋势。75此后，随着国共进入和谈阶段，毛泽东也就不再提“反共高潮即到”言论，反而致电周恩来：“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76

　　那么，《中国之命运》是如何与“反共高潮”沾上边的？

　　陈伯达说，1943年3月《中国之命运》出版一个月后，“延安也很快看到了”。但中共这段时期的工作重心在于整风运动，并没有过多关注重庆政府的一举一动，甚至连当时重庆《中央周刊》杂志组织的“《中国之命运》读后感”征文活动，熙熙攘攘地发表了300多篇文章的时候，延安也没有动静。至少到6月2日止，中共政治局召开的会议内容，“丝毫未提及中共对国民党的具体政策，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以及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事情。”77为统一全党思想、方针和路线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当时中共党内的头等大事。《中国之命运》尽管被捧为“领袖经典”，在大后方红极一时，却委实还没有进入毛泽东的视线。中共反而频频向国民党示好，为保持和谈气氛，中共还致电告诫周恩来，“如我们与国民党以外之中外人员团体或党派，有任何足以引起国民党借口之秘密协定，在目前都是不妥当的。”78 6月1日，毛泽东还致电前线的彭德怀，“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79应该说，双方对和谈都怀有诚意。

　　这也意味着，《中国之命运》出版后的几个月内，并没有被视作“反共宣战书”，甚至还没有引起中共的注意，为何到了7月下旬，中共对《中国之命运》的看法会出现180度的转变？

　　导致国共关系趋向恶化的诱因是5月22日共产国际突然宣告解散。在蒋介石看来，中共是共产国际移植中国的“傀儡”，不是中国土壤里生根成长起来的，它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历史无关。自称是反共的“先知先觉”的蒋介石，早年就反对苏共对中国革命的控制，认为中国革命必须独立自主。同时，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美国对斯大林施加压力的结果。共产国际是在美国特使戴维斯出使莫斯科期间突然宣布解散的。美国注意到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以及各国共产党所策动的“叛乱”工作，故而对苏联给予军事援助为交换条件，压迫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在5月25日日记写道：“此实为划时代之历史，而其关键全在美国总统之政策运用奏效也。”80

　　次日，蒋又写道：“此次俄国取消第三国际，乃积极与美合作之表示，日本必知之甚明也。”81蒋介石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更了解列宁的观点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从1923年底访问苏联时开始，蒋介石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一种固定看法,他称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将是中国“最后、最大之敌”。82共产国际解散不久，蒋介石在5月31日《本月反省记》云：“此实为二十世纪上半期之惟一大事，殆为世界人类前途幸福庆也，而吾一生最大之对象因此消除，此不仅为此次世界战争中最有价值之史实，且为我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最大之胜利也。”83

　　蒋介石虽然高度评价共产国际解散一事，但如何转变为对内政策仍十分谨慎。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历来有戒备之心，和谈，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蒋介石明白，国共终不可能和衷共济。中共问题的解决始终是蒋介石的一大心病，“九一八事变”前，蒋的方针是，“不先剿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事变后虽改为“团结内部，抵御外侮”，但双方时有摩擦。现在碍于国内外舆论，尤其国际舆论，蒋不敢过于明目张胆。在共产国际解散的第三天，蒋介石仍表明：“对中国共产党问题，我应尽力向政治解决之途为最大努力；
在宣传上尤不可造成政府准备以武力解决之印象。”84事实上，对于共产国际解散一事，国民党也一直克制，没有在党报《中央日报》上置评一词，国民党对于共产国际解散事件的态度是“大题小作”。85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有部署。毛泽东复电彭德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指出：国民党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打击我党威信，厉行特务政策，企图从内部破坏我党。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86同一天晚上，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报，声称：共产党如能照其所言者做到，中国政治无问题。共产党如能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中央便可缩短训政时间而早日实施宪政。6月10日，周恩来、林彪返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前夕，蒋介石覆缄毛泽东，内称：“兹承周（恩来）、林（彪）二同志回延之机，特泐数行，以伸悃忱，如能驾渝会晤，尤为欣慰。”87这也是蒋对之前毛泽东给他函件中表示“聆教”的客气回覆，蒋邀毛到重庆会晤。此时，双方谈判虽无成果，但谈判大门仍没关闭。

　　6月16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到《中国之命运》一书，毛说，该书出版后，蒋介石转好的可能性很小。88显然，这句话里含有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一种失望态度，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和谈重被搁置，毛感到不满。但此时的毛泽东，锋藏不露，势引不发。

　　将“中共问题”紧张化的是“戴笠方案”的提出，6月中，戴笠提出“解决中共问题”方案，其目的是“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目标，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以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为主要目的”。89胡宗南布防16个师边区南部，正是要对延安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

　　国民党虽然萌生反击中共意图，但最终没有迈出诉之武力一步。7月6日，美国驻华使馆代办艾奇森致电美国务卿，传递了蒋介石的态度：国民政府不希望由于进攻共产党，被世人冠以挑起中国内战的头衔。面对美国人的疑心，蒋介石不得不表明这个姿态。

　　因此，蒋介石虽命胡宗南大兵压境边区，也只是希望“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最终意图还是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因此，当6月29日胡宗南已将3个军团16个师部署完毕，请求“收复陕北地区”，并称一周内可完成进攻计划时，蒋仍按兵不动：“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90蒋介石明白“紧事三分输”的道理，不敢贸然行动。

　　虽然毛泽东认为早已预计的“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终于到来，但毛判断国内外形势都不允许国共开战，有一细节可看出延安的“镇定自如”：重兵压境之下，驻防在南泥湾前线的陕甘宁边区晋绥联防军警备八团的战士们，依然参加锄草劳动，他们的反应是“保险打不起来”。91这些细节隐藏着历史的真实。毛泽东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方针，号召“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战争。”92

　　正如毛泽东所料，在内外因素迫使下，7月10日，蒋介石果然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蒋、胡复电朱德，声明无进攻之意。杨奎松分析说，“蒋之紧急刹车，是因为他这时的基本方针仍旧是要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93这一论点是符合事实的。7月23日，蒋介石提出：“中央对于中共，除对军令政令必须贯彻统一外，应采取宽大为怀的一贯方针。”对于中共内部问题，“中央决无干涉之意，更无强制之事。”94蒋介石以为可将中共容纳进一种政治结构之中，实现他所谓的“政治解决”。

　　综上所述，陈伯达说《中国之命运》这本书是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战书”、“动员令”一词，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党派斗争、政治宣传的意识形态用语，未必是中肯之言，甚至与事实无关，不应成为一种史学论断。就在陈文发表的前几天，也即是胡宗南撤兵的第二天，毛泽东分别致电彭德怀、董必武就说过：“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已迅速破产。”95总不会打败了“反动派的进攻”才来批判“宣战书”吧？此后蒋介石虽仍有剿共意识，但终未付诸行动。按照杨天石说法，“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成“潮”，更谈不上所谓“高”。96政治使历史记忆断层,时至今天，我们如果仍是沿用当年的政治宣传话语，未免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也不符合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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