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明胜：问题官员频繁复出的四重伤害

　　据报道，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国务院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的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近日已经回京重新赴任。消息人士称，鲍俊凯的新职务为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司副司长。（《齐鲁晚报》5月6日）

　　我们知道，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已经受到行政记过处分，但是，从目前来看，以搪塞民意所演绎的“问责秀”过后，鲍俊凯在低调和悄然中已经再次履新，并且重获副司长这一级别，顺利实现了权力的复归。而当前类似鲍俊凯这样备受争议的问题官员在短期内复出和“再就业”的似乎越来越多。

　　据报道，山西临汾“黑砖窑”虐工事件披露后，副县长王振俊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撤销其行政职务。然而，撤职没过几天，王振俊便以县长助理的身份再次上岗。“6.28瓮安”群体性事件中被撤销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也迅速“复出”，现已调任黔南州财政局任副局长。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博客等新兴媒体的相继出现，一些网民和公众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参与政治、监督政治，在广大网民和公众的助推下，“问责风暴”再次掀起，由一些重大突发性事件所引发的高官“落马”、引咎辞职、免职的官员也日渐趋多。然而，就在广大民众为之叫好，拍手称快的“火线问责”过后，一些问题官员却已悄然复出、重新上岗，有的换岗为官，有的异地履新，转瞬间就“东山再起”。不难发现，“问责”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问题官员们躲避风头的“港口”，一旦“问责风暴”吹过，他们便再次走马上任。

　　当前，问题官员悄然复出的现象不断，广大民众和舆论对这种“今天免职、明天复出”的轮回游戏早已厌烦。原本试图通过建构完善的行政问责制，体现出一个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应有的责任和担当，相反，随着问题官员频繁复出的数量日渐增多，其凸显的弊端却日渐突出：

　　首先，问题官员频繁复出在某种程度上会有损政府的公信力，破坏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不难发现，每一次问题官员的复出，都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究其缘由，是这些复出的问责官员都是在一种非常态、不公开、不透明的情况下被任用，这个复出的过程没有公之于众，自然会让老百姓觉得政府有暗箱操作之嫌疑。这种人事任免公平公正的法定程序的缺失，也自然会影响和破坏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公信力和形象。

　　其次，问题官员的频繁复出会日渐稀释广大民众参与监督的热情。我们知道，官员问责制的完善和建设有赖于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也只有在积极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对政府的行为提出质疑并实施责任追究，才能增强政府对民众需求的回应性和调适性。然而，随着问题官员接二连三的“东山再起”，广大民众其对政治的厌恶之情会油然而生，随之生成的政治逆反心理必然会使得其政治参与、政治监督的热情逐渐减弱，甚至会呈现出一种政治冷漠的心理表征。

　　再次，就官员自身而言，问题官员的轻易复出会造成一种暗示，即问责本身的弱化和对其他官员警示的弱化。问题官员频繁轻易的复出，不仅没有达到问责的效果和实现惩罚的初衷，反而给其他官员造成这样的暗示，即“问责风暴”就像一阵风，只要躲过风口，过后一切安全。这不仅使得问责流于形式化，更重要的是对其他官员也没有任何警示和教育意义。

　　最后，问题官员的频繁复出折射出“人治”的色彩，有悖于现行的法治精神。目前看来，尚未形成一套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官员复出机制，犯过错误或违过规的问题官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曲线做官”、“异地做官”，有的甚至重回重要领导岗位，并掌握各种实权。很显然，在没有保证程序透明和公正的前提下就再次安排上岗，某种意义上，其必然呈现出“人治”的特征，这是有悖于现行的民主法治精神的。

　　那么，面对问题官员“复出”如此多的弊端，是否就意味着要将其一棒子打死，一旦革职，终不叙用呢？那道也未必。正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官员也是人，也会犯错误。当前看来，关键是要形成一套规范合理、程序严格的考评复出机制，做到有规可循，每一步都要在阳光下操作，至始至终都要保证广大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倘若真能在民意的考核下再次履新，问题官员复出之弊又怎样会出现？

　　原载于《南方时评》2009-05-08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研究生部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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