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申宁：被运作的历史及其价值——评王宜林《甲午海将方伯谦》

　　方伯谦是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济远”舰管带。在丰岛海战中，“济远”舰升白旗和日本海军军旗逃跑，在逃跑时水手王国成、李士茂用尾炮炮击了日舰；
在黄海海战中，“济远”舰又擅自离开战场，提前返回旅顺。由于方伯谦在两次海战中的畏缩表现，被清廷以“牵乱船阵、撞伤‘扬威’、临阵脱逃”的罪名处死。百余年来，史学界和社会各界一直把他视为民族败类。在电影《甲午风云》中方伯谦被塑造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反面人物；
在中学历史课本甲午海战一章，方伯谦是著名的临阵脱逃的叛将。但是，早在方伯谦死后不久，就断续有人为他鸣冤叫屈，并撰述了《冤海述闻》一书。这就是方伯谦冤案问题的由来。

　　1989年，方伯谦的侄孙女方俪祥女士（美籍华人）要求停止使用现行中学历史教材，停止播放电影《甲午风云》。1991年，在她的赞助下“方伯谦问题学术研讨会”在福州召开，全面为方伯谦平反，会后出版了《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今年9月，方伯谦故居正式揭匾， 张爱萍将军为之题词。解放军海军司令部有关人士提出，将把方伯谦故居改成中国海军战争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海军老兵王宜林撰写的《甲午海将方伯谦》一书也在这时出版了（海潮出版社1997年8月版）。

尽管为方伯谦翻案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时至今日，真正能够说明问题的重要材料却并没有发现。目前所谓平反“冤案”的研究，多是在原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重新分析和推测。

　　《甲午海将方伯谦》一书作者在是书“后记”中坦言其写作的指导思想，是为了“纪念中日甲午海战一百周年和北洋舰队中军左营副将‘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蒙冤殉难100周年，宏扬民族魂、继承爱国精神， 特撰写此书，以飨广大读者”，“以达到树立方伯谦的爱国将领形象”，“确立他的英烈地位和不朽的荣誉”。据了解，作者并不专门研究北洋海军和甲午战争，他本人也特地说明自己“不是历史研究者”，仅仅以《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等材料为依据，“以半年多时间和粗糙之笔”写作了这部27万余字的传记。作者的这份勇气和由之做出的种种评价同样令人感到吃惊。是书凭借个别孤证和揣测推理，断定“济远”在丰岛海战中挂白旗逃跑，是以诈降方式击退日舰，方伯谦亲自指挥了这场“中外海战史上所罕见”的战例，以此批判了前人所谓方伯谦“匿铁甲最厚舱中”，靠水手王、李二人施放尾炮才击退敌舰的记载。同样，在讨论黄海海战中“济远”先退问题时，作者构造了一个所谓“西战场”，说方伯谦带领“济远”官兵独自与日舰“浪速”、“秋津洲”、“吉野”、“高千穗”四舰周旋，直至海战结束，“从而减轻了日舰对‘定远’、‘镇远’等舰的攻击压力”。由于没有材料支撑自己的观点，作者虚构了多处情节与对话，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正是这些充满想象与神思的精致创作，使作者的著作由史书变成了小说。

　　要说黄海海战战败的责任全部由方伯谦一人来承担，显然是不公平的，这在史学界已逐步形成了共识。“牵乱船阵、撞伤‘扬威’”之说，经过考证也不能成立。方伯谦被处死，相对另一位逃将吴敬荣来说，处置显然较重。但是在没有可以说明问题的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依靠各种推测和解释来为方伯谦翻案，并把他举到了“民族魂”和“爱国将领”的高度来宣染，显然是一种极不严肃的态度。宽大古人体现了今人的释怀，但主观臆断并不能代替科学判断。虽然学术研究允许推理和假设存在，但将这种方法放大并运用到对史料的解释上去，则不能不使人感觉到这种研究已经远离了史学而日益接近文学。

　　其实，方伯谦问题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并非特别重要，中国近代史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有如此之多，为什么非要死死缠住一个方伯谦不可呢？在没有发现有充分说服力的史料前提下，为什么要急匆匆地为方伯谦翻案？对方伯谦的评价，为什么非要搞得如此非学术化？从来不研究甲午战争的人，为什么独独会对方伯谦如此热衷？所有这些困惑，不能不成为史学界日益关注的点和必须打开的结。一个小小的方伯谦，引来无数弄潮儿，潮起潮落，赶海人各有所得。

　　方伯谦的侄孙女美籍华人方俪祥女士出于对自己祖先的爱戴和关注，多年来为方伯谦问题鸣冤叫屈，奔走呼唤，至情至性，感人良深！方女士对中国史学界和史学研究的关注和赞助，确确实实感动和推动了一些从事史学研究和不从事史学研究的人的热情，王宜林先生的著作也是这种热情的产物。人们常用“一石激起千层浪”来形容某一事物所带来的重大影响，方伯谦后人的至情至性犹如一石入水，激起史学界涟漪层层。历史是要靠事实来说话的，看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今天热情工作的人们，也许明天就会有一个重大的发现：我们所作的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发现了这些工作的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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