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让人民不受骗

　　殷海光，台湾“自由主义的领港人”，1949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自由中国》，是杂志的灵魂人物。后来《自由中国》被停刊，殷海光回到台湾大学教书。

　　从法西斯到自由主义者

　　南都周刊：你的老师殷海光是个什么样的人？

　　王晓波：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殷海光，第一个是青年有些法西斯主义的殷海光；
第二个是自由主义的殷海光；
第三个是思想还在进一步升华，可惜英年过世没有完成的殷海光。

　　南都周刊：具体怎么讲？

　　王晓波：很多人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青年从军，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对蒋介石非常崇拜，甚至相信“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当年闻一多在课堂上抨击蒋介石，他还组织一批同学抨击闻一多。

　　南都周刊：他原来是一个相信“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人，那么他的反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晓波：他告诉我他的第一次反省，是在徐蚌会战，你们大陆叫淮海战役吧，他作为《中央日报》的记者去采访，他采访了很多普通老百姓，他发现宣传和真实的民心有很大的差别，人民中间确实有一种反蒋情绪。大概是那个时候他开始反思蒋介石政府到底有什么不对，对蒋介石的政策开始有批评。我记得他后来跟我聊天时，常会有点发牢骚地说“老蒋他当年要是听我的就好了。”

　　南都周刊：这说明他对蒋介石还是有很多期望的。

　　王晓波：对。他选择到台湾也体现他的政治倾向。

　　南都周刊：他什么时候开始以一个反对派的姿态出现的？

　　王晓波：这要从一个大的背景开始讲起，那一批外省知识分子随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他们都有反省意识，官方的反省是说，国民党不够集权。而知识分子的反省主要有两种潮流。一种是以胡适博士为代表，认为蒋介石不够民主，要进一步学习西方民主体制。另一种是以张君劢、徐复观、牟宗三为代表，认为蒋介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位坚持不够。殷先生是属于胡适这一派的，那时候他已经是比较清晰的自由主义者了。

　　被当局停了教职

　　南都周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殷先生的？

　　王晓波：我1963年到台大，他给大一（学生）教逻辑学，很多同学都非常崇拜他，我更是亲近他，我大一时什么书也没好好读，就在台大图书馆里，把一套《自由中国》看了个遍。

　　南都周刊：你们的师生缘有多久?

　　王晓波：到大三的时候，那次新学期开学，我选课看到课表上还印了殷先生的名字，但教务处的人说他的课已经不能选了，他不能来上课了。但我们一帮同学都很抱不平，我经常去殷先生家看他，请教问题，他家门口常常停着警察的车子，我们那时候年轻气盛，常常对警察怒目而视。

　　南都周刊：他为什么被不允许上课？是因为他有反政府言论么？

　　王晓波：那倒不是，台大是比较有言论自由的传统的，大家对讲真话的人都比较尊重和保护，而且后来殷先生自己跟我说，在台大课堂上我还用得着骂政府么？台大学生这么聪明，我一个眼神，他们都知道我什么意思。但殷先生这个人意志非常顽强，受到压力，也一点不改初衷，我后来知道，政府曾提出给他安排一个“教育部”里的闲差，待遇不错，不用做什么事，只要他少发些言，但是他拒绝了，他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于是就被停课了。

　　南都周刊：到底是什么理由，使政府下狠心要停他的课呢？

　　王晓波：他有个朋友胡学古带来一个军人去见他，那个军人说能搞到枪，这也可能是国民党有意设计的圈套，说准备刺杀蒋介石。后来他们策划的时候败露，被抓住了，在“警总”交待称，他们说到准备刺杀蒋介石的时候，殷先生作了一个手势表示支持。于是殷先生被牵连在此案中，当局就下决心把他的课停了，并且监视了。这是胡学古出狱以后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的，但我相信以殷先生的性格，不会支持刺杀蒋介石的，他大概是做了个不置可否的手势，被他们误解了。

　　南都周刊：他被停职以后生活是不是变得落魄，生活怎么办？

　　王晓波：生活倒还没有问题，台大给他的工资还是照发。但是殷先生是那种很有贵族气的人，花销还是蛮大的，你知道他对吃很讲究，所以师母烧一手好菜。那时候不讲知识产权，台湾把很多美国书都盗版，很便宜，但他买书从来不买盗版书，专门到美国订购正版；
他从来不坐公共汽车，他说跟别人挤，有失斯文。而且殷先生不会骑自行车。他爱吃卤牛舌头，记得那时候，我常骑脚踏车帮他去买卤牛舌头。

　　他主要的苦恼是，国民党控制他，他受邀出国也不给他办“护照”，哈耶克来台湾也不让他见。

　　“殷先生的精神在支持我”

　　南都周刊：你说他思想的第三阶段升华就在这个时候么？

　　王晓波：对，他那时不自由，开始写《中国文化的展望》，你知道殷先生国学基础不是很好，他为了写作，找来一些古典思想家的书来看，我记得当他看到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时，激动得跟我说，讲得真是好啊！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当他读到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说，哇，这就是中国的存在主义。他那时候还是自由主义者，但是是一个站得更高的自由主义者。记得有一次，我看他，他在看美国的《生活杂志》，在讲越战，里面有一个照片，一个越南青年，手被美国兵反绑着，但昂着头，很骄傲的样子，殷先生说“这是用道德对抗武器”。

　　他的后期思想应该是比较倾向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的，比较提倡社会福利保障的。

　　南都周刊：我看你研究的领域，比如法家，你为什么没有继承他学术上的衣钵？

　　王晓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殷先生，我当兵回来，准备上研究所，我去问殷先生，我说我想搞清楚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殷先生很支持，他说，这方面我教不了你，我介绍你去徐复观那里，你去和他学习。

　　你要知道，徐先生和殷先生是两派论战的代表人物，最针锋相对的论敌。而我是他最亲近的学生之一，寄以很高的期望，而且可以说是他的关门弟子。他能把我介绍给他的论敌，说你要研究传统文化，就要跟徐复观学。殷先生的胸怀和风范真是君子。

　　南都周刊：他这样的人，可惜这么早就走了，你觉得他得癌症是不是和国民党迫害有关？他最后是不是心情很压抑？

　　王晓波：我们当然都说殷先生就是给国民党害死的，要是不罢他的课，他心情好就不会得癌了，他们也百口莫辩，殷先生从来不喝酒，不抽烟，就是爱喝咖啡。

　　他住院期间，都是我们这些台大的同学来24小时轮班照看他。最后那一晚，是我在值班，我看见他睡着了，胸口起伏突然不动了，我赶快叫医生，他已经去世了，最后非常平静。

　　他去世以后，台大出面张罗他的后事，为了照顾他的夫人，专门给她安排一份资料室的工作，这些国民党都没有干预。我记得我们去《中央日报》给殷先生发讣告，接待我们的人说殷先生曾经在《中央日报》工作过，所以只收半价。台湾还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社会，包括国民党，也对一个知识分子保持了最基本的尊重。

　　那一年殷先生正好49岁。这么多年过去了，后来我也投身党外运动（1973年，台大迫于国民党情治机关的压力，将王晓波及其他几位哲学系教师解聘，1997年台大为此事公开道歉），我想是殷先生的精神在支持我。现在我都马上要退休了，我总记得殷先生跟我讲的话：“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让人民不要受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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