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大国形象与需要文化辨认

　　美国一家电视台最新做了一个社会学调查，拿一张百元人民币向美国各大学和街上的行人展示，问这是什么币？上面的人是谁？中国人知道那是伟大的毛泽东。但是美国大多数人都说是越南币，上面的人是胡志明。人民币被看成是越南币，中国的毛泽东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竟被误认为越南的胡志明，说明了中国形象在海外的隔膜，亟须多元化传播和主动地文化输出。

　　法国当代思想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将整个社会资本分成三个资本域，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就“经济资本”而言，每个国家都可以用GDP来量化。今天中国的经济资本日益雄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中国的GDP大抵仅为日本的三十六分之一。然而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第一次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一，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在未来十年中中国GDP总量将从第四名进入世界第二名。换言之，中国只用了30多年时间就同日本成为了1比1的对手。难怪日本在东海油田和钓鱼岛等诸多问题上会跟我们摩擦，因为他们面对中国的崛起他们没有调整好心态，还不能接受一个庞大经济国度的新崛起。但中国经济资本的崛起是任何国家都挡不住的，在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化中，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对人类的发展有重要的平衡意义。

　　然而，中国的“文化资本”却不可乐观，上世纪过分的崇洋使得中国文化身份出现了辨认上的危机，文化象征资本严重滞后于经济资本的提升。“象征资本”建立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上，它是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形象的辨认方式。经济崛起而文化象征资本下滑，必然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经济雄强，所以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频频出现；
而由于缺乏文化对中国崛起的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和软着陆，缺乏用文化对这个大国崛起以后动向的重新说明。因此，当代中国应该下大力气抓文化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使经济崛起和文化创新的双翼提升中国新世纪强国形象，让世界逐渐消除对抗中国崛起的敌对情绪，使得中国杂和平崛起中，同其他强国一道引领世界未来的新文化走向。

　　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国际性政治经济文化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在基本实现科技一体化、经济制度并轨化以后，文化和宗教问题成为新世纪一个突出问题。现在，不少国家除了经济方面的争端，还在打文化仗。可以说，一个国家在经济振兴和富裕的同时，文化建设变得非常关键。当前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崛起的前提下，面临的首先是一个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的问题，只有经济和文化同时振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重视，才可不断输出中国有价值的新思想。中国文化历经冲击而不崩溃，还有强大的向心凝聚力，因为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纳吸收而自我创新，能容纳古今中西优秀的人类文化精神。

　　东西方有的文化形式是可以通用的，譬如器物层、制度层面的东西大多可以与世界并轨，不必再重头做起。但在思想层面和价值信仰层面则应该保持差异性和多方对话性。西学问思模式有它促进学术推进的历史合法性，但并非永远具有绝对的合法性。任何单一模式的独断和垄断都是可以置疑的。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价值重建和西方对东方的重新发现是互为表里的。中国文明作为四大古文明中惟一保存至今的文明，一直没有崩溃，其中一定有其合法性。

　　在这个世纪的价值论危机中，对西方二元对立思维论的反省，使人们注意到东方思维的多层多元性，并对东方思想中一些仍有生命的活生生的精神，诸如：生态文化、绿色和谐精神、辩证思维、综合模糊思想、重视原本性与差异性、文化价值观多样性、以人为目的的“仁者爱人”等等，加以重新体认，以求能弥补西方中心话语霸权之失。当前在西方出现的重要的“生态文化”思想，无疑有着东方文化精神栖息在其中，我们应关注中国形象和中国身份的新世纪重新阐释，让中国文化逐渐世界化成为可能。

　　在文化创新的意义上，中国应有自己的文化精神新生长点——文化创造性。与文化创造性相对的是“文化挨打性”，要化挨打为创造，化“文化拿来”为“文化拿来与输出并重”，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我看来，这种努力包括两个根本问题：其一是对西方所采取的文化姿态。现在我们对西方有四种姿态和立场，一是仰视，二是俯视，三是平视，四是歧视。第一种是后殖民的姿态，第二种和第一种不同，但根本思路相似。第四种则是民族极端主义的姿态。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第三种。其二是要注重对中国文化经典和遭遇现代性问题的重新思考。在面对中国现代性时，我们要处理的不是一些简单的文本，而是在其中要贯注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全盘西化或只想“脱亚入欧”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赞成全盘西化。应在面对世界性困境如：能源危机、环境恶化、战争升级、心灵焦虑、基因转换等难题，为人类未来开出辩证施医、多元并存、平衡生态、人与自然社会良性循环的“精神中药”，一剂呈现生命价值精神生态的“平衡药方”。有人认为中国文化落后，只能吸收，不能贡献，只能输入，不能输出。这是数典忘祖。

　　全球化中信息和经济的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文化互补化，起码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使得任何国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而封闭发展。在全球化整合中只能不断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本特性，打破全球格局中不平等关系，使自身既具有开放胸襟和气象的“拿来主义”，又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使不断创新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想说的是：在这个西化了两个世纪的世界，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进一步加大“中国文化形象”重建的力度，让中西在“建设性伙伴关系”的互动中，真正“发现”东方优美的文化精神，体味中国创建人类“和谐社会”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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