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清,康文林：中国农村传统社会的延续

　　要：将辽宁地区家谱、碑记中十八九世纪的人口记录和20世纪对从记录中挑选出来的农村家庭后代的回溯性调查相结合，构建出一个延续两百多年的该地区大规模个人水平的追踪数据库。其中的每条记录都包含个人教育程度和官职等衡量标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衡量个人的父亲及其家族和家族分支总体特征的解释变量。清代和共和国时期辽宁地区父亲与儿子所取得成就的相关程度的差异由此得以清楚展示，并对比研究了清代和1949年以后，这些家族在政治和教育成就方面的等级变化。尽管建国以来，辽宁地方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发生过多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但很多人口行为，如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其惯例和范式却可能变动不大，从中华帝国时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关键词：社会分层／社会流动／连续性／辽宁／追踪数据

　　绪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热切地致力于社会和经济平等的时代之一。通过1950年代的土地革命，19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各种运动，1949年以前的社会经济体制似乎已经被清除甚至向相反方向发展。在新社会中，1949年以前主导社会的精英阶层的权势被剥夺了，通过确定成分和其他一系列甄别措施，他们被转变成为一个新的下层阶级。社会走向开放，个人成就的取得将以才干和政治忠诚为基础，而不是出身。以家庭背景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被颠覆了，以致于原先的精英阶层出身会使个人处于不利地位，而下层阶级出身却会使其得益。

　　本文通过考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18世纪中期至今——中国一小部分地区的阶层化模式，对1949年后社会和经济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作一个初步评估。我们利用这一包含从18世纪中期至今辽宁部分农村家族的独特数据库来讨论两个基本问题。首先，我们分别考察了清代（1644—1911）和共和国时期父亲与儿子所取得成就的相关程度的差异。由于1949年以后的各种运动导致了社会流动性增强，因此1949年以后父亲与儿子的成就的相关程度应该比清代低。其次，评估社会秩序的变革和延续，探讨从清代到现代，家族的相对地位是如何演化的。具体来说，对比研究清代和1949年以后，这些家族在政治和教育成就方面的等级变化。

　　本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提供中国社会阶层化的背景并简要回顾关于历史上和当代社会流动的著作。其次，介绍我们的数据，包括历史户口册、当代调查资料以及选取的用于分析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结合了户口册和调查资料的数据，提供了所选家族成员18世纪中期到现在的记录。第三，概述本研究用于评估父亲与儿子的成就间的相关度和家族分支等级变化的方法。第四，展示结论，论述该研究成果对理解中国社会阶层化的意义并指出今后研究的方向。

　　这里的结论是试验性的，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厘清和组织当代调查数据并将其与户口册数据相连接的初步成果。如下面即将详述的，利用部分当代调查数据，我们的分析包括家族分支总体特征，家族在成就方面的等级顺序的相关性考察。这个数据库来源于那些可以直接连接到历史户口册中具体的家族分支的家庭。其余的家庭也能够连接到具体的家族分支，但是这项连接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计划在以后的几年里，从更多的村子里收集当代调查数据，从而显著增加可以取得资料的家族和家族分支的数量。

　　一、背景

　　至少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社会流动和分层的论著都是将当代和历史时期分开的。大部分关于20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流动和分层的讨论是在历史学家当中进行的，这些讨论多只关注家族背景在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国家官职中的作用（Ho1962，Hymes1986）。而系统性地将普通的成就形式纳入对社会流动和分层的讨论的研究还非常少。我和康文林（Campbell，Cameron ）最近对辽宁农村清朝户口册中不同类型职官的分析属于一个主要的例外。我们首先分析了户口册中的社会流动，通过简单的交互表（cross-tabulations ）证明了父亲的成就和儿子的成就之间的联系。

　　在随后系统的研究中，康文林和我利用更有效的方法，分析了扩展后的辽宁户口册的数据库（2003）。研究显示，有一个拥有官职的父亲可以使本人获得官职的机会增加8倍。相对为数不多的已经发表的有关欧洲和北美20世纪以前社会的研究结果，这一相关性是相对微弱的，欧美社会中的精英阶层更为成功地传承着他们的地位。数据显示，如果父亲之外的其他亲属拥有官职也可以增加个人成功的机会，因此康文林和我（2003）还论证了家族之外的亲属网络的潜在能量。

　　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的论著很多，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与我们的研究最为相关的是致力于重新构建1949年以后家庭背景在教育和职业成就方面产生影响的趋势的研究。通过对1982年中国人口l 普查中多代家庭的数据分析，邓忠和Treiman （1997）研究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出生的男性在教育成就方面的代际相关性，他们认为父亲的特征在教育成就方面的影响相对微弱并且持续减弱。周雪光、Moen和Tuma（1998）报告提出在整个研究时间段中，父亲的职业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几乎没有变化，但是与国家政策有关的家庭阶级背景的影响却有很大的波动。程源和戴建中（1995）通过回溯性调查数据研究代际职业流动性的趋势，并且推断1949年以来根据特殊的国家政策的变化，职业流动的开放性曾经存在波动，但从长远看来，这一开放性几乎没有变化，并且没有关于这一开放性增强的证据。

　　从上述简短回顾中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是现有的研究缺乏对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在新中国建立社会分层模式过程中影响的直接评估。历史学界的研究涵盖了20世纪以前的时代。当代研究的对象大多数是1949年后成年的人群，他们所面对的教育体系和劳动力市场已经在充满大变动的1950年代发生了改变。因此，虽然邓忠和Treiman （1997），周雪光、Moen和Tuma（1998），程源和戴建中（1995）说明了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阶层化模式的波动，最终变成支持市场经济的力量和另一种国家干预，描述了1949年以后社会分层模式在“文化大革命”、市场经济的最终回归以及其他国家干预手段下的波动，但是他们没有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和之前的阶层化模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关于20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早期的结论中可能暗含着某种历史模式，应该注意到“国家”在1949年以前的几十年中就被摧毁了，因此这些结论不是长期模式的代表。本研究通过追踪调查18世纪中期至今的某一个特定人群，比较1949年前后家庭背景对于成功的影响，从而填补了现有论著的空白。

　　当然，上述研究的结论反过来证明了目前我们很难对于1949年以后的趋势和模式提出更新的认识。现有的研究已经通过对更有代表性的数据的利用，衡量了家庭背景对于社会成就影响的变化，并且将这些波动与1949年以后的具体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变化相关联。因此，我们暂时没有尝试仔细分析1949年后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的短期变化。随着数据的扩大，我们当然希望回归到1949年以后的变革这一论题上，在结论中也列出了几个将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数据

　　我们的数据将辽宁省在18、19世纪的人口记录与20世纪对从记录中挑选出来的农村中家庭后代的回溯性调查相结合。从这些可以相互联系的资料中，我们提取每一条描述被访问家族中成年男子的记录。历史户口册中生活在18、19世纪的家族男性成员的信息被提取出来，同时20世纪家族里男性成员的信息也从回溯性调查中被提取。每条记录包括了受教育程度和官职等衡量标准，基本的控制变量，并且建立了衡量个人的父亲及其家族和家族分支总体特征的解释变量。下面我们将介绍本文中使用的户口册、回溯性调查以及为分析而建立的数据库。

　　（一）户口册

　　户口册包括了17世纪和18世纪山东等省汉族移民的后代，他们后来成为八旗管理的国有边疆土地的世袭佃户，这是一种清政府控制之下的民事和军事的管理体系（定，郭，李，康2003）。八旗组织最初是以满族为主的军队，他们建立了清朝并且驻防全国。最后八旗组织也获得了官僚政治的和管理的职能，包括管理国有土地。辽宁的八旗户口册涵盖了500多个村庄，分散在辽宁省的一个狭长地域，包括了盖州附近的沿海地区、内陆营口、海城周围的农业平原以及开原和铁岭周围的辽北山区。李和康的论文（1991，223—231）已经说明了户口册的来源和我们录入数据的程序。因此这里着重关注与分析有关的特点。

　　目前我们已经录入了28种不同的三年一次的连续记录。每个连续记录都包括一个不同的隶属八旗系统的农业人口，并由多少不等的村庄组成。18世纪中叶后半段可利用资料数量的增加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到18世纪末仍然存在的户口册最终成为可以使用的资料，而17世纪中期以后的记录留存下来的则很少。19世纪晚期，资料数量的显著增加反映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新的个人或家族加入到记录中。

　　辽宁户口册提供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资料远比在中国其他地方得到的户口册和家谱中的资料全面和精确（Harrell 1987，Jiang 1993，Skinner1987，Telfordl990）。这是因为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与其他省份的管理不同，东北在清政府的特殊控制之下。对于人口的管理实际上早在1625年就开始了，其时满族定都沈阳并将周围的区域纳入八旗系统（Ding 1992，Elliott 2001）。到1752年，随着内务府的建立，人口的登记异常精确和详细，在东北和中国其他地方之间，尤其在东北地区，移民都被严格控制。政府对东北人口的控制比中国其他地区严厉得多（Tong and Guan 1994，1999）。范围内的活动在户口册上都有注明，一个人如未经允许就离开，户口册上就会把他定为“逃丁”。

　　清政府实施了一个内部的交叉核对系统以确保记录的连贯性和精确性。他们记录一个定居家庭（另户）中的每一个在旗成员，并记录其门牌号。然后把家庭组成“族”，每年修订族谱。每三年族谱和门牌号会与之前的户口册做对比并编辑成新的户口册。三年前记录中过世的人会被去掉，新增人口会被添加，对于剩下的人则更新他们的年龄、关系、职务和名字。换言之，每个户口册都完全替代了它之前的一册。这样的户口册非常像三年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人口普查的原始资料。每个户口册里的记录先以村为单位，然后到族，最后是家庭。家庭中的个人依照他们和户主关系依次成列，随后依次列出他们的子孙、兄弟和兄弟的子孙、叔伯、伯母和堂兄弟。妻子通常直接列在她们的丈夫后面，除非孀居的婆婆是户主。对于家庭中的每个人，户口册记录了他们与户主的关系，名字和名字的变动，成年人的职务、年龄、属相、生辰八字、结婚、死亡或在两次普查期间的迁移，如果是成年男性，还要记录他是否有残疾，记录他们族长的姓名，旗属和所居住的村子。

　　户口册还记载成年男子的官方职位，一共为五种：旗人、仆从、生员、荣誉头衔和族长。在我们的分析中只考虑前四种，因为有职位的人组成了地方精英。前三种职位是政府机构的正式职务并包括一笔薪水和津贴。虽然他们主要由士兵、文书或工匠等低级职务组成，但他们的工作却包括了一些高级管理事务，因此所得到的就不仅是薪水，还有权力。他们从事的工作，大多数都有相应的档案并规定了薪水。第四种——荣誉头衔是购买来的，它真实地反映了个人或家庭的财力。

　　和历史上大多数人口普查相比较，三年一次的户口册考虑到了连续的户口册中个人记录的连接。家族及其成员几乎以同样的顺序出现在每一册里，即使他们搬到其他村子居住。因此可以很简单地把一个户口册和它后面的一册连起来。从每个人的连续记录中，可以推想他的生活轨迹。通过对比考察同一个人的连续记录，可以判断两次普查之间是否发生了特殊事件或变动。为此，一个特别的指标被用于识别原本没有身份的男子在下一册里是否有了一个身份，没有结婚的男子在下一册里是否结婚以及已婚的男子在下一册里是否有了子女。

　　同时，大量关于家庭关系的细节为重现家谱和确认生活在相同或不同家庭的亲属关系提供了可能。首先分析户口册里记录的家庭关系以连接儿子和父亲。在最初记录中亲属关系被非常精确地记录下来，我们开发的软件可以自动地运算这种连接。一旦我们确定了父子之间的联系，就可以用他们来确定祖父、曾祖父和更远的男性先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个过程也是自动的。一旦建立了谱系，其他资料的处理就可以识别兄弟、堂兄弟、第一代堂兄弟、第二代堂兄弟以及其他亲属并计量他们的特征，不管他们是否在同一个家庭中。

　　基于这种代际连接，我们将户口册中251940条个人记录划分到1051个宗族中。我们规定宗族由这样一些同姓的个人组成：他们的家庭和家族在最早的户口册里被连续地列在一起。家庭或家族在最早的户口册里能够被记录在一起通常是由于他们源于一个先于户口册的共同的男性祖先。证据不仅来源于户口册——相邻的家庭或家族每一代人的名字里都有相同的汉字，也来源于我们的田野工作。对家谱的考察表明户口册里相邻的同姓家庭或家族总是存在亲缘关系。迄今为止，通过连接，我们可以把每个访问过的，在户口册中被精确区分的家族联系在一起。

　　为了进行分析，我们把户口册里的宗族分成小组，即我们之前提到的家族分支。家族分支由户口册里共有一个出现在最早的记录里的男性先祖的人组成，一共有24411个这样的家族分支。由于衰落是普遍的，这些分支很多都很小，仅由一个没有后代的创始者或一个创始者和少数几代子孙组成。因此，按照规模排序，前10％的家族分支占了户口册人口的62.7％，前25％的分支占人口的83.6％，前1／3的分支占了人口的88.8％。

　　户口册分析起来也有一些局限性。首先，它们不记录官方职务以外的职业。如果家庭成员从事的是国家雇员以外的职业，就不会有记录。因为在户口册涵盖的时期内，大都是农村和农业人口，所以还不清楚这个局限性到底多严重。至少到20世纪初，国家的雇佣对于一个非农业收入的村子，很有可能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机会。其次，资料里没有财产的记录，因此也就无从考察土地等家庭财产状况。①

　　（二）回溯性调查

　　过去几年里，在辽宁选择一些农村，对其户口册中所记载人口的当代后裔进行回溯性调查，是我们田野工作的一部分。调查不仅收集被访问者及和他住在一起的家人的资料，而且通过一个代表人的回答，还收集住在村子其他地方或者已经离开村子的远亲的资料。根据被访问者先祖的特点把被访问者和他们的家人与户口册连接起来，通常能够在20世纪刚刚开始的户口册中找到一个曾祖或高祖。在田野工作中，我们还收集和分析了家谱、碑文等与户口册所记载的家族有关的其他资料（Campbell and Lee 2006）。

　　迄今为止，回溯性调查收集并连接了辽宁3个地区12个村子里27个家族、64个家族分支中10329个个人的数据。我们在沈阳农业平原中的5个村子里收集资料。其中几个村子现在已经成为沈阳市的北部郊区，经济上也和沈阳相互依靠和制约。第二个地区是铁岭东部的山区，我们在其中的4个村子收集资料。这些村子在偏远的山谷里，保持了原来的农业经济。第三个地区是海城周围和辽阳，我们在其中的3个村子收集资料。②这些村子也还是农业村。

　　我们在调查中收集个人的基本社会资料和人口统计学数据。人口统计学数据包括如出生、结婚和死亡等重大事件的年份。我们也收集个人、社会成就方面的资料，比如教育程度、职业、政治面貌等。因为依靠代表人来陈述他人的信息，所以会使资料不完整。例如，缺少1／4个人的出生年份。很明显，信息不完整的个人大多是被访问者的远亲，他们已经离开村子。在这样的个案中，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和亲属关系。

　　教育程度要报最高学历，如小学、初中、高中、职高或大学。一些1949年以前出生的人则以文盲或私塾作为区分。为了分析，我们把教育程度转换成相应的受教育的年数，因为这样比较直接。还有一些人在初高中以后接受了某种职业训练，我们在参考相关文献和有相应经验的专家意见后，将其估算成教育年数。

　　对于职业，为便于分析，我们将其转换成一套自创的二分指示变量，以区分具有不同特征的职业群体。为了与户口册里的职业信息进行比较，我们建立了一个二分变量来区分拥有村长、书记、会计或更高的党政职务的人。我们创建的另一个变量来区分其他各种职业，包括卫生、法律、教育，在将来的分析中我们也会利用这些数据。

　　（三）选取分析

　　我们分析的数据是结合历史户口册和当代回溯性调查选取出来的。从回溯性调查中选取的数据由1930—1980年间出生的男性组成。这些人都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2001年我们开始开展回溯性调查之前成年的。一个男性的数据还应该包括他的教育程度和职业等细节。因为要分析代际流动，所以进一步要求有这些人父亲的职业和教育程度的数据。

　　选取的构成是直接的。每一个数据都描述了一个成年男性。一个二分指示变量表明他是生活在当代还是历史时期。约3／4的人来自历史户口，1／4来自当代调查。这么高比例的历史人口用于分析，是因为他们存在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超过了150年，也包括了已经消失的家族分支。

　　我们创建了一个二分指示变量来说明某人是否拥有官方职务。历史人口只要有任何的官方头衔就被认为拥有官方职务，不管这个职务是否有薪水，是否是荣誉的或买来的。按照这个定义，户口册里3％的人有官方职务。当代调查中的人则是当他们是村长、书记、会计或更高的管理和行政官员时，才被认为是拥有官方职务。在当代回溯性调查中，4％稍多的成年男性拥有官方职务。

　　由于历史户口册中的官方职务无法和1949年以后的官方职务直接比较，因此应该把官方职务视为地方社会和政治精英成员的标志，而不是拥有特殊技能和训练的标记。1911年清朝结束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的结构和组织完全变了。不同情况下的官方职务选择标准存在根本差异。户口册中的职务获取显然是依照高层官僚政治程序的准则，多数带薪职务都是有考核标准的。1949年以后，一些标准在官员的任命中仍起着作用，但同时其他一些标准，如政治可靠性和家庭成分也同样重要。

　　我们也创建了一个二分指示变量来识别教育程度高的人。对于历史户口册里的人，我们用科举头衔来识别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科举头衔说明人们参加过一种官方考试，0.4％的成年男性有这样的头衔。回溯性调查中的人，我们用一个变量来识别完整教育的年数。20世纪以前，有官方职务的个案取得科举头衔与1949年以后高于12年教育的个案无法直接比较。因此，我们将其视为一个教育程度分布中上层成员资格的一般标准，而不是拥有技术和能力的指标，从18世纪到现在都是如此。

　　被访问过的家族状况与户口册记录的家族预测状况存在着相当差异，主要原因是被访问家族足够幸运，有足够多的成员存在至今，并被找到和访问。被访问过的家族的先祖与户口册里其他家族的先祖相比，结婚率更高，有更多的儿子，更愿意给儿子们起有身份的名字以及更多人有官方职务和科举头衔。被访问过的家族男性成员在40岁前结婚的比例是户口册中家族男性的1.17倍，同时拥有儿子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20％。此外，前者获取官方职务和科举头衔的机会分别是后者的1.45倍和2倍多。

　　三、方法

　　为了从长时段模式评价变革和延续性，我们应用了三种不同的计量方法。

　　第一种由简单的成就方面的代际相关的计算构成。先进行logistic回归运算，其中的因变量表示一个成年男性是否有官方职务。重要的解释变量包括一个指标来判断他们的父亲是否有官方职务，他们是否生于1950—1980年之间，以及父亲有公职和生于1950—1980年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进行了两个回归计算，一个控制了所居住地区，另一个控制了所居住的村子。

　　父亲取得公职和生于1930—1980年问的个人之间相互影响会显示1949年以后在得到公职方面的代际相关是否发生变化。作为1949年政策的结果，社会流动性增强，父亲得到公职的机会减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期望相互作用的让步比结果小于1.举例来说，作为新政策的结果，如果1949年以后父亲和儿子取得公职机会的相关减半，那么让步比就应该接近0.5.如果1949年后没有变化，让步比就应该接近1.如果1949年后社会流动性降低，父子间成功机会的相关增强，那么让步比的结果就应该大于1，当然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教育程度上也用了同样的程序。我们进行了两个logistic回归计算，其中的因变量表示之前详细定义过的最高学历。其中一个控制了地区，另一个控制了村子。独立价值变量用于识别个人的父亲是否接受了好的教育，其是否出生于1950—1980年之间，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影响。我们限定那些从调查里选取的个人要出生于1950—1980年之间，以确保他们开始和结束教育都是在1949年以后。父亲的教育程度和他们在1950—1980年问出生的儿子的教育程度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同样的情况。结果小于1说明社会流动性加强，结果接近1说明流动性没有变化，结果大于1说明流动性减弱。

　　第二套计量是计算家族分支在20世纪前的成就对个人在20世纪取得成功的机会的影响。这套计量有两个回归分析。第一个是logistic回归，其中的因变量说明一个1930年到1980年之间出生的人是否得到公职，第一解释变量表示他们的家族分支里是否有人在18世纪或19世纪取得公职。大于1的让步比值说明，如果一个人的家族中至少一人在20世纪以前得到过公职，那么他就更容易得到公职。让步比接近1说明两者之间不相关，让步比小于1则说明两者之间为负相关。1949年以后在社会平等上的努力成功地消除了以前的特权家族优势，在此意义上，我们希望让步比的结果是0.如果扭转社会秩序的努力成功地使1949年以前上层地位失去优势，则希望让步比的结果低于1.第二个是1950—1980年间出生者所受教育的年数和他们的家族是否在18世纪和19世纪取得过科举功名之间的线性回归分析。如果一些人的家族成员中在20世纪前至少有一个人取得过科举功名，那么这些人在20世纪也占有优势，那么我们认为这项指标的系数应该是正数。但如果他们在20世纪并没有优势，系数应该在0左右。如果积极抵制以前上层家族的成员并成功地导致了他们在20世纪受教育程度的劣势，系数就应该是负数。

　　第三套计量是通过研究家族地位和家族成就的相关性来估计18世纪到现在社会秩序的变革和延续。我们用家族分支而非家族作为分析的计量单位，是因为家族分支更符合像当代的亲缘组织这样的社会意义上的单位。家族经常包括了同一个村子里的所有居民，由于太大、太分散，因而所牵涉的成员并不太清楚。在田野工作中，我们注意到一个村子里的家族基于一个比较近的先祖的世系可以分成不同的支系，这些支系的特征可能非常不同。家族分支对于个人的意义更接近亲戚网。

　　对于34个在20世纪资料中有足够多成年男性记录的家族分支，我们计算出成功的总体计量标准。对于20世纪以前的家族分支成员，我们计算取得公职的比例、公职的平均收入等。我们设了一个姓名变量，因为我们最近的分析说明姓名实际上和其家族经济地位有关，条件好的家族愿意给儿子起有身份的名字，条件差的家族则相反。对于20世纪的家族分支成员，我们计算1930—1980年间出生的男性成员得到公职的比例，1950—1980年间出生的男性成员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以及这些人受教育的平均年数。然后根据这些标准对每一个家族分支进行了三种排序。其中一种是对所有的家族分支，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比如，对于历史上取得过官方职务，男性成员得到公职比例最高的家族分支排在第一位，其他的分支则依据得到公职比例排序。对于上面提到的其他标准也进行类似的排序。为了估计基于成就标准而定的家族分支排序的长期延续性，我们计算了历史上排序和当代排序的相关性。如果根据家族成就决定的家族分支排序长期延续，历史排序和当代排序的相关性就应该高。如果1949年平等化的努力成功，则相关性应该减弱。如果扭转社会秩序成功，相关就应该是负数。

　　为了计量20世纪受教育和取得公职机会有效性的差异，我们还计算了地区内的排序和村子内的排序，以及他们的相关性。如果地区或村子在20世纪的发展速度很不相同，并且因此得到公职和受教育的机会也产生很大不同，就有可能减弱家族分支的所有排序的相关性，即使他们在地区或村子里的地位没有变化。相反，如果地区或村子在20世纪前就有优势，20世纪又发展很快，机会也最大限度地扩展，就可能提高家族分支在所有排序中的相关性，即使他们在地区或村子里发生了显著变化。

　　四、统计结果

　　（一）父子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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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取得公职方面，代际关联有长期的稳定性。对包括20世纪前的不动产和通过父亲来增加个人获得政治成就机会的模式的统计结果是6.63.这个相关在20世纪里没有变化。与父亲的公职和1930—1980年出生者的公职的相互影响有关的让步比接近1.根据这个统计结果，相互作用没有统计意义。

　　从包括村子里不动产在内的模式中得出的结论也是一样的。一旦控制了村子这个因素，父亲成就的影响就会被减弱一些，这说明至少父子间相关性这个部分与某些村子的居民特别容易取得成功这个趋势有关。父亲在政治上的成功使儿子获得成功的几率增加了4.99.同样，父亲成功的影响在20世纪保持不变，相互影响的让步比就接近l ，如果不是1，则没有统计意义。

　　1949年前后，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代际相关也有相似的延续性。在控制地区因素的情况下，一个有功名的父亲可以使儿子取得功名的几率增加6.55，控制了村子因素时则增加7.09.在20世纪，父亲有高中以上学历对儿子具有高中以上学历机会的影响与父亲受过高等教育和1950—1980年间出生的儿子所受教育之间相互影响的让步比值几乎一样。在两个模式中，相互影响的让步比都接近1.与在20世纪前取得功名相比，在20世纪里接受过12年以上教育更加普遍。推论是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代际相关的分布都很相似，并且不受定义差异的影响。

　　（二）历史上家族分支的成就和当代个人的成就

　　为了研究1949年后在社会秩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只有父子间的相关性没有变化的可能性，我们将注意力从父子间的相关性上转移到家族分支成就的延续性上。家族分支的地位存在延续性。有证据说明20世纪以前就比较成功的家族分支，在1949年以后也更有成就。特别是20世纪以前有成员得到过公职的家族分支，他们在20世纪得到公职的机会就会增加。1930—1980年间出生的人，如果他们的家族中至少有一个人在20世纪前有公职，那么他们得到公职的机会就2倍于只靠自己努力的人。这种延续性意味着某些家族拥有较多水平的社会或文化等无形资产，使他们在政治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很明显，家族分支在教育程度方面也存在长期的延续性。20世纪以前有过功名的家族的成员在1949年以后大多有比较高的学历。控制了所在村子这项因素后，在1950—1980年间出生的人中，至少有一个家族成员在清朝取得过功名，他们比其余的人平均多上学0.63年。根据户口册人口中比较少的功名的记录和拥有较多社会或文化资本的特殊家族，他们在历史上取得功名和在当代受教育的优势和机会得以增加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

　　（三）社会秩序的变革和延续

　　在职业水平和教育程度决定的家族排序中明显存在延续性。如前所述，对于成就的计量分析被限定在34个有足够多当代男性记录的家族分支里。20世纪之前，在科举中取得成功的家族分支，1949年后同样获得了教育和政治的成功。

　　当家族分支在地区内部排序时，他们在20世纪前的政治成就和1949年后的政治成就存在相关。20世纪前的科举成就，对于1949年以后的政治、教育成就，仍然是一个较强的预测值。政治成就方面出现的延续性，说明了20世纪地区间官方职务有效性的变化中的差异抑制了相关性。

　　对于相关度的比较，说明教育程度的长期延续性比政治成就的长期延续性明显。这在意料之中。而且教育成就对文化资本类型的需要受时间和地点影响很少，而1949年政治体系的革命很可能影响了政治成就对社会和文化资本类型的需要。20世纪前基本上依据官方程序委任官职，而1949年以后则依据阶级背景等附加标准。

　　村内排序也存在明显的延续性。20世纪前在政治和教育上最成功的家族分支，在1949年以后也同样成功。那些20世纪前在科举中成功的家族分支，1949年后在教育后代方面也很成功。这样的家族分支，其成员平均多受几年教育。同时，20世纪前政治上成功的家族，1949年以后在政治上更为成功，而且接受了更好的教育。

　　五、结论

　　我们的统计结果说明从18世纪中期到现在，农村社会阶层化模式存在长期的稳定性。根据父子间相关的统计结果，从清朝到1949年以后，父亲的政治地位和教育程度对个人取得成功的影响基本没有变化。尽管1909年以前和1949年以后，职务取得的程序和高等教育的定义根本不同。政治成功和高等教育程度的统计结果显示，父亲的上层身份使个人跻身上层的机会增加5—8倍。

　　同时，家族分支成就的统计结果说明，农村的社会秩序中存在长期延续性。那些在1909年以前至少有一个人有过公职的家族，他们的成员更有可能在1949年以后获得公职。同样1909年以前至少有一个人有过功名的家族，他们的成员教育程度更高。对由教育程度和政治成就决定的家族分支的社会排序的分析，说明清朝和共和国之间存在延续性。那些在1909年以前有公职或功名的比例较高的家族分支，他们的成员在1949年以后接受了更好的教育，也更有可能得到公职。

　　当然，这并不是说1949年后没变化。相关性都不等于1，政治成就的相关性都在0.3—0.4之间，说明家庭的等级顺序发生了改变，这也许是计量政治成就的标准改变的结果。教育程度方面的相关性要高一些，在0.5—0.6之间，但是也说明存在变化。教育成果的相关性比较高可能说明在教育成就中产生优势的文化资本，与在政治成就中产生优势的文化、社会和资金等资本相比，更加容易代代相传。

　　然而我们的分析结果也有一些意外。中国在1949年以后，热切致力于社会和经济平等，在政策上不仅是要消除社会和经济的阶级差异，而且在某些时段还要把这个秩序颠倒过来。但客观事实却是，如果1949年以后提出的某些政策成功了，那么将会同样产生一个以1949年以前的社会阶层为基础的等级体系组织，而不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通过划分家庭成分和以此为依据的区别对待，以前的上层家族和他们的后代变成了一个新的劣势阶级。

　　对这种长期延续性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文化等无形资本可能是优势的主要来源，这种无形资本在家族内部传承，并且几乎不可能通过政策来控制。经济平等通过重新分配财富或者在分配工作和公职时区别对待，可能对思想的传播和家族内部的倾向产生一些影响。对于教育、成功和社会经济进步的强调能够成功传承的家族，也许特别有可能在任何政治、社会或经济环境中取得成功，因为他们更有可能理解规则，接受并最终加以利用。

　　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正如在绪论中提到的，目前还在连接当代的补充资料，并计划从更多的村子中收集资料。随着当代资料的扩充，希望利用它们来比较家族在1949年以后的轨迹，并且判断那些能够抓住始于1979年的市场经济提供的机会而且在最近20年地位显著提高的家族，是否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1909年以前很成功，由于对以前的上层家族区别对待，而在1949—1979年间处于劣势；
第二，1949年以前的普通家族，利用1949—1979年间政策的有利条件获得了政治权力，并在1979年以后成功地将权利投资到经济发展中；
第三，所谓“新生力量”的家族，他们在1909年以前和1949—1979年间都很普通。

　　注释：

　　①我们正在进行的另一个项目是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地区，那里有19世纪晚期的户口册和土地资料，该项目的分析结果应该有助于估计辽宁户口册的局限性。

　　②我们在辽南盖州附近几个村子里收集了家谱、碑文等历史资料，并在那里开展了回溯性调查。同样，我们也在沈阳和铁岭周围的村子收集历史资料，但还没有开始在那里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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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中清，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
康文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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